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悝
李悝在严密意义上是法家的始祖，《汉书·艺文志》有“《李子》三十二篇”，列为法家之首，注云“名悝，相魏文侯，富国强兵”。可惜这三十二篇书已经亡佚，只有关于刑律和农政两项还在别的文献里面保存了一些梗概。
《晋书·刑法志》云：“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参夷连坐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据此可知秦汉以后的刑律大抵是祖述李悝，而李悝《法经》是治“盗贼”为首要，这便是说，新起的法家精神是以保卫私有财产权为本位的。
李悝《法经》及其刑律虽然失传，但他的遣意遣法，毫无疑问，是被包含在秦、汉以来的律法里面了。《唐律疏议》于此有所补充，足证李悝之法至唐犹存，特略有增损而已。
（原注）“魏文侯师于李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一《盗法》、二《贼法》、三《囚法》、四《捕法》、五《杂法》、六《具法》。
一《盗法》、今《贼盗律》是也，二《贼法》、今《诈伪律》是也，三《囚法》、今《断狱律》是也，四《捕法》、今《捕亡律》是也，五《杂法》、今《杂律》是也，六《具法》、今《名例律》是也。
商鞅传授，改法为律。
（原注）改法为律者，谓《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也。
汉相萧何，更加悝所造《户》、《兴》、《厩》三篇，谓《九章之律》。
（原注）《户》者、《户婚律》，《兴》者、《擅兴律》，《厩》者、《厩库律》。
魏因当律为一十八篇，改汉《具律》为《刑名》第一。晋命贾充等增损汉、魏律为二十篇，于魏《刑名律》中分为《法例律》。”
但李悝的建树并不专在于刑律，他还有更积极一方面的经济政策。《史记·孟荀列传》，谓“魏有李悝尽地力之教”，可惜他这项教令也遗忘了，仅仅在《汉书·食货志》里面还保留了一点梗概。
“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原作升，依臣瓒校改）；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
又曰：‘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益劝。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至于甚贵者也。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百五十石之四倍，收六百石），余四百石，中熟，自三（百五十石之三倍，收四百五十石），余三百石。下熟，自倍（百五十石之二倍，收三百石），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熟则上籴，三而舍一（余四百石中籴三百石）。中熟，则籴二。下熟，则籴一。使民适足，价平则止。小饥则发小熟之所敛，中饥则发中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这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史上应该是极重要的一段文字，在这儿把战国初年的农民生活、田制物价等，都叙述得非常明白。土地依然是国有，“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也显然还保存着井田制的痕迹，而“山泽邑居三分去一”，已经不再是旧时的规整的井田了。“一夫百亩”虽还是古代的孑遗，除经常的“十一之税”而外，还有临时的“赋敛”，生活是独立的，当时的农夫明显地脱离着奴隶的阶段了。这情形依然在过渡时代当中。但最值得注意的是“平籴”。他把收成好的年辰分为上中下三等，把收成不好的年辰也分为上中下三等。收成好，政府便将米谷购上，收成不好便将所购上的米谷平价发卖。中国以后的均输、常平仓等的办法，事实上就是导源于这儿的。这是最有实质的惠民政策，无怪乎“行之魏国”而“国以富强”了。
可惜的是这样的一位重要人物，而司马迁的《史记》却不为之立传，他的思想渊源和生活出处，我们不能知其详了。《韩非·内储说上》载有他的一段故事，说他曾“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乃下令以射之能中与否决讼狱，于是乎上地的人都习射，后来便因此战败了秦人。又《外储说左上》另有一段故事，说他小用方术，以鼓励他的左右，但反为秦人所败。这些故事都表示他是位善良而相当机敏的人。《吕氏春秋·恃君览》里面又有这么一段故事：
“魏武侯谋事而当，攘臂疾言于庭曰：‘大夫之虑莫如寡人矣！’立有间，再三言。
李悝趋进曰：‘昔者楚庄王谋事而当，有大功，退朝而有忧色。左右曰：王有大功，退朝而有忧色，敢问其说？王曰：仲虺有言，不毂悦之。曰：“诸侯之德，能自为取师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择而莫如己者亡”。今以不毂之不肖也，群臣之谋又莫吾及也，我其亡乎？’曰：‘此霸王之所忧也，而君独伐之，其可乎？’
武侯曰：‘善。’
人主之患也，不在于自少而在于自多。自多则辞受，辞受则原竭。李悝可谓能谏其君矣，一称而令武侯益知君人之道。”（《骄恣》）
这却表示着李悝具有儒家的气息。同一故事在《荀子·尧问篇》与《新序·杂事一》均作为吴起，假使三占从二，可能是吕氏的门下记错了人。不过从这儿也可以得到一些痕迹，便是吕门离李悝不远，即使是记错了，必须李悝是具有这种色彩的人，然后才能够联想得到。魏文侯时本是人才集中时代，师有子夏、段干木、田子方，臣有翟璜、乐羊、西门豹、吴起，大抵都是儒者。同时还有一位李克，曾参预文侯置相的咨询，《汉书·艺文志》儒家有“《李克》七篇”，注云“子夏弟子，为魏文侯相”，说者多以为即是李悝的异名，我看是很正确的。因为悝克本一声之转，二人时代相同，地位相同，思想相同，而李悝尽地力之教，在《史记·货殖列传》及《平准书》则说“李克务尽地力”。儒家中既有李克，法家中又有李悝者，也就如儒家中既有“《公孙尼子》二十八篇”，杂家中又有“《公孙尼》一篇”。《古今人表》中把李悝与李克分为二人，那应该是班固的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