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

19世纪30年代，中国的大众普及教育任重而道远。当时的国情是，既是人口大国，又是文盲遍地。这种落后的状态严重地影响着民族的进步。当时中国有三亿多文盲，用传统的方法普及教育，浙江要400年，杭州要150年。陶行知做了详尽的社会调查，在《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第3卷，第205～232页）中提出，中国普及教育要攻破27道大难关：先生关、娘子关、买卖关、衰老关、饭碗关、孤鸦关、瓜分关、课本关、纸笔关、灯油关、调查关、短命关、学校关、文字关、残废关、拉夫关、大菜关、实验关、城乡关、划一关、会考关、偏枯关、多生关、守旧关、自由关、不平关、天命关。这27道大难关，真正的困难是先生关、学校关。在普及教育中，陶行知发明了“小先生制”和新的教育机构“工学团”，顺利地攻破了先生关、学校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普及教育不是一件小事。普及教育每推进一步，抗日力量便大幅提升。陶行知从事的普及教育不单是文字符号的普及，还要普及救国的道理与科学知识，是全民素质的提高；也不是一两个月的短命教育，而是要打造永久性的终身教育。

陶行知在实践中找到了解决这27道困难的办法：

1.采取“小先生制”；(https://www.daowen.com)

2.普遍建立“工学团”。

第一个工学团是山海工学团，位于上海与宝山县交界处，故定名为“山海实验乡村学校”。至1933年底，山海工学团已有一万名小先生活跃在市郊。至1934年底，小先生已攻进23个省市。

小先生与工学团是普及教育的伟大创举。小先生充分体现了小孩子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工学团把工、学、团有机联系起来，“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已保生”，充分表明了新教育观念旨在造就一种新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