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我们跳跃一步来研讨《吕氏》书中的政治主张吧。我在这儿要取一个巧，只想把一些重要的文句汇集起来，无须乎多事说明。
第一，他是反对家天下制的。
“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贵公》）
“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长非以阿官长也。德衰世乱，然后天子利天下，国君利国，官长利官。此国之所以递兴递废也，乱难之所以时作也。”（《恃君》）
“天下之士也者，虑天下之长利而固处之以身。若〔人〕也，利虽倍于今而不便于后，弗为也；安虽长久而以私其子孙，弗行也。”（《长利》）
“诛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贤者，故可以为王伯。若使王伯之君，诛暴而私之，则亦不可以为王伯矣。”（《去私》）
第二，他是尊重民意的。
“先王先顺民心。”（《顺民》）
“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同上）
“宗庙之本在于民。”（《务本》）
“圣人南面而立，以爱利民为心。”（《精通》）
“仁人之于民也，可以便之，无不行也。”（《爱类》）
“贤人之不远海内之路而时往来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为务故也。”（同上）
“上世之王者众矣，而事皆不同；其当世之急，忧民之利，除民之害，同。”（同上）
“凡君之所以立，出乎众也。（言自众举出。）立已定而舍其众，是得其末而失其本。得其末而失其本，不闻安居。……夫以众者，此人君之大宝也。”（《用众》）
“民无常用也，无常不用也，唯得其道为可。”（《用民》）
“执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意为故（事）。”（《行论》）
“暴虐奸诈之与义理反也，其势不俱胜，不两立。”（《怀宠》）
第三，他是赞成修齐治平的哲人政治的。
“为国之本在于为身。身为而家为，家为而国为，国为而天下为。故曰：以身为家，以家为国，以国为天下。”（《执一》）
“主道约，君守近。太上反诸己，其次求诸人。其索之弥远者，其推之弥疏；其求之弥强者，其失之弥远。”（《论人》）
“成身莫大于学。身成则……为人君弗强而平矣；有大势，可以为天下正矣。”（《尊师》）
“圣人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响者，不于响，于声；善影者，不于影，于形；为天下者，不于天下，于身”。（《先己》）
“圣人组修其身，而成文于天下。”（同上）
“圣人行德乎己，而四荒咸饬乎仁。”（《精通》）
第四，他讴歌禅让。
“尧、舜贤者也，皆以贤者为后，不肯与其子孙，犹若立官必使之方。今世之人主皆欲世勿失矣，而与其子孙，立官不能使之方，以私欲乱之也。”（《圜道》）
“败莫大于愚。愚之患，在必自用。自用则戆陋之人从而贺之。有国若此，不若无有。古之与贤，从此生矣。非恶其子孙也，非徼而矜于名也，反（返）其实也。”（《士容》）
“自上世以来，天下亡国多矣，而君道不废者天下之利也。故废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恃君》）
第五，他主张君主无为。
“君也者处虚。素服而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智反无能，故能使众能也。能执无为，故能使众为也。无智、无能、无为，此君之所执也。”（《分职》）
“善为君者无识，其次无事。有识则有不备矣，有事则有不恢矣。不备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从来也。”（《君守》）
“得道者必静，静者无知。知乃无知，可以言君道也。”（同上）
“大圣无事而千官尽能。”（同上）
“作者忧，因者平。惟彼君道，得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强（上声）。”（同上）
“古之王者，其所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任数》）
“凡君也者处平静，任德化，以听其要。”（《勿躬》）
“明君者非遍见万物也，明于人主之所执也。有术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要，故事省而国治也。”（《知度》）
“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责而不诏；去想去意，静虚以待。不伐之（其）言，不夺之（其）事，督名审实，官复自司。以不知为道。以奈何（好问也）为宝。”（同上）
“凡主有识，言不欲先。人唱我和，人先我随。以其出为之入，以其言为之名。取其实以责其名，则说者不敢妄言，而人主之所执其要矣。”（《审应》）
“贤主劳于求人，而佚于治事。”（《士节》）
“古之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官事，得其经也。不能为君者，伤形费神，愁心劳耳目，国愈危，身愈弱，不知要故也。”（《当染》）
“天子不处全，不处极，不处盈。全则必缺，极则必反，盈则必亏。”（《博志》）
“用则衰，动则暗，作则倦。衰、暗、倦，三者非君道也。”（《勿躬》）
“人主好以己为，则守职者舍职而阿主之为矣。”（《君守》）
“人主以好暴示能，以好唱自奋；人臣以不争持位，以听从取容；是君代有司为有司也。”（《任数》）
“亡国之主必自骄，必自智，必轻物。自骄则简士，自智则专独，轻物则无备。无备召祸，专独位危，简士壅塞。欲无壅塞，必礼士；欲位无危，必得众；欲无召祸，必完备。三者，人君之大经也。”（《骄恣》）
“世主之患，耻不知而矜自用，好愎过而恶听谏，以至于危。耻无大乎危者。”（《似顺》）
“人主之所惑者……以其智强智，以其能强能，以其为强为。此处人臣之职也，而欲无壅塞，虽舜不能为。”（《分职》）
“俗主亏情，故每动为亡败。……其于物也，不可得之（是）为欲，不可足之为求，大失生本。民人怨谤，又树大雠；意气易动，跻然不固；矜势好智，胸中欺诈；德义之（是）缓，邪利之急。身以困穷，虽后悔之，尚将奚及？巧佞之（是）近，端直之远。国家大危，悔前之过，犹不可及。闻言而惊，不得所由；百病怒起，乱难时至。以此君人，为身大忧。”（《情欲》）
“天下为公”这样的话，在现在说起来，当然是很平常的了。但在家天下的时代，尤其是在奴隶领主政权的时代，那应该具有一种钢铁的声音。既认“天下为公”，自然就是把天下国家的主体移到了人民身上来。处理天下国家的事当然也就是人民的事，但人民要选择贤者来处理，所以说：“君之所以立，出乎众”。君必定要贤人才可以做得，为了要代代都是贤人，那就只好采取禅让的方式，未成为奴隶制前的原始社会，的确也是这样的。但后来奴隶制成立，成为了家天下的方式，君位竟由子孙继承了。以子孙来继承君位，那为君的人便不能保证代代都是贤人。照理想上说来，自然是以恢复禅让制为最好，但这不是那么轻易办得到的。而且在战国中叶，燕国的王哙与子之演过一次禅让的闹剧，闹出了笑话，自不免为当时学者间的禅让说的一个打击，因而便有君主无为的想法出来。那样，如人君贤固然好，如不贤也就不致坏事了。故儒家主张“恭己正南面，垂拱而治”，道家主张“无为而治”，就是法家也是同样，只是主张用“术”（手腕）而已。只有墨家不同，它是绝端主张强力躬行的。
《吕氏》书中的关于政治理论的系统大体上是因袭儒家，虽然在君道一层颇近于道家，有时甚至有些法家的气息（如上举《审分览》语）。无疑，吕不韦本人倒可以说是一位进步的政治家，不然他是不会容许这种理论在他的名下综合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