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田制是怎样破坏了的
井田除王室或公室自奉而外，其余是公卿大夫士等的俸田，但这一律都为公家所有，也就是一律都应该称为公田的。
井田制的开始破坏应该是由于私田的产生。俸田不得称为私田。即使夺取同僚的俸田，或甚至篡有公家的官田（这样的事在《左传》里面很多），只是所有权易主而已；在仅有的田积里面，也并没有产业的发展，因而也就不能扬弃一种社会制度。夺取别国的田地可以促进一部分的产业的增加，但这只能说明得一种后果，而未能说明其本身的前因。因为兼并侵略是由生产发展派生出来的，是什么因素使生产发展了，并没有得到说明。近时的新史学家们在说明古代社会的变革上差不多翻来覆去地只是强调这兼并侵略的事项，他们的见解，事实上丝毫也没有脱掉旧史学的窠臼。
井田制的破坏是由于私田的产生，而私田的产生则是由于奴隶的剩余劳动之尽量榨取。这项劳动便是在井田制的母胎中破坏了井田制的原动力！这层我们是要特别强调的。
公卿大夫士这些上层的管家娃子所领得的采邑或俸田虽然有限度，但他们对于所获得的三滩娃子的劳动榨取，尽可以是无限度的。可幸中国又是温带里面的大陆国，除平衍地区的井田官地之外，有无量的山林陂池可供开拓。那些小奴隶主们是绝对不会放松这些利源的。就这样驱使所有的奴隶以开拓这些羡余，所谓“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24]，所谓“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藋”[25]，这些当然是不犯禁的事体，而且勤劳有加倒常是受国家奖励的。这样所开辟出来的东西便成为自己所私有的东西，鬻卖抵偿，纯是自己的自由；既非受自公家，当然也就毫无纳税的义务。领主们这样纯粹享有着奴隶生产的剩余价值，在时间的经过当中便逐渐富庶起来，所有的私田加多，三滩娃子也加多了。这也就是他们能够更进一步去推行兼并侵略的资本了。
私田的垦殖是在国家大法的范围之外的，当然不必遵守你那种四方四正的古板办法，而且也不能遵守。山林陂隰，那是无法拓出井字来的。这就是所谓“暴君污吏必漫其经界”，也就是所谓“辟草莱，拓土地”了。这种因任地势的自然田畴，我们在金文里面可以找出它的详细的刻画，那便是有名的《散氏盘》了。那盘铭一开首就说“用矢扑散邑，乃即散用田”，便是因为矢国在前去扰犯了散国的城邑，结果——大概是打败了——便用田去向散国赔偿。田是两个，一个是眉田，一个是井邑田。铭中把这两田的疆界叙述得很清楚，接着叙出参加验界的双方的官吏，接着是两处田官的先后发誓；自言没有隐瞒，也不会变卦，如有则受重罚。就这样还画成了地图，由矢王送给散氏。
顶值得注意的是两个田的疆界。那儿涉水涉湖，登山下山，一封二封地表示界标，或者利用天然林木，或者利用人行道路；地域究竟有好宽，不得而知，但那田形毫不平坦，也决不规整，是毫无疑问的。从前我就不止一次地征引过这项铭文来否定井田制，以为毫无井田的痕迹。其实我的思虑是太不周到了。它这本来就不是井田，而是矢族的私田，正因此所以矢王才能够自由处理。故尔这项重要的资料并不足引据以否定井田，倒适足引据以证明井田之渐被否定。
《散氏盘》毫无疑问是厉王时代的东西，足证厉王时各族所有的私田是已经不少了。在同一时代里面有两个鬲攸从的器皿（这个人的名字见于《散氏盘》，故毫无疑问是同时），一个是《鬲从盨》，另一个是《鬲攸从鼎》，两个都说的是田邑的事情。前者是叙说有章氏用八邑去向鬲从换田，又有良氏也用五邑换田，结果都顺当成交。后者是叙鬲攸从分田地给攸卫牧，而攸卫牧没有报酬，遂成讼事；结果是使攸卫牧发誓：“我弗具付鬲从其且（租），射（谢）分田邑，则放。”于是乎讼事便了结。这倒足以证明厉王时地主形态的人的确是存在了。但一只燕子，还不能算是春天。地主关系要经过法定而成为制度，是还需要好几百年的。
然而井田制的危机是出现了，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社会关系也就开始动摇。又加以厉王是一位暴君，所以成其为暴者是因为保守旧的势力以压制新的势力，所以结果他曾被新起的地主阶层和下面要说到的工商阶层，把他从京城里赶跑；一时曾出现过一次早产的、结果是夭折了的地主政权，便是十三年间的“共和行政”。——共和是共伯名和；这由古本《竹书纪年》、《庄子》、《吕氏春秋》等书表示得很明白，但被《史记》误为周、召二公共和而治。近时的新史学家也还有根据《史记》为说的，我要请这样的朋友读读朱右曾、王国维的关于《竹书纪年》的研究。
这早期政权虽然失败了，但等宣王即位时已开始“不藉千亩”，这正表明井田制下的仪式已经形式化而不被遵守了；又开始“料民于太原”[26]，也是想把涣散了的奴隶统治来从新编配，借以维持其反动政权。对于新兴地主们的锐锋是使他们由内部转向外部，北伐玁狁，南征淮、徐，以满足他们开疆拓土的欲望。就这样又把内在的危机一时延引下去了。这便是旧式史家所说的“宣王中兴”。
有两个《召伯虎簋》，那是千真万确的宣王时候的器皿。其中有一个是宣王的后妃责备召伯虎的，那里面重要的一句话是：“余考止公仆庸土田，多债，必伯氏纵许”，是说父家田赋多积欠，是召伯虎没有帮忙。看情形是召伯虎在对于新兴的兼并势力加以削弱，至少被疑为是。
又有一个《兮甲盘》，也是宣王时器皿。那是宣王五年，兮甲从王刚好伐了玁狁之后，又奉命去征收四方的积欠一直南到淮夷。王的命辞这样说道：
“淮夷旧我帛贿人（犹言朝贡之臣），毋敢不出其帛其积。其进人，其贮，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命，则即刑扑伐。”
“其惟我诸侯百姓，厥贮毋敢不即市，毋敢或入蛮究贮，则亦刑。”
说得有声有色，甚为严烈。在这儿正表示着把内乱转化为对外侵略的机微。诸侯百姓等所谓内外臣工都已经不奉命令，而却远远去和淮夷算帐，要叫他服力役之征（“进人”），要叫他献纳赋贡（“贮”）。结果是引起了徐、淮的战争，《大雅》里面有好几篇歌功颂德的诗，写得十分堂皇，把胜利也形容得十分彻底。“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江汉》），“四方既平，徐方来庭”（《常武》），俨然象淮、徐都被征服，一直打到了南中国海，而文武盛世又重现了的一样。然而徐、楚在春秋时正大称其王[27]，而外强中干的周室却不久便为犬戎所扫荡了。一切对于统治帝王所呈献的功德颂本是骗人的东西，我们是不好轻信的。
周室就这样倒楣了下去，便形成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代（春秋前半）。但那些老牌诸侯也并没有辉煌得多久，又挨一连二地沿走着周室的途径而趋向末路。姑且把鲁国来举例吧。这是西周诸侯中坐第一把交椅的。虽然它在春秋初年也曾经红过一时，如桓公十三年“春二月，公会纪侯、郑伯。己巳，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战，齐师、宋师、卫师、燕师败绩”（《春秋》）。仅和纪、郑两小国联盟便打退了四个大国的联军，不是颇有点霸主的风度吗？然而在春秋末年却已经让孔子发出了“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大夫四世矣，三桓之子孙微矣”的浩叹了（《论语·季氏》）。这“五世”大概是从宣公起算[28]、“四世”是从成公起算的吧，约略当春秋的一半。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当中，鲁国的产业情形虽然书阙有间，但就在宣公十五年却留下了一项在社会史上极其重要的纪录，便是上面举出过的“初税亩”这三个字。虽然只是这样的三个字，但它们确是新旧两个时代的分水岭，以前的《春秋》三传，也同样重视了这三个字。这的确是井田制的死刑宣布，继起的庄园制的汤饼会。
我们为什么要重视这三个字？因为在这时才正式地承认了土地的私有。自殷、周以来的土田都是国有的或王有的公田，虽然在西周末造已经有私田出现，但和国家的经济机构毫无关系，也可以说是未经合法承认的私有。因为初出现时不能影响大局，公家一直默认了它。然而时间一经久了，私田的亩积便超过公田，私门富庶了，公家便式微了下来。因而“礼乐征伐”便逐渐“自大夫出”，更达到“陪臣执国命”的地步。公室为挽救自己的式微，便被逼得把传统的公田制打破，而公开承认私有，对于私田一律课税。这样便是社会制度的改革。
私肥于公，因而泯却公私而一律取税，这在初是有利于公家而不利于私家的。公家可以多得些税收，而私家则不能再偷税了。因此这一税亩制度在初必曾遭遇过反对。果然在三十二年后的襄公十一年，三家来一次总反攻，“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尽征之，叔孙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昭五年）。季孙氏采用征税的新制度，叔孙氏沿用奴隶制，孟孙氏则新旧参半。再隔二十五年，又“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昭五年）。行新制度的季孙掌握了霸权，三家都采取征税制，而把鲁公室瓜分了。但鲁公室依然存在，它是靠着三家的贡税而维持着的。这“贡”在哀公时已是十分取二，但仅限于三家所分的公田，其三家的私田不在献贡的范围之内。这一部制度变革的经过，由《论语》上下列一段颇难索解的故事，可以得到补充。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
有若对曰：‘盍彻乎？’（十分取一为彻。）
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
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颜渊》）
这段文字骤看起来是有点滑稽的，一向的注家把它当作仁政在讲，那是只有更增加滑稽的程度。哀公已经增加了田税，十分取二了，还感国用不够，而有若却教他“何不十分取一”。这位有若先生岂不是一位十足的书呆子吗？然而我想，有若不会有这样的呆——这样的呆得不成话。但假如我们明瞭了当时的情形，那这段滑稽文字便并不那么滑稽了。哀公所说的“二吾犹不足”是由鲁国旧有的公田十分取二，而有若的“彻”是叫他撤去公私之分，不管你公田私田，而一律的十分取一。这样从多量的田积中虽然取得少些，实在比你从少量的田积中取得多些的，还有更多的收获。所以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在这儿是指三家等的贵族的。贵族们都有十足的私田，你公家从多中捞末，为什么会不足呢？这样十分富有社会史料价值的一段故事，可惜一向竟被人忽略而且完全误解了。我们现在得到了正确的解释，便可以知道鲁国的公田制，也就是井田制，是在春秋末年才废除了的。
这样的变革在当时的中国并不是平衡地发展起来的。大多数的国家都比鲁国迟，而有的国家来不及蜕变便被人吞并了；但在战国年代所有存在着的国族都先先后后起着变革，一直变到秦始皇并吞六国，乃至陈、吴、刘、项的奴隶大暴动[29]的成功为止，才达到了它的最后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