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　关于殷周青铜器的处理

在古代研究上与卜辞有同等价值或甚至超过它的，是殷、周青铜器的铭文。关于这项资料的研究，在北宋时已开其端，已经有一千年的历史了。

近五十年来研究这项学问的人才辈出，如吴大瀓、孙诒让、王国维，都是很有贡献的。

这项资料之所以与卜辞有同等价值或甚至超过它，是因为它也是第一手的资料，数量既多，而且铭文有长至四五百字的，与卜辞的简短而几乎千篇一律的情形不同。但这项资料也有它的缺陷，便是出土地多不明白，亘殷周两代千有余年，各器的时代相当浑沌。故如深懂科学方法的王国维，他便发出了这样的慨叹：“于创通条例，开拓阃奥，概乎其未有闻”（《殷虚书契考释序》）。这是很知道甘苦者的评判，而决不是漫无责任、任意抹煞一切者的放言。

王氏心目中的“条例”究竟是怎样，因为他自己没有“创通”出来，我们无从揣测。但我们准一般史料研究的公例，大凡一项资料，总要它的时代性准确，然后才有充分的史料价值。殷、周的年代太长，浑而言之曰殷、周，或分而言之曰殷曰周，都太含混了。因此自北宋以来无论仅存于著录或尚流传于人间的器物尽管将近万件，而却是一团大浑沌。

以前的人也略略分殷分周，甚至有分出夏代来的。但所谓夏器近已被证明，不是伪器便只是春秋末年的作品。夏器迄今在铜器中尚无发现。殷、周之分，所据的标准是所谓“以日为名”。古时传说殷人以生日为名，故名中多见甲乙丙丁字样。因此凡彝铭中有祖甲、父乙，妣庚、母辛，或兄壬、妇癸者，在前便一律认为殷彝。其实这标准是不一定可靠的。近年发现穆王时的《遹簋》有“文考父乙”，懿王时的《匡卣》有“文考日丁”，足见“以日为名”之习至西周中叶也还有残余，而且已被证明，不是生日而是死日了。这一条例一被打破，于是举凡以前的著录中所标为殷器的都成了问题。而尤其像罗振玉的《殷文存》那部书，主要根据“以日为名”而搜集的七百种以上的器皿，差不多全盘靠不住。我说“差不多”，因为那里面有些确是殷器。据我们现有的知识，凡疑似殷器中可确切断定为殷器的还不上一打。因此，我在前无条件地把《殷文存》作为研究殷代的资料而使用，近来还有不少的朋友以讹传讹，我是要承认我的冒昧的。

中国青铜器可确定为殷代的均属于殷末，在其前的还未发现。一出马，青铜冶铸的技术便很高度，这是很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在黄河流域更早期的器皿还未发现，还是根本没有而那技术是从南方的江淮流域输入的，这些都只好等将来的地下发掘来回答。我揣想后者是比较有更大的可能性，因为古来相传江南是金锡的名产地，而南方的发掘先例向来是很少的。或许是南方低湿，古器不容易保存的原故吧？

周代的铜器很多，在前依然只是一片浑沌，即使偶有年代划分也是漫无标准。例如很有名的《毛公鼎》，以前的人便认为是周文王的儿子毛叔的东西，但近年已经知道它是周宣王时代的作品了。我自己费了五六年的研究，得到一个比较明晰的系统，便是我所著录的《两周金文辞大系》的《图录》和《考释》。我是先寻到了一些自身表明了年代的标准器，把它们作为连络站，再就人名、事迹、文辞的格调、字体的结构、器物的花纹形式等以为参验，便寻出了一个至少比较近是的条贯。凡有国度表明了的，也在国别中再求出时代的先后。就这样我一共整理出了三百二十三个器皿，都是铭文比较长而史料价值比较高的东西，两周八百年的浑沌似乎约略被我凿穿了。从这儿可以发展出花纹学、形制学等的系统，而作为社会史料来征引时，也就更有着落了。

就两周的铜器而言，武王以前的器物无所发现，武王以后的则逐代增多。但西周的多是王室及王臣之器，诸侯国别之器极其罕见，到了东周则王室王臣之器匿迹，而诸侯国别之器极其盛行。从这儿可以看出文化的进展，武王以前的周室没有什么高度的文化，平王以后的周室则是式微得不堪了。

毫无问题，周人的文化是承继着殷人来的，单从文字的演变上也可以寻出它们递禅的痕迹。周人承用殷人文字，每每有类似之字而被周人错用了的（即是后人的写别字）。如勿勿本非一字，却被周人混同了。根据卜辞，勿本犁之最古字，被周人误用为勿，即其一例。

周人的彝器得到整理，于是乎周公制礼作乐之说纯是一片子虚。周公在周初是一位有权变的政治家，那是毫无疑问的。但周人的礼强半是在西周三百年间逐渐累积而成，其中毫无疑问有很多殷礼的成分；至其构成为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还是自战国中叶以后。这层关系不明而纵论“殷、周礼制”，那是必然要错误的。

大体上二千多年前的孔子所说过的话依然正确，便是：“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在前的王国维，其后的我，又其后的认西周为封建制的新史学家们，其实都是错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