评述7 教学做合一
教学做合一是本校的校训，我们学校的基础就是立在这五个字上，再也没有一件事比明了这五个字还重要了。说来倒很奇怪，我在本校从来没有演讲过这个题目，同志们也从来没有一个人对这五个字发生过疑问。可是我近来遇了两件事，使我觉得同志中实在还有不明了校训的意义的。一是看见一位指导员的教学做草案里面把活动分成三个方面，叫做教的方面、学的方面、做的方面。这是教学做分家，不是教学做合一。二是看见一位同学在《乡教丛讯》上发表一篇关于晓庄小学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说：“晓庄小学的课外作业就是农事教学做。”在教学做合一的学校的辞典里并没有“课外作业”。课外作业是生活与课程离婚的宣言，也就是教学做离婚的宣言。今年春天洪深先生创办电影演员养成所，招生广告上有采用“教”“学”“做”办法字样。当时我一见这张广告，就觉得洪先生没有十分了解教学做合一。倘使他真正了解，他必定要写“教学做”办法，决不会写作“教”“学”“做”办法。他的误解和我上述的两个误解是相类的。我接连受了这两次刺激，觉得非彻底地、源源本本和大家讨论明白，怕要闹出绝大的误解。思想上发生误解则实际上必定要引起矛盾，所以把这个题目来演讲一次是万不可少的。我自回国之后，看见国内学校里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的情形，就认定有改革之必要。这种情形以大学为最坏。导师叫做教授，大家以被称教授为荣。他的方法叫做教授法，他好像是拿知识来赈济人的。我当时主张以教学法来代替教授法，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务会议席上辩论二小时，不能通过，我也因此不接受教育专修科主任名义。八年[1]，应《时报·教育新思潮》主干蒋梦麟先生之征，撰《教学合一》一文，主张教的方法要根据学的方法。此时苏州师范学校首先赞成采用教学法。继而“五四”事起、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同事无暇坚持，我就把全部课程中之教授法一律改为教学法。这是实现教学合一的起源。后来新学制[2]颁布，我进一步主张：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这是民国十一年的事。教学做合一的理论已经成立了，但是教学做合一之名尚未出现。前年在南开大学演讲时，我仍用教学合一之题，张伯苓先生拟改为学做合一，我于是豁然贯通，直称为教学做合一。去年撰《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时，即将教学做合一之原则做有系统之叙述。我现在要把最近的思想组织起来做进一步之叙述。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为教，学也不成为学。从广义的教育观点看，先生与学生并没有严格的分别。实际上，如果破除成见，六十岁的老翁可以跟六岁的儿童学好些事情。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是我们不知不觉中天天有的现象。因此教学做是合一的。因为一个活动对事说是做，对己说是学，对人说是教。比如种田这件事是要在田里做的，便须在田里学，在田里教。游水也是如此，游水是在水里做的事，便须在水里学，在水里教。再进一步说，关于种稻的讲解，不是为讲解而讲解，乃是为种稻而讲解；关于种稻的看书，不是为看书而看书，乃是为种稻而看书；想把种稻教得好，要讲什么话就讲什么话，要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我们不能说种稻是做，看书是学，讲解是教。为种稻而讲解，讲解也是做；为种稻而看书，看书也是做。这是种稻的教学做合一。一切生活的教学做都要如此，方为一贯。否则教自教，学自学，连做也不是真做了。所以做是学的中心，也是教的中心。“做”既占如此重要的位置，宝山县立师范学校竟把教学做合一改为做学教合一。这是格外有意思的。（第1卷，第105～107页）
本篇系陶行知1927年11月2日在晓庄寅会[3]上所做的演讲词，原载于1928年1月15日《乡教丛讯》第2卷第1期。《乡教丛讯》系中华教育改进社乡村教育同志会会刊，后来同志会与晓庄学校合办此刊。关于“教学做合一”，以后陶行知又补充做了许多说明。
“最好的教育，要想它有效，须是教学做合一；最坏的训练，要想它有效，也是教学做合一。教学做合一，是最有效力的法子。”“教学做合一有两种含义：一是方法，二是生活的说明。在方法方面，它主张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不然，便要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了。在又一方面，这是生活的说明：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乃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工夫，教不成教，学也不成学。一个活动对事说是做，对己说是学，对人说是教。我们不能说种稻是做，看书是学，讲解是教。为种稻而讲解，讲解也是做；为种稻而看书，看书也是做。例如烧饭是做，烧了一次饭得到一种经验而进步便是学；你的进步影响到别人，使得别人也进步，便是教。”（第2卷，第10～11页）在传统的观念里，用手去做才算做。这里陶行知提醒我们，不要机械地理解“做”。
1928年4月，在湘湖教学做讨论会上，徐耀士君提出：“书是准备做的利器，何等重要啦！为什么又有人说读书的人叫‘书呆子’？”陶行知回答说：“书呆子就是读书没有目的的人。我平时尽力劝人不要做书呆子。书是一种工具，只能用，不可读。比如筷子是吃饭的工具，假使我们对于筷子，不晓得拿来用，却对着它‘筷子、筷子’地念，那不是‘筷呆子’了吗？”“只知读书，不会做别的事，便是书呆子，书呆子和只会吃饭的饭桶一个样子。”（第2卷，第14页）
陶行知在1926年11月5日《微音》月刊第29、30期合刊上发表的《我之学校观》一文中说：“学校以生活为中心。一天之内，从早到晚莫非生活，即莫非教育之所在。一人之身，从心到手莫非生活，即莫非教育之所在。一校之内，从厨房到厕所莫非生活，即莫非教育之所在。学校有死的有活的，那以学生全人、全校、全天的生活为中心的，才算是活学校。死学校只专在书本上做工夫。间于二者之间的，可算是不死不活的学校。”（第2卷，第251页）所以，他说：“全部的课程包括了全部生活：一切课程都是生活，一切生活都是课程。”（第2卷，第297页）“在教学做合一的学校的辞典里并没有‘课外作业’。课外作业是生活与课程离婚的宣言，也就是教学做离婚的宣言。”（第1卷，第105页）(https://www.daowen.com)
“教学做合一”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教育领域的应用。陶行知说：“教学做合一是全人类教育历程之真相，无论男女老幼，丝毫没有例外。”（第1卷，第113页）
比利时医生、解剖学家维萨里（A.Vesalius，1514—1564），出身医学世家，大学毕业后执教于意大利的帕多瓦大学。他在校译古罗马医学家盖仑的著作时，发现书中有多处错误，原来盖仑解剖的不是人体，而是猕猴。1543年，维萨里出版了《人体构造》，为人类知识进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哈维（W.Harvey，1578—1657）是英国生理学家，他最大的贡献是发现了血液循环的规律，奠定了近代生理科学发展的基础。他于1616年首次提出血液循环理论，1628年出版了《心血运动论》一书。他在该书序言中写道：“这些知识的确是通过我多年从事的解剖实践观察和研究发现的，而不是仅仅从某书本中得到的。”[4]
关于教学做合一，陶行知做过非常通俗易懂的表述。他说：“从前是先生教，学生学。教师不做，不是真教；学生不做，不是真学。故教而不做，不是先生；学而不做，不是学生。在做上教，才是真教；在做上学，才是真学。真教，才是先生；真学，才是学生。这就是我们主张的‘教学做合一’。”（第11卷，第4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