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述3 读书与用书
（一）三种人的生活
中国有三种人：书呆子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工人、农人、苦力、伙计是做死工、死做工、做工死；少爷、小姐、太太、老爷是享死福、死享福、享福死。
（二）三帖药
书呆子要动动手，把那呆头呆脑的样子改过来，你们要吃一帖“手化脑”才会好。我劝你们少读一点书，否则在脑里要长“痞块”咧。工人、农人、苦力、伙计要读一点书，吃一帖“脑化手”，否则是一辈子要“劳而不获”。少爷、小姐、太太、老爷！你们是快乐死了。好，愿意死就快快地死掉吧。我代你们挖坟墓。倘使不愿意死，就得把手套解掉，把高跟鞋脱掉，把那享现成福的念头打断，把手儿、头脑儿拿出来服侍大众并为大众打算。药在你们自己的身上，我开不出别的药方来。
（三）读书人与吃饭人
与读书连成一气的有“读书人”一个名词。假使书是应该读的，便应使人人有书读；绝不能单使一部分的人有书读叫做读书人，又一部分的人无书读叫做不读书人。比如饭是必须吃的，便应使人人有饭吃；绝不能使一部分的人有饭吃叫做吃饭人，又一部分的人无饭吃叫做不吃饭人。另一面看，只知道吃饭，不成为饭桶了吗？只知道读书，别的事一点也不会做，不成为一个活书架了吗？
（四）吃书与用书
有些人叫做蛀书虫。他们把书儿当作糖吃，甚至于当作大烟吃，吃糖是没有人反对，但是整天地吃糖，不要变成一个糖菩萨了吗？何况是连日带夜地抽大烟，怪不得中国的文人，几乎个个黄皮骨瘦，好像鸦片烟鬼一样。我们不能否认，中国是吃书的人多，用书的人少。现在要换一换方针才行。
书只是一种工具，和锯子、锄头一样，都是给人用的。我们与其说“读书”，不如说“用书”。书里有真知识和伪知识。读它一辈子不能分辨它的真假；可是用它一下，书的本来面目便显了出来，真的便用得出去，假的便用不出去。
农人要用书，工人要用书，商人要用书，兵士要用书，医生要用书，画家要用书，教师要用书，唱歌的要用书，做戏的要用书，三百六十行，行行要用书。行行都成了用书的人，真知识才愈益普及、愈易发现了。书是三百六十行之公物，不是读书人所能据为私有的。等到三百六十行都是用书人，读书的专利便完全打破，读书人除非改行，便不能混饭吃了。好，我们把我们所要的书找出来用吧。
用书如用刀，
不快就要磨。
呆磨不切菜，
何以见婆婆。
（五）书不可尽信
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在书里没有上过大当的人，决不能说出这一句话来。连字典有时也不可以太相信。第五十一期的《论语》（注：文艺半月刊，1936年创立于上海，林语堂主编。）的《半月要闻》内有这样一条：
据二卷十二期《图书评论》载：《王云五大辞典》将汤玉麟之承德归入察哈尔，张家口“收回”入河北，瀛台移入“故宫太液池”，雨花台移入南京“城内”，大明湖移出“历城县西北”。
我叫小孩子们查一查《王云五大辞典》，究竟是不是这样，小孩子的报告是，《王云五大辞典》真的弄错了。只有一条不能断定，南京有内城、外城，雨花台是在内城之外，但是否在外城之内，因家中无志书，回答不出。总之，书不可尽信，连字典也不可尽信。
（六）戴东原的故事
书既不可以全信，那末，应当怀疑的地方就得问。学非问不明。戴东原先生在这一点上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引导。东原先生十岁才能开口讲话。《大学》有《经》一章，《传》十章。有一条注释说这一章《经》是孔子的话，由曾子（注：曾参。）写的；那十章《传》是曾子之意，由他的门徒记下来的。东原先生问塾师怎样知道是如此。塾师说，朱文公（夫子）是这样注的。他问朱文公是何时人。塾师说是宋朝人。他又问孔子和曾子是何时人。塾师说是周朝人。“周朝离宋朝有多少年代？”“差不多是二千年了。”“那末，朱文公怎样能知道呢？”塾师答不出，赞叹了一声说：“这真是个非常的小孩子呀！”
（七）王冕的故事
王冕十岁时，母亲叫他到面前说：“儿啊！不是我有心耽误你，只因你父亲死后，我一个寡妇人家，年岁不好，柴米又贵，这几件旧衣服和些旧家伙都当卖了。只靠着我做些针线生活寻来的钱，如何供得你读书？如今没奈何，把你雇到隔壁人家放牛，每月可得几钱银子，你又有现成饭吃，只在明天就要去了。”王冕说：“娘说的是。我在学堂里坐着，心里也闷，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要读书，依旧可以带几本去读。”王冕自此只在秦家放牛。……每日点心钱也不用掉，聚到一两个月，偷空走到村学堂里，见那学堂的书客，就买几本旧书，逐日把牛栓了，坐在柳荫树下看。
现在学校教育是对穷孩子封锁，有钱、有闲、有面子才有书念。我们穷人就不要求学吗？不，社会就是我们的大学。关在门外的穷孩子，我们踏着王冕的脚迹来攀上知识的高塔吧。（第3卷，第515～518页）
本篇原载于1934年11月10日《读书生活》第一卷第一期。《读书生活》为李公朴主编。关于怎样医治书呆子，早在南京安徽公学时期，陶行知即写了下面的诗：
贺安徽中学十周年
大事不好了，
黄帝子孙今病倒。
书呆软手又软脚；
田呆笨头复笨脑。
强盗进门怕抵抗，
张开大嘴会吵闹。
不要吵，
不要闹，
呆子会医呆子病，
我校仙丹炼好了，
一丸叫做脑化手，
一丸叫做手化脑。
呆子吃下呆气消，
手脑相长永不老。
十年生聚十年教，
再过十年该好了。
（第7卷，第120页）
安徽中学是陶行知任南京学生联合会顾问时，在南京安徽会馆创办的一所学校，又叫安徽公学。该校创办于1923年9月，由陶行知、姚文采创办，1928年立案时改名为安徽中学，设初高中两部，陶行知、姚文采先后任校长。今南京市第六中学校园内有“行知馆”以为纪念。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读书大国。读书人凭着读书，有的做政客，有的当教师，等等。却很少有人通过读书，继承前人的经验，进一步去研究大自然，研究生产，即使有，也是凤毛麟角。为何会这样呢？自隋朝以来，科举制度是中国历代统治者的选官制度，通过严格的层层考试筛选出能效忠统治阶级的人才。这种选官考试制度，使学校失去了独立性而完全成了科举考试的辅导机构。所以，中国人对读书产生了误解，认为读书就是为了做官。1905年，清政府宣布正式废除科举制度。从此，中国人的读书观念开始逐步发生转变。
在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中，“书只是一种工具，和锯子、锄头一样，都是给人用的。我们与其说‘读书’，不如说‘用书’。书里有真知识和伪知识。读它一辈子不能分辨它的真假；可是用它一下，书的本来面目便显了出来，真的便用得出去，假的便用不出去”（第3卷，第516页）。这就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在实践中用书，才能检验书中知识的真假，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发展真理。否则，长年累月地呆读，不会有什么新发现。
陶行知说：“死学校只专在书本上做功夫。”（第2卷，第251页）“真正的教育，必须使学者和人民万物亲近。与人民亲近是‘做人’的第一步，与万物亲近是‘格物’的大门口。专在书本上学‘做人’‘格物’的道理，究显隔膜。所以我们要把汗牛充栋的书本移在两旁，做我们生活的助手，不可使他们立在中央，把我们和人民、万物的关系离间掉。”（第2卷，第360页）人们只有在实际生活中才能获得这样的真知灼见。“书本子的东西，不过告诉你别人得来的知识。”（第3卷，第447页）如果满足于书本的知识，就一无所获，因为你不去行动，就没有自己的经验做根，也难理解别人的经验。既无自己的经验，哪里会有新的发现？在陶行知看来，书本可以帮助我们继承前人的经验以了解过去的知识，但不能呆读。如果呆读就失去了读书的根本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书本可以帮助人类进步；如果呆读，书本就会害人，造就一无所能的书呆子。陶行知批评说：“具有数百年传统的错误教育观念是我们的障碍。用旧念来看，教育就是读书，学者被称为‘读书人’，意思是读书的人。”（第6卷，第283页）“中国的教员、学生，实在太迷信书本了。他们以为书本可以耕田、织布、治国、平天下；他们以为要想耕田、织布、治国、平天下，只要读读书就会了。”（第2卷，第19页）在这样的错误观念下，便造就了许多只知不做的“读书人”。“我们不排斥书本，但决不允许书本做狄克推多[3]，更不许它与‘做’脱离关系，而成为所谓‘教学’之神秘物。”（第2卷，第20页）这就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对“读书”的认识与态度。
人人都来做用书人。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是大文豪高尔基的一句名言。生活教育理论反对“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反对造就只读书而不会做事的书呆子，目的无非是要大家都来做用书人，让书做我们的助手，引导我们去探寻真理、为人类造福。
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句话的含义是很精深的。书里讲的知识有真有假，即使是一本好书，也未必句句都是金科玉律。何况适于彼一时的书未必适于此一时。所以读书就有很多讲究，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实践中用书。这里包含了读活书、用活书的意思。比如，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寻求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很多大科学家、大发明家都是长年累月在科学实践的探索中才有惊人的创造。如果他们尽信书，就不必去探索什么，哪里会有发明创造？在传统的错误教育观念中，还有人误以为“读书与求知是一件事”（第3卷，第293页），这不仅是坐井观天，而且也绝了创新创造之路。以为书本是一切知识的来源，无疑是要求前人把所有真理都写到书上，供子孙后代享用无穷。这是迷信书的心理。或者说，书呆子为书所役，而且对生活缺乏敏感。
天文学家哥白尼曾上过三所大学，学过医学、数学、物理、天文，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他在研究古希腊哲学和天文学著作时，了解到古希腊人曾有过地球绕太阳的猜想，便立志终生从事天文观测与推算，后来创立日心说。这是活用书的典范。
我们求学为了什么？为了探求真理，掌握探求真理的方法。不可以尽信书，也不可以呆读书。陶行知提倡“学非问不明”（第3卷，第517页）。他曾提到过孔子的每事问，赞扬这种精神说：“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人力胜天工，只在每事问。”（第7卷，第49页）你去思考，有了问题，再去探究，这是知识进化的一般规律。
综观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核心就是解决知行问题。所以，怎样读书就成了头等重要的问题。“书是一种工具，只可看，只可用。看也是为着用，为着解决问题，断不可以呆读。认清这一点，书是最好的东西，有好书，我们就受用无穷了。”（第4卷，第252页）可以说，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也是一部读书指导。
关于读书与读书人（用书人），陶行知写过的文章，除了本篇外，还有《新旧时代之学生》（第2卷，第123页）、《大众读书谈》（第3卷，第303页）、《说书》（第4卷，第252页）等。此外还有许多关于读书的论述散见于其他论著或演讲中。
有一种对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的片面理解，认为生活教育理论反对读书，只提倡“做”。这是极大的误解。陶行知反对“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提倡“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提倡“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手脑并用”，提倡“行动的教育”，反对束缚人们手脑和行动自由的教育。所有这些，不是陶行知主观臆想出来的，而是在中国教育改造的实践中总结提炼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