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述35 创造宣言
创造主未完成之工作，让我们接过来，继续创造。
宗教家创造出神来供自己崇拜。最高的造出上帝，其次造出英雄之神，再其次造出财神、土地公、土地婆来供自己崇拜。省事者把别人创造的现成之神来崇拜。
恋爱无上主义者造出爱人来崇拜。笨人借恋爱之名把爱人造成丑恶无耻的荡妇来糟蹋，糟蹋爱人者不是奉行恋爱无上主义，而是奉行万恶无底主义的魔鬼，因为他把爱人造成魔鬼婆。
美术家如罗丹，是一面造石像，一面崇拜自己的创造。
教育者不是造神，不是造石像，不是造爱人。他们所要创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真善美的活人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石像，是我们的爱人。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的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说得正确些，先生创造学生，学生也创造先生，学生先生合作而创造出值得彼此崇拜之活人。倘若创造出丑恶的活人，不但是所塑之像失败，亦是合作塑像者之失败。倘若活人之塑像是由于集体的创造，而不是个人的创造，那么这成功失败也是属于集体而不是仅仅属于个人。在一个集体当中，每一个活人之塑像，是这个人来一刀，那个人来一刀，有时是万刀齐发。倘使刀法不合于交响曲之节奏，那便处处是伤痕，而难以成为真善美之活塑像。在刀法之交响中，投入一丝一毫的杂声，都是中伤整个的和谐。
教育者也要创造值得自己崇拜之创造理论和创造技术。活人的塑像和大理石的塑像有一点不同，刀法如果用得不对，可以万像同毁；刀法如果用得对，则一笔下去，万龙点睛。
有人说：环境太平凡了，不能创造。平凡无过于一张白纸，八大山人[4]挥毫画他几笔，便成为一幅名贵的杰作。平凡也无过于一块石头，到了飞帝亚斯、米开朗基罗的手里可以成为不朽的塑像。
有人说：生活太单调了，不能创造。单调无过于坐监牢，但是就是在监牢中，产生了《易经》之卦辞[5]，产生了《正气歌》[6]，产生了苏联的国歌[7]，产生了《尼赫鲁自传》。单调也无过于沙漠了，而雷塞布（Lesseps）竟能在沙漠中造成苏彝士运河[8]，把地中海与红海贯通起来。单调又无过于开肉包铺子，而竟在这里面，产生了平凡而伟大的平老静。
可见平凡单调，只是懒惰者之遁辞。既已不平凡不单调了，又何需乎创造？我们是要在平凡上造出不平凡，在单调上造出不单调。
有人说：年纪太小，不能创造，见着幼年研究生之名而哈哈大笑。但是当你把莫扎尔特，爱迪生及冲破父亲数学层层封锁之帕斯加尔（Pascal）幼年研究生活翻给他看，他又只好哑口无言了。
有人说：我是太无能了，不能创造。但是鲁钝的曾参，传了孔子的道统。不识字的惠能，传了黄梅的教义。惠能说：“下下人有上上智。”我们岂可以自暴自弃呀？！可见无能也是借口。蚕吃桑叶，尚能吐丝，难道我们天天吃白米饭，除造粪之外，便一无贡献吗？
有人说：山穷水尽，走投无路，陷入绝境，等死而已，不能创造。但是遭遇八十一难的玄奘，毕竟取得佛经；粮水断绝、众叛亲离之哥伦布，毕竟发现了美洲；冻饿病三重压迫下之莫扎尔特，毕竟写出了《安魂曲》。绝望是懦夫的幻想。歌德说：没有勇气一切都完。是的，生路是要勇气探出来、走出来、造出来的。这只是一半真理；当英雄无用武之地，他除了大无畏之斧，还得有智慧之剑、金刚之信念与意志，才能开出一条出路。古语说，穷则变，变则通，要有智慧才知道怎样变得通，要有大无畏之精神及金刚之信念与意志才变得过来。
所以，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让我们至少走两步退一步，向着创造之路迈进吧。
像屋檐水一样，一点一滴，滴穿阶沿石。点滴的创造固不如整体的创造，但不要轻视点滴的创造而不为，呆望着大创造从天而降。
东山的樵夫把东山的茅草割光了，上泰山割茅草，泰山给他的第一个印象是：茅草没有东山多。泰山上的“经石峪”“无字碑”“六贤祠”“玉皇顶”……大自然雕刻的奇峰、怪石、瀑布，豢养的飞禽、走兽、小虫和几千年来农人为后代种植的大树，于他无用，都等于没有看见。至于那种登泰山而小天下之境界，也因急于割茅草而看不出来。他每次上山拉一堆屎，下山撒一抛尿，挑一担茅草回家。尿和屎是他对泰山的贡献，茅草是他从泰山得到的收获。茅草是平凡之草，而泰山所给他的又只有这平凡之草，而且没有东山多，所以他断定泰山是一座平凡之山，而且从割草的观点看，比东山还平凡，便说了一声“泰山没有东山好”。茅草中有一棵好像是先知先觉的树苗，听他说“泰山没有东山好”，想到自己老是站在寸土之中，终年被茅草包围着，陡然觉得平凡、单调、烦闷、动摇，幻想换换环境。一根树苗如此想，二根树苗如此想，三根树苗如此想，久而久之成趋向；便接二连三地，一天一天地，听到有树苗对樵夫说：“老人家，你愿意带我到东山去玩一玩么？”樵夫总是随手一拔，把它们一根一根地和茅草捆在一起，挑到东山给他的老太婆烧锅去了。我们只能在樵夫的茅草房的烟囱，偶尔看见冒出几缕黑烟，谁能分得出哪一缕是树苗的，哪一缕是茅草的化身？
割草的也可以一变而成为种树的老农，如果他肯迎接创造之神住在他的心里。我承认就是东山樵夫也有些微的创造作用——为泰山剃头理发，只是我们希望不要把我们的鼻子或眉毛剃掉。
创造之神！你回来呀！你所栽培的树苗是有了幻想，樵夫拿着雪亮的镰刀天天来，甚至常常来到树苗的美梦里。你不能放弃你的责任。只要你肯回来，我们愿意把一切——我们的汗、我们的血、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都献给你。当你看见满山的树苗在你监护之下，得到我们的汗、血、心、生命的灌溉，一根一根地都长成参天的大树，你不高兴吗？创造之神！你回来呀！只有你回来，才能保证参天大树之长成。
罗丹说：“恶是枯干。”汗干了，血干了，热情干了，僵了，死了，死人才无意于创造。只要有一滴汗、一滴血、一滴热情，便是创造之神所爱住的行宫，就能开创造之花，结创造之果，繁殖创造之森林。
三十二年十月十三日(https://www.daowen.com)
写于凤凰山
（第4卷，第3～7页）
陶行知的《创造宣言》写于1943年10月13日，在1943年10月15日下午向育才指导会宣读，16日早晨在朝会上向全体同学宣读，当晚12时，方与严主持的《创造壁报》全文刊出。1943年11月25日，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发表《创造宣言》。
这是一篇中国教育的创造宣言。
育才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的试验学校，十分重视孩子创造力的培养和发挥。整个育才充满了创造氛围。在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育才学校陷入极度的困境。6月20日到7月20日，育才师生开展“创造月”活动，自己动手造舞台、游泳池、自然科学馆、历史地理陈列馆、艺术馆等。8月1日，陶行知总结了“创造月”的经验，并宣布“创造年”开始。9月1日，陶行知在开学典礼上演讲《幼年研究生之培养》，写下《创造年献诗》（第4卷，第8页），这时的育才师生非常活跃。1942年进入高潮，9月，陶行知作《育才合唱团诗》：“我们是真理的歌者！”“要唱出新中国，唱出新世界！”10月，音乐组举办音乐会后，陶行知说：“已把创造之神迎接回来了！”在文学组诗歌朗诵会上，陶行知说：“诗的晚会已把创造之神留住了。”育才的创造精神渗入到了每个人的血液里。
教育者要创造什么人？他们所要创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在这个创造的过程中，“先生创造学生，学生也创造先生，学生先生合作而创造出值得彼此崇拜之活人”（第4卷，第3页）。陶行知从来主张师生“共学、共事、共修养的方法，是真正的教育”（第1卷，第35页）。为了教好学生，自己就要学好；学生愈长进，教师也就必须更长进，这就是“以教人者教己”，或者说是“为教而学”。（第1卷，第112页）学生进步得愈快，愈能催促教师努力进修。为了教好学生，教师必须改进他的教育教学方法，便要读点教育教学法之类的书，但这些书不可死读，最好是读活书，从学生那里得来的活知识是活书。世界上最好的教育教学法不是从书上得来的，而是从学生身上得来的。
究竟什么是创造？
无意创造的人总会找到各种遁辞，如环境太平凡了，生活太单调了，年纪太小了，自己太无能了，山穷水尽、陷入绝境、不能创造，等等。《创造宣言》告诉我们，“我们是要在平凡上造出不平凡，在单调上造出不单调”。是什么使玄奘、哥伦布获得成功？科学上的重大发现和创造，哪一项不经历千辛万苦？爱迪生为了寻找有效的灯泡灯丝，曾用矿物做了一千六百次试验，检查过六千种植物；他发明的镍铁蓄电池是五万次试验之结果。（第2卷，第94页）陶行知说得更清楚些，把创造（过程、特征）归结为八个字：勇气、智慧、信念、意志。说得详细点：“生路是要勇气探出来、走出来、造出来的。这只是一半真理；当英雄无用武之地，他除了大无畏之斧，还得有智慧之剑、金刚之信念与意志，才能开出一条出路。古语说，穷则变，变则通，要有智慧才知道怎样变得通，要有大无畏之精神及金刚之信念与意志才变得过来。”（第4卷，第5页）“爱迪生有一句名言：‘天才是劳动而有恒心。’他所说的劳动实含有劳力与劳心两方面。”（第2卷，第94页）把创造的概念与过程弄明白了，陶行知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说：“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第4卷，第5页）。”
在《创造宣言》的后面，陶行知讲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寓言故事。这个寓言故事旨在告诫大家：“不要轻视点滴的创造而不为，呆望着大创造从天而降。”（第4卷，第5页）樵夫，可以成为刽子手，也可以成为园丁，只在一念之差。这就是这个寓言故事的主题。
陶行知费尽心血，教育着育才的孩子们。这些天真的孩子失去了他们的双亲和兄弟姐妹，他们都是从失落中、从流浪的街头赤脚步入育才这个教育的殿堂的。皖南事变后，育才陷入困境，孩子们也感觉到乌云笼罩着育才，开始担忧起来。是陶行知这样一位大无畏的共产主义战士，支撑起孩子们的勇气，激发他们的创造力，使他们面对现实。《创造宣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表的。《创造宣言》给了育才的孩子新的生命、新的希望、新的力量，在今人读来也是一篇千古不朽之作。育才创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下面简要介绍几位杰出的代表人物。
陈贻鑫（1926—2013），1938年日本侵略军迫近武汉之时，贫困的双亲把12岁的陈贻鑫送进了武汉临时儿童保育院。这年夏天，陶行知与音乐家任光来到这个保育院。难童中有一位害癞痢的小朋友陈贻鑫，在教小朋友唱歌。他不但指挥有特色，而且人也聪明。任光教唱了他的新作《高梁红了》，陈贻鑫立刻在黑板上写出了任光唱的头几句的简谱。任光和陶行知惊奇地发现，这是一个有音乐天赋的孩子。这年的10月14日，正值新安旅行团来到武汉并迎来了新旅的三周年。临时保育院举办了新旅建团三周年庆祝会，陶行知、任光、邓颖超、郭沫若、田汉、邹韬奋参加。在庆祝会上，陈贻鑫指挥难童演唱《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非常出色，再次感动了陶行知。但是1939年7月育才开学时并没有陈贻鑫，原因是陈贻鑫已随武汉临时保育院撤到重庆了。几经周折，陶行知终于在两个月后找到了陈贻鑫。陈贻鑫加入了育才的音乐组。当时音乐组主任是著名革命音乐家贺绿汀，音乐家任光（1900～1941）、夏之秋（1912～1993）、小提琴家黎国荃（1914～1966）、理论家李凌（1913～2003）等先后任音乐组的教师。1940年12月，在贺绿汀带领下，音乐组首次参加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在中国电影制片厂举行的音乐会演出，获得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冯玉祥、郭沫若的一致称赞。周恩来题词：“为新中国培育出一群新的音乐天才！”叶剑英题词：“为世界而工作，为工作而学习。”邓颖超勉励孩子：“以歌声唤起大众！”这些都成了陈贻鑫和音乐组全体同学终生难忘的座右铭。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贺绿汀转移到苏北解放区了。孩子们的学习受到很大影响，但在陶先生的领导下，集体自学，共同研究，互相帮助，提倡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15岁的陈贻鑫当了“小先生”。1943年4月3、4、5日，育才音乐组为向社会筹募教育基金，连续举行公开音乐会。育才音乐组的孩子们从艺术实践中学艺术，从生活中学艺术，进步很快。演出的曲目里有陈贻鑫、杜鸣心、熊克炎的作品，陈贻鑫指挥合唱。杨秉孙、陈贻鑫、杜鸣心三人的钢琴三重奏也非常精彩。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整场会务都由孩子们担任，井然有序。当记者采访陶先生时，这位大教育家指着孩子们，请记者采访小朋友。第二天的报纸发表了陈贻鑫的讲话。陈贻鑫在陶行知生活教育的沃土里已经幼苗成木了。1946年7月，陶行知因患脑溢血与世长辞。育才学校又被迫迁往上海，几个艺术组先行迁沪，学校陷入极度困难。20岁的陈贻鑫就担任了音乐组的主任。他像陶校长那样爱护新来的小同学，小同学们亲切叫陈贻鑫“陈哥哥”。卞祖善是调皮的孩子，爱闹爱玩，经常闯祸。长大后，他却成为中央芭蕾舞团首席指挥、全国十大名指挥之一。卞祖善回忆说：“如果不是陈哥哥的宽容与理解，就没有我尔后的指挥生涯了。”陈贻鑫任音乐组主任7年，扶掖了许多音乐新苗成长，仅1952年一年，就把30多名学生送入上海音乐学院（包括附中）。其中李其芳、曹承筠、林应荣，在1954年分别获得留学苏联、波兰的机会，后来他们成为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
少小为人师的陈贻鑫，从小受着陶先生“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崇高精神的熏陶，把许多机会让给了别人，自己辛勤地耕耘在音乐教育的园地里。1958至1980年，陈贻鑫一直在天津歌舞剧院任首席指挥。指挥不是单独地演奏一种乐器，而要把乐队演奏家们的情、意、行统一在一起，给美好的作品以最完美的演奏，这要求指挥家具有清醒的头脑、敏锐的听觉，要有一双具有独特效能的手，以及渊博的音乐知识和全面的音乐修养。在育才的十年，给了陈贻鑫较全面的音乐修养。在乐队里，弦乐是基础。在弦乐上，陈贻鑫是全能型的，他的钢琴、大提琴、小提琴水平均堪称一流，这些都是他在指挥上的优势。作为一个艺术家，陈贻鑫还有一种更大的优势，这就是良好的艺德。正是这种良好的人格和艺德，陈贻鑫与演奏员们建立了水乳交融的关系，使演奏达到尽善尽美。这种良好的人格和艺德是育才多年“追求真理做真人”教育思想熏陶的结果，一切向真、向善、向美，真善美合一。1980年，陈贻鑫调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兼副主任，1984年担任第26届国际歌唱节评委，1992年赴美讲学。
杜鸣心（1928—），原名杜明星，他的启蒙老师是父母。但不久父亲战死沙场，母亲靠做佣工维持生计。当日寇逼近武汉时，母亲带他回了老家湖北潜江县，明星上了小学。但小学还没毕业，迫于生计，母亲含泪把他送进了战时难童收容站。小明星被分配到设在四川永川县的第二儿童保育院，后与另三人被选入育才音乐组。1939年冬天，明星穿着一双草袜踏进了育才。即使是一双草袜，小明星白天打赤脚，晚上上床前洗了脚才穿一会儿，可见生活之艰苦。在音乐组，小明星第一次见到钢琴就迷上了。贺绿汀亲自教他，并采用法国教材。1940年12月，育才音乐组20位小朋友在中国电影制片厂礼堂举行音乐会，11岁的小明星学钢琴才一年，贺绿汀，便让他登台独奏。他面对许多要人如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冯玉祥、何应钦、郭沫若、茅盾等，自如地弹奏了韦伯的歌剧《自由射手》选段。台下数百名听众为小明星出色的演奏热烈鼓掌。小明星在老师的精心培养下，弹出了水平，也找到了信念，特别是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的题词，使他明白了要用音符表达人民的心声。从此，他改名为“杜鸣心”。皖南事变后，贺绿汀转移到苏北根据地，接任他教杜鸣心钢琴的是著名钢琴家范继森先生。杜鸣心不只学钢琴，也学小提琴，还尝试作曲。
1946年夏天，育才艺术各组迁往上海。已到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任教的范继森老师仍在上海育才音乐组任教。某日，曹世峻先生携夫人（大提琴家）来校参观，听了鸣心弹钢琴和杨秉孙拉小提琴，惊讶于他们的才华，愿支付高昂学费为他们聘请名师授教。鸣心从10岁赤脚步入育才音乐殿堂，到20岁登上国际艺术舞台，不过十年，苗已成木。鸣心曾说：“育才学校是我的摇篮，也为我的音乐事业扎下了深厚的根基。没有陶校长和爱护我的一批批师长，我不知道，我的历史该如何写！”
鸣心在中央音乐学院当了3年教员，1953年留苏，入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成为苏联著名作曲家楚拉基的高足子弟。在留苏期间，他创作了《钢琴独奏》《小提琴独奏》等7部作品。楚拉基赞赏鸣心的灵性，更赞赏他的勤奋。1958年回国，就和同学吴祖强合作，创作了国庆十周年献礼剧目《鱼美人》芭蕾舞剧。国庆十五周年之际，杜鸣心与吴祖强再次合作，创作了《红色娘子军》芭蕾舞剧。70年代末以后，杜鸣心更迎来创作的高峰。他把创作的重点转移到大型交响乐领域，创作了《青年圆舞曲》、《青年交响乐》、交响音画《祖国的南海》、交响音诗《飘扬吧！军旗》、交响幻想曲《洛神》、管弦乐《秋思》、《小提琴协奏曲》、钢琴协奏曲《春之采》。进入90年代，他为香港回归创作了《1997序曲》、《弦风》（芭蕾舞剧），还创作了《原野》《伤逝》《李四光》等十多部影视音乐，又为美国迪斯尼乐园的环幕电影《中国奇观》写了配乐。鸣心在1969年调入中国舞剧团任创作组、音乐组负责人。1976年，鸣心请求辞去该职务，回到中央音乐学院任教。20多年来，他一直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教授。一般带6名研究生就是满负荷，年近古稀的杜鸣心却带9名（硕士生与博士生）。渊博的知识、丰富的演奏经验、坚实的创作实践、严谨的治学态度、科学的教学方法，使他的教学深受学生欢迎。一批批新人在他的教导下脱颖而出，有的已小有名气。如郑秋枫，才华横溢，创作了数百首歌曲和影视音乐，歌曲《我爱你，中国》是其代表作；石夫，创作了《阿依古丽》等多部大型歌剧；王立平，为《红楼梦》《少林寺》等大批影视创作了音乐作品；叶小钢三十余岁就被评为教授。
杨秉孙，1929年2月25日生于湖北武昌市。他童年只上过2年小学，于1938年入重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第一儿童保育院（亦称歌乐山第一保育院）学习。1939年陶行知创办了重庆育才学校，杨秉孙是第一批从难童中挑选出来的一位天才儿童。育才于7月20日开学，8月1日杨秉孙入社会科学组学习。1940年，周恩来、邓颖超曾参观育才，杨秉孙代表全校致欢迎词，表现了一个小小活动家的不凡能力。杨秉孙喜欢音乐，对小提琴、钢琴特别喜爱，常去音乐组观看，听音乐组学生上课。但转去音乐组学习，已是1941年的冬季了。当时，贺绿汀、任光、任虹都已转移至解放区，组里没有老师，由几个大同学陈贻鑫、熊克炎、郭惠英、陶明兰带领十几个小同学练视唱练耳。秉孙学小提琴已是1943年后的事，当时音乐组已搬到重庆复兴关歇台子抗敌歌咏团内，团长是胡然，他是陶先生聘请音乐界名流为音乐组义务授课老师的负责人。当时音乐组只有一把任光转移时留下的成人用小提琴，有五个大同学轮流练习。有一次，陈贻鑫练琴休息期间，杨秉孙偶然拿来拉了几下，觉得很有兴趣，便要求同大家一起上课。当时的提琴老师是中华交响乐团的首席黎国荃。上第一节课时，黎老师夸秉孙“音绝对准”。这是黎老师对秉孙的肯定、鼓励和表扬。育才学校主张在艺术实践中学艺术。入音乐组3个月，秉孙就登台表演，独奏一些门德尔松等人的钢琴小品。同时，秉孙在胡然团长的指导下，也参加抗敌歌咏团，演唱了不少抗日救亡歌曲。黎国荃老师不仅为孩子们上小提琴课，还为孩子们举行示范性小提琴独奏会，在室内乐和乐队合奏方面培养学生，亲自指导孩子们排练莫扎特、柴可夫斯基的弦乐四重奏及门德尔松的钢琴三重奏等古典乐，坚持每月举行一次音乐会。在几次公演中，陈贻鑫、杜鸣心、杨秉孙组成的钢琴三重奏、弦乐四重奏，受到社会的欢迎和重视，这是黎老师辛勤耕耘和孩子们刻苦练习的结果。在黎老师的指导下，杨秉孙的小提琴演奏技巧进步很快，8个月以后便登台独奏，曲目有德尔德拉的《回忆》、戈赛克的《加沃特舞曲》等。两年的刻苦努力，为他日后的小提琴演奏生涯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1945年，马思聪先生举行旅行演出途经重庆。他对杨秉孙的小提琴演奏特别赏识，花了一个月亲自指导杨秉孙。1946年，在以“战地服务团”名义慰问盟军的演出中，杨秉孙参加中华交响乐团，赴昆明演出20场，参加了贝多芬的《命运》《田园》交响曲、舒伯特的《未完成的交响曲》等曲目的演出。杨秉孙首次接受专业的考验，体验到了成功的喜悦，时年17岁。到了上海以后，杨秉孙也得到了曹世峻先生（实际上曹先生是以商人身份作掩护的中共地下党员）的资助，向著名小提琴家奥托·约希姆和卫登堡学习，大大提高了左手技巧，使演奏技艺日臻成熟。更幸运的是，他参与了每周四在上海银行家阿贝赫姆家中举行的室内音乐会，为他日后从事室内演奏活动打下了良好的艺术基础。秉孙之所以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得力于这些得天独厚的艺术实践。
1948年，杨秉孙在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原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任第二提琴首席兼独奏演员。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秉孙投入了迎接上海解放的文艺演出活动，他演奏的《太阳一出满江红》（周波词、庄严曲）传遍了祖国大江南北。上海的解放使秉孙迎来了全新的生活。1950年，他与钢琴家周广仁举办音乐会，合奏演出了贝多芬等古典音乐大师的作品。音乐会所得收入全部捐出，用于支援抗美援朝。
1951年，杨秉孙跟随中国青年艺术团（团长周巍峙、副团长任虹）赴柏林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后又随团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苏联、波兰、匈牙利等国巡回演出，历时一年。1952年回到北京，奉命筹组中央歌舞团，团长为周巍峙，副团长为李凌、戴爱莲，杨秉孙调任中央歌舞团交响乐队任首席兼独奏演员，时年23岁。1954年，秉孙赴匈牙利李斯特音乐学院深造，师从著名小提琴家萨图莱茨基教授三年；1957年又赴苏联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师从功勋艺术家加林娜·巴利诺娃学习小提琴。1958年学成归国，任中央乐团独奏演员。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杨秉孙重返音乐舞台，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了中央乐团一系列重大的艺术活动中。1978年4月23日，由杨秉孙任首席、名指挥家韩中杰任指挥的中央乐团交响乐队举行了一场交响音乐会，演出了贝多芬《第三交响曲》和中国作曲家陈培勋的交响诗《黄鹤楼》。音乐会由法国电台通过卫星用立体声频道向法国及英国现场直播，这是中国交响乐走向国际的一次创举，音乐会轰动了欧洲。国际指挥大师普列文说：“这个乐队是世界水平的。”在以后的岁月里，杨秉孙频繁地活跃在国际交响乐舞台上，为使中国的交响乐走向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
限于篇幅，我们这里只介绍了育才的三位学子，其实何止这三位，还有很多值得介绍的。这里重要的不是介绍多少，而是要寻找陶行知“创造”的奥秘。在育才，只要发现某个孩子有某种天赋，育才就必定千方百计设法使他充分发挥天赋，成为创造人才。只要遵循知识进化的客观规律来培养，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就没有一个“落空”的，这就是陶行知发表《创造宣言》的根本动力；育才的创造教育也充分证明了陶行知生活教育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