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述28 普及什么教育
这些年来教育是给镇江醋浸透了。一提起教育两个字就觉得酸溜溜的，谁也不愿把它普及。的确，教育是成了少爷、小姐、政客、书呆子的专用品。它是少爷的手杖，小姐的钻戒、政客升官的梯子、书呆子的轮回麻醉的乌烟[1]。如果把这种教育普及出去，中华民国简直要成为一个中华少爷国、中华小姐国、中华政客国、中华书呆国。更加确切些，简直要成为一个中华少爷小姐政客书呆共和国，真要不打而自倒了。所以我们开始必得声明，我们所要普及的，不是少爷教育，不是小姐教育，不是政客教育，不是书呆子教育。我们所要普及的是：自动工学团。什么叫做自动？自动是大众自己干，小孩自己干。自动教育是教大众自己干，教小孩自己干，不是替代大众、小孩干。
什么叫做工学团？工是工作，学是科学，团是团体。说得清楚些是：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说得更清楚些是：以大众的工作，养活大众的生命；以大众的科学，明了大众的生命；以大众的团体的力量，保护大众的生命。工学团是一个小工场、一个小学校、一个小社会。在这里面是包含着生产的意义，长进的意义，平等互助、自卫卫人的意义。它是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产生一个富有生活力的新细胞。
工学团可大可小，从几个人的家庭、店铺，几十个人的学校，几百个人的村庄、监狱，几千人的工厂，几万人的军队，都可造成一个富有意义的工学团。
团不是一个机关，不是一个工学的机关。假使它只是一个工学的机关，那便成了一个半工半读的改良学校而不是工学团。团是团体，是力的凝结、力的组织、力的集中、力的共同发挥。（第3卷，第102～103页）
本篇原载于1934年2月16日《生活教育》第1卷第1期，后收入陶行知的《普及教育》（1934年10月中华儿童书局出版）一书中。
“工学团”是陶行知在20世纪30年代初开展普及教育运动时产生的一种教育思想。其要点是：劳苦大众不能丢掉饭碗去读书识字；劳苦大众的普及教育也不能仅仅是读书识字，还要读书明理，了解人生一切；读了书要有利于生活的提高，使个人能谋生，以利于社会之进步。传统的普及教育通常也称为“扫盲运动”，是一种几个月的“短命教育”。早在平教时期，陶行知曾说过：“村民本身需要什么教育？平民教育促进会的答案是：一、消除文盲；二、普及农业科学；三、培植公民资格。”（第2卷，第283页）
陶行知指出：“具有数百年传统的错误教育观念是我们的障碍。用旧观念来看，教育就是读书。”（第6卷，第283页）“中国的传统教育似乎创造了两种怪人。”（第6卷，第284页）一种是只用脑不用手的头大手小的读书人，一种是失去求学的机会而成为手大脑小的劳苦大众。“生活教育运动的目的，在于使这两种怪人恢复正常生活。我们要唤醒读书人，伸出手来干活；唤醒广大人民群众，学点知识好思考。”（第6卷，第284页）“真正的教育必须有助于造就能思索、能建设的人。我们需要的教育，要能造就会用脑指挥手、手开动脑的人。”（第6卷，第284页）。
“手脑相长的原则，逐步发展形成了‘工学团’的概念。‘工学团’似乎是个奇怪的术语，但它阐明了新教育的内容、方法及组织形式：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把教育的全部内容讲得清清楚楚。而且，工、学、团的方法决定了教育的方法，教育不再是纯学术性的了。最后，该术语表明了组织的性质。它比‘学校’包含更丰富的内容，因为按传统观念来说，学校传授科学知识呱呱叫，但学生几乎没有机会劳动及合作。该术语甚至比‘合作社’更合适。‘合作社’除眼前的经济需要以外，不够注意人类生活的其他方面。”（第6卷，第285页）
1932年夏，陶行知在《对于乡村教育的一个新建议——乡村工学团之试验》一文中说：“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要想起死回生，整个的民族须以最敏捷的手段，实施下列六大训练：（一）普遍的军事训练；（二）普遍的生产训练；（三）普遍的科学训练；（四）普遍的识字训练；（五）普遍的民权训练；（六）普遍的人种改造训练。”（第3卷，第422页）在乡村普遍建立工学团，来推动这六大训练以造就一个伟大的民族。陶行知指出乡村工学团与传统方法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传统的方法是学校与社会隔离、生活与教育分家、师生界限分得太严，先生教而不做、学生学而不做，教劳心者不劳力、不教劳力者劳心，教人先费几年，把知识装满了再去行，只教少数人升官发财。工学团采取的方法是主张“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主张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七十二行都可以做先生；主张“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主张“行是知之始”；主张与大众共甘苦，同休戚，为争取中华民族之解放而共同奋斗。（第3卷，第423页）
1933年3月，陶行知提出：“学校宜改称工学团，工为生产，学是学习，团乃集团生活。先生宜改称工师，意即教人做工之师也，观念既改，职业教育，乃有新希望。”（第11卷，第457页）
为什么“学校宜改称工学团”呢？陶行知在《古庙敲钟录》里这样解释：“呆板地办工场、呆板地办学校、呆板地干社会工作都没有意思！因为这样的干是割裂人生，使活的细胞解体，所以办的人个个弄得焦头烂额，找不着出路。刽子手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呀？你若是办一个工场，如果你同时注意工人之长进的机会和平等互助的关系，便立刻变成一个有意义的工场了。你若是办一个学校，如果你同时注意到师生之间之生产的机会与平等互助的关系，便立刻变成一个有意义的学校了。你若是在改造一个社会，如果你同时注意到各分子之生产与长进的机会，便立刻变为一个有意义的社会了。……名字之改变究属形式。如果办一种事业是含有这三种意义，那末就称它为学校也可，称它为工场也可，称它为社会也可。倘使没有把这三种意义打成一片，虽是挂着工学团的招牌，便不啻是挂了羊头卖狗肉。”“凡是较有永久性之集团，若没有工学团的意义包含在内，便变成了枯燥的生活而流于衰老。任何一种集团都不能呆板地办。”（第3卷，第77页）“中华民族之新生命是在工学团的种子里潜伏着。”（第3卷，第78页）“一般办学校的是抱着书本而忘了人生；一般办工厂的是抱着黄金而忘了人生；一般社会运动者是抱着标语而忘了人生。从这样改到那样，从那样改到这样，若忽略了人生的大前提，都会使你失望。我们的工学团只是以人生为大前提，在我们的心目中，人生是超过一切。因为要培养合理的人生，所以反对学校、工厂及一切忽略人生之组织，而要创造出一种富有人生意义的工学团。”“千万不可忘了‘培养合理的人生’乃是我们真正的宗旨。”（第3卷，第85页）
晓庄学校学生戴伯韬（1907—1981）在《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一书中，回忆了陶行知关于“工学团”的说明。“我又想通一个问题了，我打算办工学团。什么叫做工学团呢？工就是做工。工以养生，就是教人民大众生产劳动来养活自己，不游荡闲散，依靠别人。学就是科学。学以明生，就是教导人民大众研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则明了自己为什么受苦受难，被人欺负压迫，如何才能求得出路；一则用自然科学来增加生产和破除迷信。团就是团结，就是团体。团以保生，这个意思就是教人民大众团结起来，结成坚固的团体，来保卫自己的生存权利，如果有什么混账王八蛋来欺负压迫老百姓，咱们老百姓就起来和他干——啊！此刻，我想到人民大众需要五种教育，科学教育、劳动教育、文化教育、艺术教育而外，还必须加一门武装自卫教育。有了它，人民才可以抵御一切侵犯者。因此，我们坚持人民应该自动武装起来保卫国土和家乡的主张！”（第11卷，第442页）
工学团是怎样办起来的？1934年12月，陶行知在安徽大学演讲时回忆说：“两年前，我流浪在上海，跟随我的几个学生，也是穷光蛋，穷又不安分，还想办点教育。于是四个人背了留声机器，带了一点药，到宝山去，把留声机一开，乡下人就大家出来，听洋人哈哈笑，高兴得很。慢慢问他们有没有病，有病我这里有药，头痛送他一点阿斯匹林，打摆子就请他吃金鸡纳霜结了感情，山海工学团就如此办起来了。”（第3卷，第538页）“说它是学校，它有工与团，不像学校；说它是工厂，它有学与团，不像工厂；说它是民团，它有工与学，不像民团。所以，工学团可以称为‘三不像’。四个穷光蛋，挂的一块大招牌是‘来者不拒’，来一个收一个，来两个收一双。后来来了两百人，随后增至三百人，真有点吃不消。正如面包夹火腿，打在夹板中间，招牌既不能下，法子又想不出来，我们就在这里头打滚。有一天，看见一个小孩子教四五十个小孩子做箭，教得极好。我看了半个钟头，非常高兴，觉得这块招牌可以不下了，另外还能添上一块招牌‘不能来者送上门去’。小孩子能做小先生，他们是负着把教育送上门去的责任，他们把教育送到牛背上去，送到山上去。这种方法，不是从书本中得来的，不是从头脑中想出来的，不是从听讲演学来的，乃是从行动中产生的。”（第3卷，第539页）当时，陶行知和几个学生，选定了沪太路（从上海到太仓的公路）旁、上海与宝山县交界的孟家木桥做工学团校址，故称山海工学团。
有人说，陶行知教育思想过于理想化。陶行知说：“一个诗人或学问家，首先要高瞻远瞩，认清前人所走过的道路。也就是说，总结和清理前人的经验是艺术创作或学术研究的起点。第二步，要覃思苦虑，孜孜以求，犹如热恋中的情人，热切地、不惜一切地追求着所思。只有这样，才能一朝顿悟，发前人未发之秘，辟前人未辟之境，在艺术上或学术上做出独创性的贡献，犹如在灯如海、人如潮的灯节之夜，千追百寻终于找到了朝思暮想的心上人一样。”（第11卷，第436页）我们今天就是要总结前人的经验，孜孜以寻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