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申不害
申不害与商鞅正整同时，迟商鞅死一年，其当韩国之政比商鞅之当秦政亦较后，学者多称“申、商”，叙申于商之前，殊觉不甚妥当。
申子虽被汉以后人称为“法家”，其实他和李悝、吴起、商鞅等的倾向完全不同，严密地说时是应该称为“术家”的。《韩非·定法篇》说得很清楚：“今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饬也。”术是“帝王南面之术”，就是所谓权变，这和“法”认真说倒是不两立的东西。“术”导源于黄老，故司马迁以老、庄、申、韩同传，而说申“学术以干韩昭侯”，这是很有分寸的。
《申子》书，司马迁以为二篇，《艺文志》以为六篇，可惜都失传了，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是一些零章断句。比较完整的似乎就只有《群书治要》卷三十六所引的《大体篇》，我们不妨把它整揭在下边：
“夫一妇擅夫，众妇皆乱；一臣专君，群臣皆蔽，故妒妻不难破家也，乱臣不难破国也。是以明君使其臣并进辐凑，莫得专君焉。今人君之所以高为城郭而谨门闾之闭者，为寇戎盗贼之至也。今夫弑君而取国者，非必逾城郭之险而犯门闾之闭也，蔽君之明，塞君之听，夺之政而专其令，有其民而取其国矣。今使乌获、彭祖负千钧之重而怀琬琰之美，令孟贲、成荆带干将之剑卫之，行乎幽道，则盗犹俞之矣。今人君之力非贤于乌获、彭祖而勇非贤于孟贲、成荆也，其所守者非特琬琰之美、千金之重也，而欲勿失，其可得耶？
明君如身，臣如手；君若号，臣若响；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名者天地之纲，圣人之符；张天地之纲，用圣人之符，则万物之情无所逃之矣。故善为主者，倚于愚，立于不盈，设于不敢，藏于无事。窜端匿迹，示天下无为。是以近者亲之，远者怀之。
示人有余者人夺之，示人不足者人与之。刚者折，危者覆，动者摇，静者安。名自正也，事自定也，是以有道者自名而正之，随事而定之也。鼓不与于五音而为五音主，有道者不为五官之事而为治主。君，知其道也，官人，知其事也。十言十当，百为百当者人臣之事，非君人之道也。
昔者尧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则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乱，是以圣人贵名之正也。主处其大，臣处共细。以其名听之，以其名视之，以其名命之。镜设精，无为而美恶自备。衡设平，无为而轻重自得。凡因之道，身与公无事，无事而天下自极也。”
既名为《大体》，大约就是他的根本义了。从这儿可以看出，他的主张完全是以人主为本位。“一臣专君”，他可不问这“一臣”的政见如何，即定为“乱臣”，为“弑君取国者”。人主对于臣下，也就如富家贵室之对于“寇戎盗贼”。这个观点就是他的根本义的大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要人君使用手段，装着一个糊涂的样子而一点也不要糊涂。他在教人君“无为”，事实上是说不要做粗杂的事，而是要做精微奥妙的机密的事。“正名”即是所谓“综合名实”，是他所特别强调的，但要怎样才可以做到呢？怎样才能够“张天地之纲，用圣人之符”呢？虽然书缺有间，找不出明文，但也不外是多设特种网罗，以侦伺所谓“寇戎盗贼”之行径而已。
《吕氏春秋·任数篇》有申不害评韩昭厘侯的一段故事，所说的话和这《大体篇》的意旨约略相同。韩侯爱弄小智小慧，有一次看见祭庙所用的祭猪太小，他叫人换了它，换的人阳奉阴违，又把原来的猪拿上来。韩侯却是记得很清楚，他说：“这不是刚才的猪吗？”换的人也就无辞以对。韩侯的左右问何以知道，他说：“由它的耳朵知道”（大约耳朵上还留有一些毛）。就这样，申不害听见，便加以批评说道：
“何以知其聋？以其耳之聪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当也。故曰：去听无以闻则聪，去视无以见则明，去智无以知则公。去三者不任，则治，三者任则乱。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所以知识甚阙，其所以闻见甚浅。以浅阙博居天下，安殊俗，治万民，其说故不行。十里之间而耳不能闻，帷墙之外而目不能见，三亩之宫而心不能知，其欲东至开梧，南抚多
，西服寿靡，北怀儋耳，若之何哉？”
“耳目心智之不足恃”，假使是作为纯粹的认识论上的问题，在两千多年前便能有这样深刻的见地，倒不失为大有哲学价值的命题；然而申子的本意并不是这样，他是教做人主的人听见要装作不听见，看见要装作不看见，知道要装作不知道，深藏不露，免得人有所提防，因而去听一切，见一切，知一切。《韩非·外储说右上》另外引用了他的一些话，刚好是把这层意思揭穿了。
“申子曰：‘上明见，人备之。…其知见，人惑之；不知见，人匿之。其无欲见，人司（伺）之；其有欲见，人饵之。故曰：吾无从知之，惟无为可以规（窥）之’。
一曰：申子曰：‘慎尔言也，人且知汝；慎而行也，人且随汝，尔有知见也，人且匿汝；尔无知见也，人且意汝。汝有知也，人且藏汝；汝无知也，人且行汝。故曰：惟无为可以规之’。”
知道的要装作不知道，不知道的要装作知道，要弄得别人把你不明其妙，那你就显得微妙神玄，深不可测了。这简直是一种恶性的专制独裁主义，同在《外储说右上》所引的另外几句话，更可以说是画龙点睛了。
“申子曰：‘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王’。”
因此在申子的治下是没有言论自由的，他曾经说过：“治不逾官，虽知不言”（《韩非·难三》及《定法》）。守着自己的岗位，不准多说话。话都不准多说，自然不准乱动乱想了。故他又说：“明君治国，而（能）晦晦，而（能）行行，而（能）止止，三寸之机运而天下定，方寸之机正而天下治，故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意林》二所引）。明君要把天下人当成木偶，完全靠着自己的“方寸之机”在那儿运转天下。
他是不讲究信义的，他说：“失之数而求之信，则疑矣”（《韩非·难三》）。这同样的一句话又见《吕氏春秋·慎势篇》，那儿一开首就说：“失之乎数，求之乎信，疑。失之乎势，求之乎国，危”。上句既是申子的话，下句也应该是申子的话，而在《吕氏》并没有标出申子来，我疑心这《慎势》一篇，整个是申子的文章。篇中引及慎子：“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为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尧且屈力，而况众人乎？积兔满市，行者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虽鄙，不争。”《汉书·艺文志》“《慎子》四十二篇”下班固自注云“先申、韩，申、韩称之”，大约就是指的这类文字了。近时学者多谓慎到后于申不害，举《盐铁论·论儒篇》，齐湣王之末，“慎到、接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适楚”为证，言慎到于齐湣末年尚存，则生当在申子之后。但桓宽之说未必可信，而“亡去”二字，虽可作为逃亡而去齐解，亦可作为死亡而去世解，参以班固说，是应该以后解为妥当的。《孟子》书中，有慎滑厘，焦循云：“厘与来通。……到与来为同义，然则慎子名滑厘，其字为到”。其说殆可信。慎到既与孟子同时，则当然能为申不害所称引了。
申不害贵“因”，贵“数”，均取则于慎子，但慎子一以“法”为依归，以“法制礼籍立公义”，在法之前即人君亦不能“以心裁轻重”，所谓“大君任法而弗躬”，所谓“上下无事，唯法所在”，正是把李悝、吴起等实际家的措施理论化了。而在申子则是以“术”为凭借，而把法放在不足轻重的地位的。虽然他也在言法：
“君之治也，善明法察令而已。圣君任法而不任治，任数而不任说。黄帝之治天下，置法而不变，使民安乐其法也。”（《类聚》五十四，《御览》六三八所引）
“君必有明法正义，若悬权衡以正轻重，所以一群臣也。”（同上，又《文选》颜延年《宴华林诗》李注及邹阳《狱中上书吴王》注）
这只是蹈袭慎子等纯正法家的语柄而已，他自己的实践倒反而是玩弄公法。《韩非·定法篇》曾经这样批评过他：
“申不害，韩昭侯之佐也。韩者晋之别国也。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则道之；利在新法后令，则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后相悖，则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故托万乘之劲韩，十七年而不至于霸王者，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
这所说的仿佛只是“奸臣”在玩弄法轨，其实申不害之所以“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正是便于自己用术的人好上下其手。这种态度是和理论的法家慎到，实践的法家李悝、吴起、商鞅诸人，全相刺谬的。这正是法家与术家不同的地方，商鞅与申不害不同的地方。
申不害这位先生，他的做人行事也很爱弄点权变，他是一位不择手段的人。《战国策·韩策》有下列一段故事：
“魏之围邯郸也，申不害始合于韩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于王也。王问申子曰：‘吾谁与而可？’对曰：‘此安危之要，国家之大事也，臣请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谓赵卓、韩晁曰：‘子皆国之辩士也，夫为人臣者言不必用，尽忠而已矣’。二人因各进议于王以事。申子微视王之所悦以言于王，王大悦之。”
这件故事又见《韩非·内储说上》，而内容稍有不同，但两说合勘，可以看出事件的全貌。
“赵令人因申子于韩，请兵将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疑己外市也，不则恐恶于赵；乃令赵绍、韩沓尝试君之动貌而后言之，内则知昭侯之意，外则有得赵之功。”
赵绍即赵卓，韩沓与韩晁自系一人，而名必有一误。考魏伐赵围邯郸，是在魏惠王十七年，赵成侯二十一年，韩昭侯九年。赵被魏兵，故遣人求救于韩，于时乃申不害相韩之第二年，与“始合于韩王”之说正相合。韩国究竟参加了那一边，两说都不明，但就史事看来，就在昭侯九年，韩侯朝魏于中阳，其明年魏又以韩师败诸侯师于襄陵，足证韩国是参加了魏的一边，而拒绝了赵的请求。朝魏于中阳一事，《韩策》曾有一段说客的话加以赞扬，谓出于“申不害之计事”。
“昭厘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贤士也，韩与魏敌侔之国也。申不害与昭厘侯执珪而见梁君，非好卑而恶尊也，非虑过而议失也。申不害之计事曰：‘我执珪于魏，魏君已（原作“必”）得志于韩，必外靡于天下矣，是魏弊矣。诸侯恶魏必事韩，是我俯于一人之下而伸于万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韩之权，莫如朝魏。昭厘侯听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虑事而言之，忠臣也。”
参合起来，可见申不害先生是怎样的狡猾。他本心是想答应赵国的要求的，恐怕韩侯疑心他“外市（倚仗外国的势力买空卖空），唆使赵、韩二人去试探韩侯的结果，知道了韩侯是倾向魏国的，故改变自己的本心，尽力迎合，率性更劝韩侯执珪朝魏，与魏结为同盟。他这人是怎样的无主张，无定见，专门逢迎上层，以图固宠持禄，是明白如画的。
《韩策》另外还载有一件事体，是“大成午从赵来，谓申不害于韩曰：子以韩重我于赵，请以赵重子于韩，是子有两韩而我有两赵也”（这事亦见《韩非·内储说下》，大成午误作大成牛，《史记·赵世家》复误为大戊午，《汉书·古今人表》与《韩策》同）。我疑与前“赵令人因申子于韩，请兵净以攻魏”者是一件事，那个“人”就是这位大成午。大成午是赵国的宰相，可能是当国家危急的时候，赵相亲自出马了。这个揣测如不误，那他对于申不害的提议虽然很受欢迎而却没有被接受，便是那没有下文的下文了。
《韩非·外储说左上》还有一段故事，也充分表示着申子为人的太不光明磊落。
“韩昭侯谓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
申子曰：‘法者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今君设法度而听左右之请，此所以难行也。’
昭侯曰：‘吾自今以来知行法矣，寡人奚听矣！’
一日，申子请仕其从兄官。
昭侯曰：‘非所学于子也。听子之谒，败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谒？’
申子辟舍请罪。”
这个故事也见《韩策》，“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两句作为“循功劳，视次第”，前一句虽然没有什么不同，而后一句颇有悬隔，“视次第”便可能是专看资格说话了，不知那一边近乎真实。但无论怎样，由这儿又可以看出，申子这个人是怎样的言不顾行。他嘴里尽可以讲些漂亮话，做起事来却是两样，这也正是所谓“术”了。言行一致，表里通彻，那里还有什么权变呢？假使果然是“因能授官”的话，则法家的主张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怨”的。只要申子的从兄是一位人才，申子尽可以据理力争，为什么一遭拒绝便要“辟舍请罪”？申子之所以如此，足见他自己心虚，也足见他的从兄不一定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而申子只是循私请谒，偷巧尝试。《韩策》在“辟舍请罪”之下更加了一句，“曰君真其人也”（老头子究竟厉害！）这似乎更是有心形容申子的卑鄙了。司马迁说“申子卑卑”，无疑也是包括着他的人格在说的。
申子所事的韩昭侯，倒确也是相当厉害的一个人物，《韩非》书中有好些处关于他的逸事，都表示着他是一位爱弄小智小慧，自作聪明的人。故事琐碎，无须乎多举，只举一事以示例。
“韩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不诚。”（《内储说上》）
这“爪”恐怕是爪甲上的套饰，故所以能够“握”之而“佯亡”。像这样，专爱使用些小诡计，什么小事情都要管的人，断断乎是难于侍候的，而申子却做了他将近二十年的太平宰相，不显得申子真是有天大的逢迎本领吗？韩非责备他“托万乘之劲韩，十七年而不至于霸王”，实在也未免求之过高。他不仅不是那样的人才，而且也没有那样的野心。他的恶性的独裁主义恰足以使他与韩昭侯相安无事而已。
值得补充的，是先秦名辩思想的潮流，在申子手里发展到了政治上的实用方面，便是综合名实，所谓“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以其名听之，以其名视之，以其名命之”，“圣人贵名之正”。这更发展而为后世的名分论。包含《慎势篇》的《吕氏春秋》的《审分览》，各篇理论率与申子相符，我疑都是取材于《申子》书，否则也是申子说的敷衍，且引用下列一段文字以为正名之义的注脚：
“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群臣者亦有辔。其辔何如？正名审分，是治之辔已。故按其实而审其名、以求其情，听其言而察其类、无使放悖。
夫名多不当其实，而事多不当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审名分也。不审名分，是恶壅而愈塞也。壅塞之任不在臣下，在于人主。尧、舜之臣不独义，汤、禹之臣不独忠，得其数也。桀、纣之臣不独鄙，幽、厉之臣不独辟，失其理也。
今有人于此，求牛则名马，求马则名牛，所求必不得矣；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诽怨矣，牛马必扰乱矣。百官、众有司也，万物、群牛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职，而数用刑罚，乱莫大焉。
夫说以智通而实以过悗（愚忳），誉以高贤而充以卑下，赞以洁白而随以污德，任以公法而处以贪枉，用以勇敢而堙以罢怯，此五者皆以牛为马，以马为牛，名不正也。故名不正则人主忧劳勤苦，而官职烦乱悖逆矣。国之亡也，名之伤也，从此生矣。白之顾益黑，求之愈不得者，其此义耶！
故至治之务，在于正名，名正则人主不忧劳矣。不忧劳，则不伤其耳目之主。问而不诏，知而不为，和而不矜，成而不处，止者不行，行者不止，因刑而任之，不制于物，无肯为使。清静以公，神通乎六合，德耀乎海外，意观乎无穷，誉流乎无止，此之谓定性于大湫，命（名）之曰无有。”
这一大段文字，我不惮烦地把它抄了下来，我们请拿来和上举申子遗说相印证，便可以知道是很合符契的。例如上举“明君治国，而晦晦，而行行，而止止”的那些话，差不多有点不知所谓的，而这儿的“问而不诏，知而不为，和而不矜，成而不处，止者不行，行者不止”，却等于是详细的注释。《吕氏春秋》本是一种杂纂的类典，故我相信这些文字可能就是申子的遗文，至少也可以说是申子学说的引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