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就这样得到解放

八　奴隶就这样得到解放

一些大夫或陪臣们，起先是靠着残酷的剩余劳动的剥削，逐渐起家，等到他们的羽翼丰满了，与更上层的榨取者成为敌对的形势，他们必然地要转换作风，把被剥削者的大群作为自己的同盟军，而与公家对抗。人民争夺战便不间断地展开出来。《左传》昭公三年齐国的晏婴和晋国的叔向谈到齐、晋之政的那一番有名的对话，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晏婴先说到齐国的情形上来，他说道：

“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即田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锺。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锺。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锺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33]。山木如市，弗如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避之！”

这所说的新旧势力的对比相当详细，看这情形和鲁国的三家，特别是季孙氏，与鲁国公室斗争的步骤，差不多是一样。

叔向说到晋国的情形上来，可惜又含糊了一点。且看他说：

“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雠。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乐慆忧。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

这只说到公室的糊涂，而没有说到家门究竟是在怎样为政。不过我们从这里也可以推想得到一些影子。因为人民既闻公命如逃寇雠，必然另外有吸引他们的力量。而这力量既在家门，则家门所为的政必然是一些德政，至少总不是“宫室滋侈”而“女富溢尤”的暴政。不过晋国的情形要复杂些，不比齐国那么简单；晋国是六卿专政，在家门与公室之间既有斗争，而家门彼此之间又有斗争。可惜史籍上所剩下来的多是他们在军事上斗争的痕迹，而他们在政治上的施设，却差不多完全被湮灭了。

像这样私家与公室之争，争取人民，在春秋、战国年代差不多是每一个国家所共通的现象，一直到秦始皇与吕不韦的斗争为止，才逐渐地走下了历史舞台。这儿正表明着一个社会变革的关键，人民就是在这样的契机下从奴隶的羁绊解放出来的。

更进还有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春秋年间有所谓“士”的一种阶层出现。人民分化成为四民，所谓士农工商，而士居在首位。这是后来的封建社会的官僚机构的基层。我们如把这层忽略了，不仅周、秦之际的社会变革我们得不到正确的了解，那种变革之在周、秦诸子的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不用说是更得不到正确的了解的。

士的起源究竟可以追溯在什么时代呢？士的含义颇多，如士女对言，那只是等于一般的男子；如公卿大夫士的所谓元士，那只是一些下级的官吏。这些都和我们现在所追求的士民的士不同。因此，如像《周书·多士篇》的“殷遗多士”，那在事实上只是一些“殷之顽民”，和后来的士也是不相同的。后来的所谓士，大率可以追溯到齐桓公的时候。

管仲相齐桓公[34]，“制国（都城）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农人则居于鄙野，这是他的“四民者勿使杂处”的政策。他说：“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虽然是假托之于古先圣王，但看他所说的士的内容和古代的情形已经是大有不同了。

“今夫士，群萃而州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为士。”

看这样子完全是一座世袭官僚养成所。这当然是从古时的庠序学校等所演变出来的，但在奴隶制时代，庠序学校等是教养贵胄子弟的地方，庶民子弟不能高攀。而在桓公时则有所谓“三选”之法，“匹夫有善可得而举”，可见庶民子弟已经可以上升为士。所以这种士已经不纯是贵胄而至少有一部分是人民了。这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王制》里面也有一节选举的叙述更为详细，我率性把它摘录在下面吧。

“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

“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

“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

“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

这无疑也是从春秋或战国时代的文献所纂录下来的。因为司徒司马等官在春秋以前，其官位并不隆崇，他们只是天官六大（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之下的事务官而已。到了春秋时代，天官倒了楣，司徒司马等职才辉煌了起来。

在这一节叙述里面所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选士俊士等的所谓“国之俊选”，都是从人民里面选举出来的人。这就更加严密地接近后人所谓士了。当然，这些士虽说都由乡里所选进，而在事实上也并不必选自真正的劳力的人民，而只是选自新起的一些小地主。但这些小地主们的本身也多半还是奴隶，故从整个来说，奴隶是获得解放，而且获得了参预政权的门路，是毫无疑问的。

这些初期的所谓士在性质上多少也还有些不同，便是他们是文武不分。故尔平时虽在讲学论道，而战时却一样地要被坚执锐。

士既由民间上升，则上层的礼乐刑政所谓文化，也就因士为媒介而下降。文化便起了对流。不下庶人的礼乐，一部分下了下来；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一部分也要登了上去。这种变革在文字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中国的头号古文如《诗经》的《雅》、《颂》，《书经》的《诰》、《命》，以及卜辞金文等，那和民间口语是绝对隔离的，焉乎也者那样的语助（表示口语形态的音符）是绝对不用的。到了春秋和战国时代，有这种语助辞的文体便大批出现了；我是称之为中国的二号古文，在当时其实就是口语。故从这文字的变革上也正明白地反映着社会的变革。

士在春秋前期大抵是由各诸侯的公室所养畜，贵族或逃亡贵族的子弟占多数。但到末叶以后，私门和公室斗争，公室既在养士，私门也在养士。例如齐陈成子“杀一牛，取一豆肉，余以食士”（《韩非·外储说右上》）；又如鲁“季孙养孔子之徒，所朝服而与坐者以十数”（《韩非·外储说左下》）；可见私门养士之风已大盛行。至战国时代，公室如鲁穆公、魏文侯、齐威王、齐宣王、梁惠王、燕昭王等都曾经有一段时期成为文士的集中保护者。而私门如四公子——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及秦的吕不韦，也都动辄是食客三千，真可谓登峰造极。私门与公室之间就在养士上也有竞争。公室不能容便走私门，如田骈受谗于齐而奔薛，孟尝君闻之，使人以车迎。私门呆不住便跑公室，如李斯因吕不韦失足而上《谏逐客书》以媚秦王。于是乎所谓士的流品也就日渐复杂了。士成为了一种吃饭的职业，有所谓游士，有所谓辩士，走公室，跑私门，不狩不猎，不工不贾，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也就尽可以糊其口于四方了。

士一成为职业，自然也就成为择业的对象。有的人认此为终南捷径，便大家竞争着来学做士。《韩非·外储说左上》载有两段故事，便是“中章胥己仕，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平公腓痛足痹，而不敢坏座，晋国之辞在记者[35]国之锤（四分之一为垂）。”这些都是春秋末年的事，想见当时学读书学做士已经成了风气。孔子和墨子那两大读书帮口，便是在这样的风气中形成的。既有多数的人要靠着读书来取进身之阶，自然也就有孔、墨这样的大师，靠着教书来铺张自己的场面了。孔子有弟子七十二人，墨子有弟子百八十人，这些数目大概都是可靠的。孔子是宋人的私生子而生于鲁，自称“少也贱”，后来做到鲁国的大夫；墨子是鲁国贱人，后来也做到宋国的大夫。这些大概也都是事实。但他们的出身都是文学之士，墨子曾“习儒者之业”，这也是毫无问题的，不然他们根本就得不到接近学术的机会，那里还能够一跃而成为天下的“显学”呢？

士之中也有专门的武士，便是士卒。高级一点的自然是官，最低级的便只是兵。在战国时代为保卫所有权并侵夺弱者的所有权起见，各国便开始有常备兵的设置。因而当兵也就成为了人民解放的一个门径。关于兵的待遇，各国的情形不同，《荀子·议兵篇》替我们保存了一些重要的资料；在这里面，战国时，各国的社会由奴隶制蜕化的情形也表示得非常显明。

“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取得一个首级的，给以八两黄铜。）

“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免其奴役），利其田宅。”（公田公宅归其私有。）

“秦人……功赏相长也，五甲首而隶五家。”（取得五名著甲者的首级的，便给以五家奴隶。）

《汉书·刑法志》引用此文，以为“齐湣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士胜”。这可见齐之技击，魏之武卒，秦之锐士，为时先后，相差不远。齐人用金钱赏赐是商业式的办法，魏人用田宅赏赐是农业式的办法，秦人用奴隶赏赐可以说是工业式的办法。虽然方法不尽相同，但当兵的靠着自己的体力和本领，不仅解放了自己的奴役（“复户”），而且得到了财力物力人力的私有。这无疑又是奴隶解放的另一种直接的关键，从这儿当然又可以有小规模的有产者出现了。

又有所谓隐士或“辟世之士”。这在《论语》里面便有楚狂接舆、子桑伯子（即《庄子》的子桑户）、荷蓧丈人、荷蒉、晨门、长沮、桀溺。孔门里面的颜回、原宪、琴张、曾皙、牧皮（即孟之反），也是这一流。就连孔子自己多少都有些这样的倾向。孔子的老师老聃，老聃的弟子杨朱，不用说也就是这一派的大头目了。

这一派人产生在春秋末年的社会关系，也是很容易地可以得到说明的。他们有的是由贱人上升的，有的是由贵族降落的；他们都有相当优越的智慧，并也都有不愁饥寒的小的官职或产业；在那社会的大动荡中经不起波折，或者无心上进，或者也无法上进，便乐得高尚其志，过着脱离现实的独善生活。有的疾世愤俗，做出些狂放不检的行为，故意去破坏既成的或方生的秩序（即所谓“礼教”）；有的又恬淡无为，安贫乐贱，而陶醉于自己所幻想出的精神世界。表现的方式虽然不同，但他们都是一群脱离现实的利己主义者，那是毫无问题的。

既有这样的生活，当然会有超现实的理论出现以作为这种生活的根据。人是喜欢找理由来说明自己的立场的。因而老聃、杨朱的形而上的思想便发生了。但这思想，由于是脱离现实或超现实的东西，没有群众的基础，所以它不能像儒墨那样，在春秋、战国之交及早形成为一种有力的潮流。它的发展而为家派，要到齐国的威王、宣王时代，新兴的地主政权已经获得初步的稳定的时候，在一种高等的文化政策保护之下，才被培育了起来的。当时的稷下先生们里面，一大半是道家，如宋钘、尹文、田骈、慎到、接予、环渊之流，在稷下是执掌着牛耳的。在当时墨家已流入于秦，为秦惠王所保护；钜子腹是惠王的先生，唐姑果是他的亲信。而齐国则保护道家。所以栖栖遑遑，找不着主子的儒家代表孟轲，便大发其牢骚，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这话倒也是当时的学派势力的正确的反映。

近时学者对于这些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不曾作出充分的追迹。他们只在浮面上看见杨朱没有著作传世（《列子》中有《杨朱篇》是晋人伪托），又看见传世《道德经》是战国时人的述作，于是便怀疑杨、老的存在，有的又要把他们的年代降到战国中叶以后，这是受了形式逻辑的限制。在我看来，正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的见解。

春秋末年还没有专门著书的风气，这早为学术界所承认了。故如孔、墨的书都只是门弟子们的纪录。像老聃和杨朱那样避世者流，当然更不会自己动手著书了。但他们总得也有些口说流传，我们是没有理由否认的。例如《庄子·天下篇》论到彭蒙、田骈、慎到的一派，说明了彭蒙是田骈之师，而彭蒙又有“彭蒙之师”。彭蒙之师曰：“古之道人至于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这是先秦古籍中的唯一的资料。以年代而言，“彭蒙之师”或当与墨翟同时，相当于孔门弟子或再传弟子，然而他已经在说“古之道人”，而见解也是道家的见解。我们不因《天下篇》的孤证而否认“彭蒙之师”，以何因缘而能否认先秦诸子所公认的杨朱、老聃呢？

以前的人，又有的因为要争道统，不愿在通天教主的孔仲尼之上还有教祖存在，故尔要否定老聃。像唐代的韩愈就是这一派的代表，他认老聃是道家假造来争夺教席的，甚至儒家也胡涂了，竟承认孔子的确师事过老子。这完全是不顾事实的偏见。我们还有什么争道统的必要吗？尽管你是怎样的通天教主，但你总不能没有老师。其实孔子自己早就承认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老就是老子，我们无须乎一定要强辞夺理地来剥夺这层师弟关系。

我的看法倒很老实。我认为老子确有其人，也确是避世理论的倡导者。他虽然不曾著书，但有口说流传。现存的《道德经》是环渊亦即关尹所著录，但这书不是纪录体，而是赞颂体，因而强半以上都是环渊自己的东西。孔子是师事过老子的，但他们的生活态度不同，思想上没有多大关涉。老子的思想虽在孔、墨之先，而它的成为学派是在孔、墨之后，这种现象，就在近代的科学史中也有类似的例子。

最后，还有所谓任侠之士，大抵是出身于商贾。商贾而唯利是图的便成为市侩奸猾，商贾而富有正义感的便成为任侠。故在古时如聂政、朱亥、剧孟、郭解之流，都大大小小地经营着市井商业。直到现在的江湖人士也还保存着这个传统。这在后来虽不再以士视之，而在古时可依然是士的一部分。《墨经上》说“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可见墨家后学也还视任侠为士。大约就因为这样吧，近时的学者差不多普遍地有认任侠出于墨家的倾向，但那是不正确的。司马迁很同情游侠，曾为侠士们立传；除掉把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都认为是豪侠之外，而他说“闾巷之侠”，“儒墨皆排摈不载”，可见侠固非儒，然亦非墨。墨家的行谊有些近于任侠是实在的，但儒家里面有漆雕氏之儒，“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韩非·显学篇》），而却为墨子所反对，谓“漆雕刑残，〔辱〕莫大焉”（《非儒篇》）。汉初甚至有道家而“尚任侠”的人，最明著的如张良，如田叔，隐僻一点的如黄石公，如乐巨公都是。足见任侠出于墨，实在缺乏事实上的根据，而是富于盖然性的揣测。主要是由于墨家的基本立场隐晦了，我们只看见他们在“摩顶放踵”或“赴火蹈刃”，而忽略了他们是在为谁如此。最好是平心静气地把《非儒篇》来研究一下，在那里面，墨家非毁儒者都是以帮忙私家——所谓“乱臣贼子”为根据的，那么墨子自己岂不是明显地站在公室一方面的吗？这种立场，和任侠的态度，根本相反。因此，我很诚恳地请求，研究古代思想的朋友们从这项资料上来从新加以考虑。

士的流品的复杂，所谓鸡鸣狗盗、引车卖浆者流，都可以成为士，那倒表示着在社会变革的过程当中，奴隶解放的程度相当彻底。但这种现象是不能够长久的，社会的动荡一平静了之后，士的成分便逐渐纯化；工农所打出来的天下，又由新的贵族们来君临着。那些地主和工商业的巨头代替了奴隶主的地位，把所谓“士”垄断了，也就是说把刑政大权垄断了。于是又形成一种新的封建秩序。工农所得的是什么呢？由有形的锁链变而为无形的锁链而已。

（1944年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