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宋钘与尹文
宋钘、尹文是稷下黄老学派的主要的一支，宋钘当于齐威、宣之世，尹文稍迟，逮于齐湣，在此为方便起见，一并叙述。
《汉书·艺文志》有“《尹文子》一篇”，属于名家，尹乃宋之弟子，尹既属于名家，可知宋亦有辩者倾向。《韩非·外储说左上》“言有纤察微难而非务也，故季、惠、宋、墨，皆画䇲也”，可引为宋是辩者之证。
但宋、尹之辩均不主张“纤察微难”，《庄子·天下篇》引宋、尹精义有“君子不为苛察”（苛当作苟）之语，可知韩非难宋，与难墨同科，只是难其末流，宋、墨叙在季、惠之下，也就足以表见了。
宋、尹之书均失传，今有《尹文子》乃伪托。但《管子》书里面的《心术》、《内业》、《白心》诸篇即其遗著，《心术》、《内业》属于宋，《白心》属于尹，余已别有考证[1]，今专挹其“正名”之义如次。
宋、尹均主张摒去主观成见（“别宥”），而采取纯粹的客观态度。这种态度，他们称之为“因”——“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心术》）。他们的名理论是从这种基本主张导引出来的。
“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当谓之圣人。”
“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名〕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姑形以形，以形务（侔）名，督言正名，故曰圣人。”（以上《心术》）
“原始计实，本其所生。知其象则索其形，缘其理则知其情，索其端则知其名。……正名自治之，奇名自（原误为‘身名’）废。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
“口无虚习也，手无虚指也，物至而命之耳。发于名声，凝于体色，此其可谕者也。不发于名声，不凝于体色，此其不可谕者也。乃至于妄（原误为至）者，教存可也，教亡可也。”（以上《白心》）
这种“正名”的态度可以说是很纯正的，没有脱离实际的效用，也就是“君子不为苟察”的详细的内容了。《吕氏·先识览·正名篇》，引尹文与齐湣王论士，关于“正名”之义有所叙述，为使尹文的正名倾向更明了起见，我们可以把它摘录在下边。
“名正则治，名丧则乱，使名丧者淫说也。说淫则可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故君子之说也，足以言贤者之实，不肖者之充而已矣；足以喻治之所悖，乱之所由起而已矣；足以知物之情，人之所获以生而已矣。”
“凡乱者形名不当也。人主虽不肖，犹若用贤，犹若听善，犹若为可者，其患在乎所谓贤徒不肖也，所谓善而徒邪辟，所谓可徒悖逆也（三徒字原均误作从）。是形名异充而声实异谓也。夫贤不肖，善邪辟，可悖逆，国不乱，身不危，奚待也？齐湣王是以知说（悦）士，而不知所谓士也，故尹文问其故而王无以应。”
以这样一段为冒头而在下面叙出尹文与齐王论士的故事。这段冒头的理论大约也采自尹文的遗书，或者隐括其意而有所发挥。这和《白心篇》的见解很能契合，在大体上我们就认为是尹文的遗说，应该是没有多么大的妨碍的。论士的一段文字，继续述之如下。
“尹文见齐王。齐王谓尹文曰：‘寡人甚好士。’尹文曰：‘愿闻何谓士。’王未有以应。
尹文曰：‘今有人于此，事亲则孝，事君则忠，交友则信，居乡则悌，有此四行者，可谓士乎？’
齐王曰：‘此真所谓士已。’
尹文曰：‘王得若人，肯以为臣乎？’
王曰：‘所愿而不能得也。’
尹文曰：‘使若人于庙朝中，深见侮而不斗，王将以为臣乎？’
王曰：‘否，丈夫见侮而不斗，则是辱也。辱则寡人弗以为臣矣。’（丈夫原误为大夫。）
尹文曰：‘虽见侮而不斗，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四行者，是未失其所以为士一矣，（此处原衍廿字）而王不以为臣，则向之所谓士者乃士乎？’
王无以应。
尹文曰：‘今有人于此，将治其国，民有非则非之，民无非则非之；民有罪则罚之，民无罪则罚之，而恶民之难治，可乎？’
王曰：‘不可。’
尹文曰：‘窃观下吏之治齐也，方若此也。’
王曰：‘使寡人治，信若是，则民虽不治，寡人弗怨也。意者未至然乎？’
尹文曰：‘言之不敢无说，请言其说。王之令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民有畏王之令，深见侮而不敢斗者，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见侮而不斗是辱也”。夫谓之辱者非此之谓也？以为臣不以为臣者，罪之也，此无罪而王罚之也。’（“以为臣”上下辞意不完，当有夺文。）
齐王无以应。”
这段故事，主要是在宣传“见侮不辱”的主张，其实和“正名”没有多么大的关系。如是纯粹地由“正名”的立场来说，尹文倒是有点玩弄诡辩。因为士之定义，有忠孝信悌的四行本是尹文所给予的，而在齐王的意想里面，士行应该还有第五种的节概，所谓知耻。只是齐王不善辩，所以结果显示得尹文占了胜利而已。此齐王，吕氏以为齐湣王，当别有所据，但《艺文志》“《尹文子》一篇”下，班固自注云“说齐宣王”，不知班固所指是否即此论士之说。《吕氏春秋》一书征引战国时事，于世代亦往往有误，如西门豹引漳水灌邺田，乃魏文侯时事，而《乐成篇》以为魏襄王，即其一证。但尹文能及于湣世，亦不无可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