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名实之相怨，久矣，是故绝而无交。

惠（慧）者知其不可两守，乃取一焉。”

《管子·宙合篇》有这样的两句话，这把名家或辩者的发生说明得很清楚。《管子》书是战国时代及其后的文字的汇集，但“名实相怨”之“久”，至迟我们可以推溯到春秋末年。孔子在当时已经在要求“正名”了。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这所说的“正名”，并不是后人所说的大义名分之谓，而是日常所用的一切事物之名，特别是社会关系上的用语。

社会在比较固定的时候，一切事物和其关系的称谓，大体上是固定的。积久，这些固定的称谓被视为天经地义，具有很强大的束缚人的力量。但到社会制度发生了变革，各种事物起了质变，一切的关系都动摇了起来，甚至天翻地覆了，于是旧有的称谓不能适应新的内容，而新起的称谓还在纷纷尝试，没有得到一定的公认。在这儿便必然卷起新旧之争，即所谓“名实之相怨”。在我们现代，正是一个绝好的例证，封建秩序破坏了，通常日用的言语文字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旧的名和新的实已经是“绝而无交”，虽然还有一部分顽固分子，在死守着旧的皮毛，然而大势所趋，聪明的人早知道新旧不能“两守”，而采取新化一途了。春秋、战国时代虽然在社会性质上和现代不同，而作为社会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则是极其相似的。旧时的奴隶制度逐渐崩溃了，新的封建秩序在逐渐产生的过程中。在这新旧交迭的时代，正所谓“青黄不接”，故尔“名实相怨，绝而无交”。例如以“君”而言，旧时是奴隶主，而今时多是由奴隶升起来的头领了。“百姓”在旧时是贵族，而今时成为了庶民。庶民在旧时是贱人，而今时成为了国本。一切都须得调整，因而在意识形态上的初步反映便必然有“正名”的要求。故在战国时期有所谓“名家”的产生，这件事本身也就足以证明在周、秦之交，中国的社会史上有过一个划时代的变革。

“名家”本来是汉人所给予的称谓，在先秦时代，所谓“名家”者流每被称为“辩者”或“察士”。察辩并不限于一家，儒、墨、道、法都在从事名实的调整与辩察的争斗。故我们现在要来研讨这一现象的事实，与其限于汉人所谓“名家”，倒不如打破这个范围，泛论各家的名辩。这一现象的本身是有它的发展的，起初导源于简单的实际要求，即儒者的“正名”；其后发展而为各派学说的争辩，一部分的观念论者追逐着观念游戏的偏向，更流为近于纯粹的诡辩；再其后各家的倾向又差不多一致地企图着把这种偏向挽回过来，重新又恢复到“正名”的实际。待秦代统一六国以后，封建社会的新秩序告成，名实又相为水乳，于是乎名辩的潮流也就完全停止了。这样便是先秦名辩思潮的整个发展过程，我现在想把孔子以后的各家的态度，逐一地加以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