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述6 生活工具主义之教育
“教育以生活为中心。”这句话已成为今日学校里的口头禅。但是细考实际，教育自教育，生活自生活，依然渺不相关。这是因为什么缘故？我们先前以“老八股”不适用，所以废科举、兴学堂；但是新学办了三十年，依然换汤不换药，费尽力气，不过把“老八股”变成“洋八股”罢了。“老八股”与民众生活无关，“洋八股”依然与民众生活无关。但是新学校何以变成“洋八股”，何以与民众生活无关？其中必有道理。
人的生活，必须有相当工具，才能表现出来。工具充分，才有充分的表现；工具优美，才有优美的表现；工具伟大，才有伟大的表现。“老八股”与“洋八股”虽有新旧之不同，但都是靠着片面的工具来表现的，这片面的工具就是文字与书本。文字与书本只是人生工具之一种。“老八股”与“洋八股”教育拿它当作人生的唯一工具看待，把整个的生活都从这个小孔里表现出来，岂不要把生活剥削得黄皮骨瘦吗？文字、书本，倘能用得得当，还不失为人生工具之一；但是“老八股”与“洋八股”的学生们都不用它们来学“生”，偏偏要用它来学“死”。中国教育所以弄到山穷水尽，没得路走，是因为大家专靠文字、书本做惟一无二的工具，并且把文字、书本这个工具用错了。我们要纠正中国教育，使它适应于中国国民全部生活之需要，第一就须承认文字、书本只是人生工具的一种，此外还有许多工具要运用来透达人生之欲望；第二就须承认我们以前运用文字、书本的方法是错的，以后要把它们用得更加得当些。
现在有一班人，开口就说：西方的物质文明比东方好，东方的精神文明比西方高。这句话初听似乎有理，我实在是百索不得其解。精神与物质接触必定要靠工具。工具愈巧则精神愈能向着物质发挥。工具能达到什么地方即精神能达到什么地方。动物以四肢百体为工具，所以它的精神活动亦以四肢百体的力量所能达到的地方为限。人的特别本领就是不专靠自己的身体为工具。人能发明非身体的工具，制造非身体的工具，应用非身体的工具。文明人与野蛮人的最大分别就是文明人能把这些非身体的工具发明得格外多，制造得格外精巧，运用得格外普遍。有了望远镜，人的精神就能到火星里去游览；有了显微镜，人的精神就能认识那叫人生痨病的不是痨病鬼乃是痨病虫。今年五月七日第一次飞渡大西洋的飞行家林白从德国柏林通电话到美国和他的老母谈话，是精神交通破天荒的成功，也是物质文明破天荒的成功。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是合而为一的。这合而为一的媒介就是工具。教育是什么？教育是教人发明工具、制造工具、运用工具。生活教育教人发明生活工具、制造生活工具、运用生活工具。空谈生活教育是没有用的。真正的生活教育必以生活工具为出发点。没有工具则精神不能发挥，生活无由表现。观察一个国家或一个学校的教育是否合乎实际生活，只需看它有无生活工具。倘使有了，再进一步看它是否充分运用所有的生活工具。教育有无创造力，也只需看它能否发明人生新工具或新人生工具。中国教育已到绝境，千万不要空谈教育，千万不要空谈生活；只有发明工具、制造工具、运用工具是真教育，是真生活。（第1卷，第97～98页）
本篇原载于1927年7月1日《乡教丛讯》第1卷第13期，原题为《工具教育》，作者将此文收入《中国教育改造》时把题目改为《生活工具主义之教育》。
“人的生活，必须有相当工具，才能表现出来。工具充分，才有充分的表现；工具优美，才有优美的表现；工具伟大，才有伟大的表现。”（第1卷，第97页）纵观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发明工具、制造工具、运用工具的历史。锄头、镰刀、斧子、锯子、菜刀、勺子、筷子、望远镜、显微镜、照相机、汽车、火车、轮船、军舰……人类的生活充满各种工具。有了工具，人类才能战胜大自然，从大自然里取得各种资源，为己所用。没有杀虫剂，蝗虫成灾，顷刻间能把万顷稻田吞食；没有显微镜，我们不能发现结核杆菌；没有望远镜，我们不能了解火星、月球、银河系；没有蜡烛、电灯等各种照明设备，人类还在黑暗中度过夜晚。这里特别要提出，书也是一种工具，我们要把书作为生活的助手，在“活用书”上下功夫，而不要“死读书”。衡量教育成败的标准是什么？陶行知提出：“观察一个国家或一个学校的教育是否合乎实际生活，只需看它有无生活工具。倘使有了，再进一步看它是否充分运用所有的生活工具。教育有无创造力，也只需看它是否发明人生新工具或新人生工具。”（第1卷，第98页）这里提到的“是否合乎实际生活”，就是指教育能不能依据实际生活起着推进作用，能否为生活的进步做出贡献。什么是生活？陶行知说：“实际生活，说得明白些便是日常生活。积日为年，积年为终身，实际生活便是人生的一切。分析开来，战胜实际的困难，解决实际的问题，生实际的利，格实际的物，爱实际的人，求实际的衣、食、住、行，回溯实际的既往，改造实际的现在，探测实际的未来。这些事总括起来，虽不敢概括全部人生，但人生除了这些事还有什么？在做这些事上去学、去教，虽不敢说有十分收成，但是教成的与学得的必是真本领。实行这种教育的社会，虽不敢说其进步必一日千里，但是脚踏实地地帮助人类天演历程向上向前运行而无一步落空，那是可以断言的。”（第1卷，第20页）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一味地让学生把文字与书本当作唯一无二的工具，只让学生在文字与书本上下功夫，就是把学生引入“读死书”的死胡同，他们的创造力就会受到摧残、破坏，哪里会有创造与发明？因此，不能空谈教育，也不能空谈生活，应该通过工具的应用把教育与生活结合起来。
1929年1月，陶行知发表《答朱瑞琰之问》，此文是对工具主义之教育的一个重要补充：“耳、目、口、鼻、四肢百体都是要活用的。所以有的事要用耳做，有的事要用眼做，有的事要用嘴做，有的事要用脚做，有的事要用手做，有的事用它们合起来做。中国教育的一个普通的误解是以为：用嘴讲便是教，用耳听便是学，用手便是做。这样不但是误解了做，也误解了学与教了。”“中国教育的第二个普通的误解，便是一提到教育就联想到笔杆和书本，以为教育便是读书、写字，除了读书、写字之外，便不是教育。”（第2卷，第19页）于是以为教育就是教会大家使用笔杆和书本，别的工具就不必学、不必教了。因此产生了一种更大的误解：“中国的教员、学生，实在太迷信书本了。他们以为书本可以耕田、织布、治国、平天下；他们以为要想耕田、织布、治国、平天下，只要读读书就会了。”（第2卷，第19页）书呆子就是这样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