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述33 领导者再教育
平常人对于教育有一种不够正确的了解，以为只有成人教育小孩，上司教育下属，老板教育徒弟，知识分子教育文盲。其实，反过来的教育的行动影响作用，不但是可能，而且是普遍习见的现象，不过很少的人承认它罢了；至于承认它而又能运用它来互相教育，使学问交流起来，以丰富彼此之经验，纠正彼此之看法，推动彼此之进步，那是更少了。但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实在是要看重这种互相教育之现象，并扩大学问交流的效果，加速度地走向共同创造之大道。
中国人受了二千年之专制政治之压迫，几乎每一个人一当了权便会仗权凌人。好像受了婆婆压迫的媳妇，一旦自己做了婆婆便会更加压迫她的媳妇。在中国，几乎每一个有权的人都是一个独裁，有大权的是大独裁，有小权的是小独裁。自主席以至于保甲长，都免不了有独裁的作风。就是我这个区区的校长，也不是例外，常常不知不觉地独断独行，违反了民主的精神。一经别人提醒，才豁然大悟。在一个民主国家里面，做一个独裁校长，是千不该万不该的事情。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过不了多少时候，病又复发了。那只有再接再厉地多想方法，以克服这与民主精神不相容的作风。
民主的时代已经来到。民主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我们对于民主的生活还不习惯。但春天已来，我们必须脱去棉衣，穿上春装。我们必须在民主的新生活中学习民主，不但老百姓要学习民主，大大小小的领袖们都得学习民主。领袖们是已经毕过业了，还要学习吗？不错，还要学习，只有进了棺材才不要学习。他们虽然有些学问，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学过民主，所以还要学习，还要学习民主。他们虽然受过教育，但是没有受过民主教育，所以还要再受教育，再受民主教育，把受过不合民主的教育从生活中肃清掉。
这种再教育应该怎样进行呢？
第一，自己觉得需要再教育。自己觉得既往的习惯不足以应付民主的要求，自己承认在民主的社会里做领袖和在专制的社会里做领袖是有了根本之不同，那么在本人的生活上也必须起根本的变化，才能适应客观之变化。从前，白健生先生有一次和我闲谈“以不变应万变”的道理。我提议在不字下面加一横，意思是“以丕变应万变”。丕变即是大变，我们要在生活上起大的变化，才能应付民主政治所起的大变化。民主政治所起的变化是很大的。例如承认个人之尊严，便不能随便侵犯别人的基本自由；釆用协商批评之方法，便须放弃“我即是”，“朕即真理”；要使人了解你，同时又要使你了解人，便须放弃“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必须虚心下问，集思广益；实行共同创造，便须放弃少数人包办之倾向。我们若深刻感觉到旧习惯不足以应付这种大变化，而又不愿被淘汰，那就一定觉得有再受教育之必要了。
第二，多方学习。自己既已感觉到有再受教育之必要，那就好办了。地位无论大小，只要对于民主的生活感觉到如饥如渴之需要，那不啻是走了一半的路程了。学习方法虽多，总靠自己虚心，随时随地愿听逆耳之言，和颜悦色地欢迎干部和别人的批评，有事先商量而后行，都很重要。民主先贤的传记著作如林肯、哲斐孙、汤佩恩的都能给我们有力的指示。国外民主国之游历，国内民主政治比较进步的地方的参观，都能帮助我们进步。但是，最重要的是在“做”上学，在实行民主上、在发挥民主作风上，学习民主。
第三，我们最伟大的老师。我们最伟大的老师是老百姓，我们最要紧的是跟老百姓学习。我们要叫老百姓教导我们如何为他们服务。我们要钻进老百姓的队伍里去和老百姓共患难，彻底知道老百姓所要除的是什么痛苦，所要造的是什么幸福。
我前些日子写的一首小诗，可供领导人自我再教育之参考：
民之所好好之，
民之所恶恶之；
为人民领导者，
拜人民为老师。
领导者再教育之三部曲是：第一部跟老百姓学；第二部教老百姓进步；第三部引导老百姓共同创造。也只有肯跟老百姓学习的人，才能做老百姓的真正领导者。（第4卷，第512～514页）
《领导者再教育》，原载于1946年3月9日《民主星期刊》第24期。《民主星期刊》在1945年9月中国民主同盟重庆市支部成立时创刊。陶行知时任该支部的宣传部长。
1945年8月14日，日本侵略军无条件投降，但蒋介石发动的内战风声越来越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地掀起了“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自由”的群众运动。在这又一次关系着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时刻，陶行知领导着生活教育社的同仁，发起了席卷全国的民主教育运动。这时的陶行知每天忙于演讲，宣传民主，发动广大人民为消除内战、争取民族前途而奋斗。从民主教育运动以来，陶行知发表了《民主》（1945年11月）、《民主教育》（1945年11月）、《民主教育之普及》（1945年12月）等文，许多民主战士为争取民主而英勇战斗在全国各地，1945年7月11日与15日，两位民主大将李公朴、闻一多先后遭国民党特务暗杀。面对国民党的血腥恐怖，陶行知更加倍地忘我工作，1946年的上半年，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繁忙紧张的时期，仅在五月以来的三十三天里，他就做了八十四次演讲。《领导者再教育》是在繁忙中写的一篇短文。他作为救国会的领导人之一，有多少会务要处理，又要忙于重庆育才的迁校事宜。
《领导者再教育》一文旨在劝诫各级领导，我们是现代人，现代人要有现代的精神支柱，这支柱就是“民主”“民主作风”。
什么是民主？陶行知说：“民主没有深奥的意思，通俗点说，是‘大家有份’。在倒霉的时候是‘有祸同当’，在幸运的时候是‘有福大家享’，在平常的时候是‘大家的事大家谈，大家想，大家干’。”（第4卷，第473页）
什么是民主作风？陶行知提出：“民主作风”至少应该包含这些：
（一）民为贵。人民第一，一切为人民。
（二）天下为公。文化为公，不存心包办，或征为私有。
（三）虚心学习，集思广益，以建立自己的主张。
（四）自己要说话，也让别人说话，最好是大家商量。自己要做事，也让别人做事，最好是大家合作。自己要吃饭，也让别人吃饭，最好是大家有饭吃。自己要安全，也让别人安全，最好是大家平安。自己要长进，也让别人长进，最好是大家共同长进。
（五）民主未得到之前，联合起来以争取民主为己任；人民基本自由得到之后，依据民主原则共同创造，创造新自己，创造新家庭、新学校、新中国、新世界。（第4卷，第525页）
这里核心的思想就是“天下为公”，如陶行知所说：“古人所讲的话而现在还有引导作用的，莫过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第4卷，第488页）
陶行知提出：“民主是中国之起命仙丹。民主能叫四万万五千万老百姓团结成一个巨人。民主能给我们和平，永远消除内战危机。民主好比是政治的盘尼西林，肃清一切中国病。民主又好比是精神的维他命，给我们新的力量，来创造一个自由独立进步的新中国和一个富足平等幸福的新世界。民主第一！人民万岁！”（第4卷，第488页）
有人说，陶行知的这些论述只适合20世纪40年代，这是误解。民主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课题，陶行知关于民主的论述，不仅适合20世纪40年代，也适合今天的中国。例如，一个机关或一个学校，如果缺乏民主精神，或者出现个把“独裁者”，那么这个单位难免出现四分五裂，弄得人人不得安宁，甚至经常发生无谓的“私斗”，有碍事业的发展。民主不仅适于今天，而且人类万万年都需要。
在20世纪40年代，陶行知先生被人们誉为“民主之魂”，成为一个时代人们的精神支柱。他关于民主的论述，在今天仍然是我们做人、做事、治学的指针。陶行知说：“领导一二人，可用豆油灯；领导一二十人，可用火把；领导一国之众及全世界就要太阳，至少要月亮那样大的光明。统而言之，无论领导多少人，总是要拿着真理之光，照着人向那正确道路走去。如果领导的人把火熄了，或把跟随的人的眼睛闭了看不见光，或者甚至把他们的嘴也封起来了，连路上遇着危险也不能喊，那领导的人们不但是费力不讨好，而且大家在半途上难免会出岔子。”（第4卷，第453～454页）这是多么诚挚的忠告！民主就是照亮人们前进的灯塔。真正肯拜人民为师的领导，必定是一个民主的领导，这不仅能发挥大众的积极性、创造性，而且人民大众也是大大小小领导的最好监护人。大众会告诉你怎样做人，怎样带领大家为社会服务、为国家做贡献，永远不致使你迷失方向。领导与人民群众是血与肉的关系，不可分离；领导来自人民，又接受着人民的哺育、监督，如果领导脱离人民，就如同肉与血的分离，失去了哺育他、监督他的人民，那么他逐渐地要走向衰亡，这是一个必然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