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子张之儒”，《荀子·非十二子篇》曾加以痛骂，谓：“弟佗其冠，神
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荀子骂人每每不揭出别人的宗旨，而只是在枝节上作人身攻击，这是一例。象这，我们就不知道，子张一派的主张究竟有些什么特色。
照《论语》里面所保存的子张的性格看来，他似乎是孔门里面的过激派。孔子说“师也辟”，辟者偏也；又和子夏的“不及”对比起来说他是“过”。但他的偏向是怎样呢？他是偏向于博爱容众这一方面的。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张》）
看他这调子不是很有包容一切的雅量吗？曾子曾经说过：“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这所说的“吾友”，虽然有人以为指的是老子，但其实应该就是子张。你看他“神
其辞”，不就是“有若无、实若虚”的表现？“禹行而舜趋”不就是“犯而不校”的表现？禹之父鲧为舜所诛戮，而禹臣服于舜。舜之弟象作恶不悛，而舜封之有庳。这些都是“犯而不校”的好榜样，所以子张氏之儒在摹仿他们，亦步亦趋。这在孔门的中庸之徒看来，应该是有点过火的，所以曾子批评他“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子游也批评他：“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他那样的宽容，而说他不合乎仁道；大约是嫌他有点近于乡愿吧？然而“堂堂乎张也”，倒确确实实是有所自立的。他本人的主张，残留得很少，《论语》里面有下列的两项，却充分地可以表现他的精神。
“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子张》）
“执德不宏，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无）？”（同上）
临到危难的时候要把自己的生命拿出来，有所利得的时候先要考虑该不该受，度量要宽大，操持要坚忍……这些，岂是乡愿所能够做得到的！
《艺文类聚》[1]引《庄子》佚文“子路勇且力，其次子贡为智，曾参为孝，颜回为仁，子张为武”，作为孔子向老子的介绍。这不一定是孔子自己的话，但可作为庄子或其后学对孔门五子的批评。“子张为武”，所根据的大约就是上面所述的那些精神吧。武与勇有别，屈原《国殇》“诚既勇兮又以武”，也是把武与勇分开来的。这就明显地表明：勇指胆量，武指精神了。
此外在《论语》中有关于子张和孔子的问对好多条，有“子张学干禄”，“问十世可知”，“问令尹子文”，“问善人之道”，“问明”，“问崇德辨惑”，“问政”，“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问高宗谅阴”，“问行”，“问仁”，“问从政”，大约是子张氏之儒所保留下来的一些记录。虽然主要是孔子所说的话，但可见子张所关心的是些什么问题，而且就是孔子的答辞也一定是经过润色，或甚至傅益的。例如像“问仁”和“问从政”两条，在《论语》中比较博衍，而和子张的精神却十分合拍，可能也就是出于傅益的例子。我现在把这两条整抄录在下边。
一、问仁：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
二、问从政：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尧曰》）
这最后的“有司”两个字恐怕有错误，和“虐、暴、贼”不类。《荀子·宥坐篇》载孔子语“慢令谨诛，贼也；今生也有时，敛也无时，暴也；不教而责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后刑可即也”，和这儿所说的前三恶相近，但无“有司”一项。两者参照，《论语》的文句较为整饬，可以知道润色傅益是在所不免的了。
照这些资料看来，子张氏这一派是特别把民众看得很重要的。仁爱的范围很广，无论对于多数的人也好，少数的人也好，小事也好，大事也好，都不敢怠慢。严于己而宽于人，敏于事而惠于费。这在表面上看来和墨家有点相似。大约就因为有这相似的缘故，子张氏的后学们似乎更和墨家接近了。《荀子·儒效篇》里面有骂“俗儒”的这么一段文字：
“（一）逢衣浅带，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二）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衣冠行伪（为）已同于世俗矣，然而不知恶者；其言议谈说已无以异于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别。（三）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积足以掩其口，则扬扬如也；随其长子，事其便辟，举其上客（举读为与，言参与也），亿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数目字余所加。）
这应该是统括着“子张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子游氏之贱儒”而混骂的。我们把《非十二子篇》对于三派的分骂和这对照起来，便可以看出这里面的分别。子夏氏之贱儒是“正其衣冠，齐其颜色，赚然而终日不言”，和第一项相当。子游氏之贱儒是“偷儒惮事，无廉耻而嗜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其力”，和第三项相当。那么第二项必然是指子张氏之贱儒了。因此子张氏之儒的“弟佗其冠”即是颓唐其冠，这和“解果其冠”不同，杨倞引或说“解果盖高地”，即是高拱起来的意思。故“解果其冠”即巍峨其冠，正与“逢衣浅带”为配。据此可知子夏氏一派讲究戴高帽子，宽衣博带，气象俨然；而子张氏一派讲究戴矮帽子，随便不拘，同乎流俗。“言议谈说已无以异于墨子”，可见这一派的后生已经是更和墨家接近了。《庄子·盗跖篇》有子张与满苟对话的一节，从子张的口里面说出了这样的话：
“仲尼、墨翟穷为匹夫，今谓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则变容易色称不足者，士诚贵也。”
把墨翟和仲尼对举，而让子张说出，可见做这个寓言者的心目中也是把子张看来和墨翟接近的。墨翟应该比子张迟，他在初本来是学过儒术的人，照时代上看来，倒应该说墨翟受了子张的影响。不过他们尽管有些相似，在精神上必然有绝对不能混同的地方，不然他们应该早就合流了。子张氏之儒的典籍缺乏，我们不能畅论其详，但我想，他们如有不容混同的差别，那一定是立场问题。子张氏在儒家中是站在为民众的立场的极左翼的，而墨子则是站在王公大人的立场。这应该是他们的极严峻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