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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认为常见的教育家有三种：“政客的教育家、书生的教育家、经验的教育家。”（第1卷，第21页）但是，只有敢探未发明的新理者，或者敢入未开化的边疆者，才是第一流的教育家。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和“教学做合一”无疑是教育上的创新和探索性的实践，他本人也是开拓边疆教育的先行者。

陶行知特别重视民族教育，他在《五族共和^[1]与教育者之责任》中提出，“我们要想建设一个真正的五族共和，最要紧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建筑四通八达的道路，二是实行四通八达的教育。道路可以沟通物质上的需求和供给；教育可以沟通精神上的贡献和缺乏。这两件事互相为因，互相为果”（第1卷，第509页）。1924年1月7日，陶行知等人赴察哈尔开展平民教育。10日，陶行知一行人与蒙古族学生开会，察哈尔平民教育促进会也在这一天成立。13日，蒙古平民教育第一先锋队出发，回去在自己的蒙古包办起读书处，并逐渐推广到亲戚朋友那里。1924年10月，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届年会有汉、满、蒙三族代表。年会还特设蒙古教育组，与到会的蒙古族代表商讨蒙古教育计划和教育方针。1925年，第四届年会已经有汉、满、蒙、回、藏五族代表。1945年5月，陶行知在《实施民主教育的纲要》中强调，民族教育与民主教育要相结合，“民主教育是让他们学习自己的文字，没有文字的，就帮助他们制造文字，让他们自己办学校，训练各民族的人才来教育他们自己的人民”（第4卷，第478页）。陶行知坚持不懈地思考探索中国的民族教育。(https://www.daowen.com)

陶行知有许多关于教师精辟的论述，启发我们不断认识教师工作的本质。《怎样做大众的教师》（第3卷，第382～384页）提出，作为大众的教师，追求真理、宣传真理、驳斥假话、向学生学习、教学生做先生，以及和学生大众融为一体是成为现代教师的必需的品质和行动。《教师自动进修》（第4卷，第545～546页）提议教师应该在社会科学和教育的理论和技术方面加强修养，并且通过系统讲习、专题研究、旅行修学、浏览图书馆等途径来提升修养。最重要的是，我们更要从一个教育家的高度去看待教师的职责和使命，那就是为民族解放、大众解放、人类解放去追求真理、传播真理，以及教人们追求真理和为真理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