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秦代政治的本质弄清楚了，吕不韦的真相也就觉得更加清晰，吕氏可以算得是一位有数的政治家，不幸遭受迫害，并被埋没了两千多年。关于他的事迹，虽然有《吕氏春秋》一书存在，但我们所能知道的依然太少。他的书并不记载他的私事和功业，只有在《序意篇》中略略露了一次法相，而不幸文又残缺。

“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

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圣？）三者咸当，无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数（须）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三者皆私，设精（甚），则智无由公。智不公，则福日衰，灾日隆。’”

这不用说是残文，但多少也隐括了他纂辑本书的大意，也表露了他为人的态度。他叫宾客著书，而不使他们涉及自己的私事，不正是他的大公无私的精神吗？说者往往说他著书的动机仅是为名，而对于他的书加以菲薄；又或者以为他有私心，想篡取秦政的王位，这些都不免是受了蒙蔽的见解。好名何必要著这样的书？要篡位，尽可以在始皇幼时夺取之于孤儿寡妇之手，何必要等他活到二十一岁，再来发表和他的思想、政见、气质完全相反的著作呢？

作为封建思想的礼赞者，吕氏是主张急学尊师的人，至少是赞成这样。他说“圣人生于急学”（《劝学》），“成身莫大于学”（《尊师》）。这在当时的历史阶段上是比较进步的思想。他把尊师当成和孝亲一样的达德，“说义必称师以论道，听从必尽力以光明”（《尊师》）。孝道之被重视，是因为私有财产权合法化，财产继承权受到重视。师道之所以尊，是因为学术文化下移，读书成为了职业。这种尊师重道的思想是奴隶制时代所不能有的。但吕氏所要人尊敬的师是“视徒如己，反己以教”（《诬徒》）的“善教者”；也有那种势利的老师是他所斥责的。

“不能教者，志气不和，取舍数变，固无恒心。若晏阴，喜怒无处，言谈日易，以恣自行。失之在己，不肯自非，愎过自用，不可证（诤）移。见权亲势及有富厚者，不论其材，不察其行，驱而教之，阿而谄之，若恐弗及。……”

像这样的丑态，在《诬徒篇》中还有一些叙述，足见两千多年前的人情，和后代也相差得并不多么远。这样的师当然是不足尊的。

始皇曾尊吕氏为“仲父”，当然是以师礼事之，拿吕氏的著书来说，他并不“阿而谄之”，可以说是够了师格的。同时我想，吕门的三千食客中应该也有为吕氏所师事的人，可惜这些人都湮没无闻了。除变了节的李斯之外，我们知道的有十二岁而为说客的甘罗，曾为他的少庶子；有吕氏曾请他相燕的张唐；有在吕氏失脚后出亡于赵而赵欲相之的司空马。但这几位似乎只是政客而不是学者。吕氏门下的那批学者，可能是完全被消灭了。然而像《吕氏春秋》这部书，我相信，是有永存的价值的。它不是渡过了秦人的火，又渡过了楚人的火，一直传存于现世，已经有二千多年的寿命了吗？人可以诛灭，真理总是烧不绝的。

但吕不韦除掉这部《吕氏春秋》之外，还有一样遗存的物件，便是他当年所造的铜戈。戈为山东潍县陈簠斋所藏，其上有铭，文为：“五年相邦吕不韦造，诏吏图，丞×，工寅”。五年，是秦始皇的五年。相邦即相国，汉人讳邦，始改邦为国。诏吏图，是诏县的长吏名叫图。丞×、工寅，都是一职一名。何以知道是这样的呢？因为有上郡戈的铭文可资比证。

上郡戈藏朝鲜平壤中学，余曾得其照片[5]。铭文为：“二十五年上郡守×造，高奴工师窗，丞申，工鬼薪×”。这二十五年大约也就是始皇二十五年。上郡守的名字可惜看不清楚。高奴是上郡的首县，故城在延安东，俗呼为高楼城。工鬼薪某者，乃受三年徒刑之人被发遣在那儿做铜匠的。

这两件戈铭的文例完全相同，因此可以知道“诏吏”当得是诏县之吏，但不知道这诏县是该当于现在的什么地方。秦时县制，县官“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皆有丞、尉，是为长吏”（《汉书·百官公卿表》）。那么这诏吏的图先生也应该是吕氏门下的一位人物，但连他的姓是什么，也无从查考了。

（1943年10月3日夜脱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