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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蠹篇》是韩非晚年的作品，那里面说到“周去秦为从，期年而举，卫离魏为衡，半岁而亡”，都是秦始皇即位前后的事。周之亡在庄襄王三年，即始皇即位前一年，卫之亡当即指始皇六年“五国共击秦，秦拔魏朝歌，卫从濮阳徙野王”（《史记·六国年表》）时事，下距韩非之死（始皇十四年）仅七八年。故《五蠹》、《显学》诸篇实可视为韩非的晚年定论。他的文体固定，思想也成熟了。他是综合了先秦诸子，而又完全扬弃着先秦诸子。《显学篇》专打儒、墨，《忠孝篇》的“恍惚之言，恬淡之学，天下之惑术也”，打击道家。名家更是他一向所不表示好感的——“人主之听言也不以功用为的，则说者多棘刺白马之说。……言有纤察微难而非条也，故季（真）、惠（施）、宋（钘）、墨（翟）皆画䇲也”（《外左上》）。甚至如管仲、商鞅、孙武、吴起，为主张耕战富强说的祖宗，而要收藏他们的书也在必须禁止之列了。

“境内之民皆言治，藏管、商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五蠹》）

就这样在韩非子所谓“法治”的思想中，一切自由都是禁绝了的，不仅行动的自由当禁（“禁其行”），集会结社的自由当禁（“破其群以散其党”），言论出版的自由当禁（“灭其迹，息其说”），就连思想的自由也当禁（“禁其欲”）。韩非子自己有几句很扼要的话：“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说疑》），这真是把一切禁制都包括尽致了。

关于他的“禁其言”或许有人要执异议，以为他主张参伍以听，综核名实，似乎并不是完全禁止言论。是的，这儿是有一道言路之门开辟着的，然而只是告奸之门。告奸之外便没有言路吗？表面上是有，你听他说吧：

“群臣陈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诛。明君之道，臣不得陈言而不当。”（《主道》）

“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则罚；非罚小功也，罚功不当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罚，非不悦于大功也，以为不当名也，害甚于有大功，故罚。……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陈言而不当。越官则死，不当则罪。”（《二柄》）

你看，这多么凶！看你还有什么人敢来说话！他所要求于进言者的，要人人都是预言家，所预言的要和未来的事恰恰相当。说不中固不行，说中了而或大或小也不行。四条之中有三条是死路，谁还敢来冒险瞎闯这条生路呢！更何况只要不言也就是一条生路！所以在韩非的“法治”里所容许的言论，归根便只有告奸的言论，这是无所谓中不中，也无所谓大或小，条条都是生路，条条都有奖品。于是乎其它的“二心私学”也就更不敢摇唇鼓舌了。

韩非就是这样的一位极权主义者，他的议论实在足以使欧洲中世纪的麦迦威理（Machiavelli，1469—1527）减色，而德国的查拉图斯屈拉们也当沦为弟子。秦始皇很崇拜他，读到了他的书便五体投地，是有由来的。——“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韩非传》）这倾慕是何等的殷切！同学的李斯介绍了他，秦王竟用兵力去威胁韩国，公然也就把韩非逼索到了手。韩非入秦应该是他飞黄腾达的时候了，因为他向来是崇拜秦国的人：

“夫慕仁义而弱乱者三晋（韩、赵、魏）也，不慕而治强者秦也，然而未帝者，治未毕也。”（《外左上》）

“彼法明则忠臣劝，罚必则邪臣止。忠劝邪止而地广主尊者，秦是也。群臣朋党比周以隐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东（六国）是也。乱弱者亡，人之性也。治强者王，古之道也。”（《饰邪》）

“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稀失，用于燕者一变而计稀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盖治乱之资异也。”（《五蠹》）

韩非可以说正合了自己的希望，被秦王请进了“易为谋”的治强之秦，然而却不幸他的法术早为他的同学李斯所蹈袭了，一句莫须有的罪状，“非之来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韩也为重于韩也”（《存韩篇》），便被陷入了他自己所最得意的“行饮食”的毒阱。

有好些学者爱说韩非忠于韩，实有心为“存韩”之谋，其实那是上了李斯的当。韩非毫无疑问是有心用秦的，看他谮姚贾于秦王便可以知道。《战国策·秦策》载“四国为一将以图秦”，姚贾出使四国，“绝其谋，止其兵”，被封千户，以为上卿。韩非却表示不满，在秦王面前说他是“梁监门子，尝盗于梁，臣于赵而逐”。揭发别人的阴私，专作人身攻击，这正是韩非的告奸主义的实践，也是他的公子身分的表露。监门之子，曾为大盗，曾为逐臣，何便不可以为用？韩非自己不正主张“有道之主不求清洁之吏”的吗？无怪乎，他反而被姚贾所反噬，而更为李斯所暗害了。

韩非虽然身死于秦，但他的学说实为秦所采用，李斯、姚贾、秦始皇、秦二世实际上都是他的高足弟子。秦始皇的作风，除掉迷信方士、妄图长生之外，没有一样不是按照韩非的法术行事的，焚书坑儒的两项大德政正好是一对铁证。焚书本出于李斯的拟议，其议辞和令文，不仅精神是采自韩非，连字句都有好些是雷同的。

“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儒？）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乃）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即）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史记·秦始皇本纪》）

这差不多完全是《诡使》、《六反》诸篇底提要，而禁令底八条：“〔一〕史官非秦纪，皆烧之。〔二〕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三〕有敢偶语《诗》、《书》，弃市。〔四〕以古非今者，族。〔五〕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六〕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七〕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八〕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除掉第七项之外，不更全部是“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9]的扩充吗！

坑儒是所谓“破其群以散其党”的最彻底的实干，那可不用多费笔墨了。

就是秦二世那位宝贝皇帝也是把《五蠹篇》读得烂熟的。《史记·李斯传》载陈涉、吴广发难时，李斯数欲请间谏二世，而不见允许，反被二世责问道：

“吾有私议而有所闻于韩子也，曰：尧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虽逆旅之宿不勤于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粝之食，藜藿之羹，饭土簋，啜土铏，虽监门之养不觳于此矣。禹凿龙门，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决停水致之海；而股无跋，胫无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于会稽，臣虏之劳不烈于此矣。”

这所称道的韩子语，略见今本《五蠹篇》，已引见前，虽然字句间小有出入，但也不好断定是二世背错，还是后人抄写脱了。总之，二世是有家学渊源的。在这段责问语中表示得很明白。李斯的“恐惧书对”也一连两下引用了韩子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镒，盗跖不搏”。前者见《显学篇》，仅上下倒易而“格”本作“悍”；后者见《五蠹篇》，“搏”本作“掇”。这些小小的差异，也正证明李斯出于暗记而未查书。秦代君臣不都是把韩非的文章读得很熟的吗？——由此可以知道，韩非之学，实在是有秦一代的官学，行世虽然并不很久，但它对于中国文化所播及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

韩非是文章的妙手，他的权谋的深刻，有时也尽有可能用美妙的画皮来掩饰。像《奸劫弑臣》里下列的一段话便是很可以使人迷恋的。

“圣人者审于是非之实，察于治乱之情也，故其治国也，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君臣相亲，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之患。”

这俨然是理想的救世者的态度。但从全盘的思想体系来考察，这不外是偶一使用的幌子而已。有人以为这《奸劫弑臣》篇是不可靠的：因为篇中提到圣人，而文末有“厉怜王”的一段，在《战国策》和《韩诗外传》均作为荀卿报春申君的书。但在我看来，却不一定不可靠。即使“厉怜王”一段真是荀卿的信札，也可能是抄纂《韩非子》时录书人的错误。

《问田篇》里还有一段话说得更加直切。有一位叫棠谿公的，对韩非说，讲法术是危身之道，劝他不要再讲法术。韩非回答他道：“窃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故不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必思以齐民萌之资利者，仁智之行也。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见民萌之资利者，贪鄙之为也。臣不忍向贪鄙之为，不敢伤仁智之行。”看他这抱负，是以救世主自命了。他是不惮患祸，不避死亡而专为人民谋利益的。这也许不会是欺心之论吧，因为无论是怎样的明君术士，没有人民也“术”不起来。奴隶主虽然剥削奴隶，何尝又不爱惜奴隶？牛马也要有草吃才能耕作的，主人丰衣足食，牛马的草秣也才可以有足够的分量。极端君权论者的韩非，他脑里所怀抱的“救群生”、“利民萌”，是应该作如是观的。“民智之不可用，独（直）婴儿之心也，……故举事而求贤智，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显学》），“人主者明能知治，严必行之，故虽拂于民心，必立其治”（《南面》），这样才是他的本色，但不要以为他的言论有什么矛盾。

（1944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