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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氏之儒”就是荀子的一派，荀卿又称孙卿。他这一派在战国后半期是一大宗。他是赵国的人，游学于齐，曾为稷下先生，后应春申君之邀，入楚而为兰陵令。他后来回过赵国，在孝成王之前同临武君议兵；又曾游秦，向昭王和应侯传道，但结果没有被采用。他的死是在秦始皇兼并天下以后，焚书阬儒之祸说不定都是在他的生前出现的。《荀子》书末附有一段赞辞，便是明证。

“为说者曰：‘孙卿不及孔子，’是不然。孙卿迫于乱世，鳅于严刑，上无贤主，下遇暴秦。礼义不行，教化不成，仁者诎约，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诸侯大倾。当是时也，知者不得虑，能者不得治，贤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无睹，贤人距而不受。然则孙卿怀将圣之心，蒙佯狂之色，视（示）天下以愚。《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也。是其所以名声不白，徒与不众，光辉不博也。今之学者得孙卿之遗言余教，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观其善行，孔子弗过。世不详察，云非圣人。奈何，天下不治，孙卿不遇时也。……”（《尧问》）

这自然是荀子门人对于老师的赞颂，在他们心目中荀子简直是超过了孔子的。他“下遇暴秦”，“蒙佯狂之色”，足见确是领略过秦始皇的暴政滋味。《盐铁论·毁学篇》言“方李斯之相秦也，……荀卿为之不食”，说者多以为为时过晚，其实那是由于把荀子的生年太定早了的原故。荀子门徒虽然把他当成圣人，但荀子本人却不曾这样地夸大。他是时常称道仲尼，把仲尼认为儒家的总教祖的。他又屡次称道子弓，和仲尼并举，足见他又是子弓的徒属了。

“圣人之不得势者，仲尼、子弓是也。……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非十二子篇》）

“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纣之世不能污。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儒效篇》）

“仲尼长，子弓短。”（《非相篇》）

这样的一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的与仲尼并列的子弓，有人说，就是仲弓，本子路亦称季路之例，则仲弓亦可称为子弓。但这个例实在不好援用。因为仲尼不见称子尼，伯鱼不见称子鱼，而子思亦不见称季思，则子路仅亦字季路而已。子弓确有这么一个人，便是传《易》的馯臂子弓。《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

“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肝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

又《汉书·儒林传》云：

“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

这两个传统是一套，《史记》的人名是字上名下的古式，《汉书》是名上字下的新式，足见《史记》的资料有双重的古意。第三代和第四代，两种传统互易了，我看当从《史记》，但《史记》的“馯臂子弘”应作“馯（姓）子弘（字）臂（名）”才能划一，那一定是后来的人照《汉书》的新式抄错了的。《易经》在秦时未遭火焚，传《易》者当然也不犯禁，故尔有它的详细传统，但谓“孔子传《易》于瞿”，那只是《易》家后学的附益而已。孔子不曾见过《易》，连商瞿也不见得见过。我认为《易》是子弓创作的，详见拙作《周易之制作时代》一文。在先秦儒家中，荀子为谈到《易》的唯一的人，在《非相篇》与《大略篇》各引“《易》曰”一句，《大略篇》又论到“《易》之咸见夫妇”，和《易象传》的见解相符。大率在荀子晚年“蒙佯狂之色”的时候，他才钻进了《易》里面去的。他在别的地方并不曾把《易》来和《诗》、《书》、《礼》、《乐》、《春秋》并列（参看《劝学篇》），似乎在他的初年还不曾把《易》当成经。但等待他一钻进《易》去之后，便受了很深的影响，《易传》强半是出于他的门徒之手，因而《易传》中的许多“子曰”，应该就是荀子在说。正因此，他是那样地把子弓神圣视了。

商瞿对于子弓，有些思想上的影响，是不成问题的。《孟子》书中曾言“子莫执中”（《尽心上》）。这位子莫虽然有人说是魏公子牟或者端孙子莫，但在我看来可能就是商瞿子木。又《尸子·广泽篇》有云“皇子贵衷”，贵衷与执中同义，则皇子当即商子，商皇古音同在阳部。中之义为《易》所摄取，作《易》者的基本认识，是以为宇宙万物均在变化之中，变化是宇宙过程，而变化之所由生则因有阴阳刚柔相反二性之对立，由于无数对立物之相推相荡而变化因以无穷际。这是对于自然界的看法。但说到人事界来，便要参加一层斟酌的意义。人乘此变化，当处于中正之地位，使对立物无过无不及，使在人事界的变化，可以不至于走到极端（“亢”），因而变化便可以静定下来，地位便可以长久安定（“永贞”）下去。这样便有百利而无一害。这大约也就是子莫所执的“中”，皇子所贵的“衷”了。

这分明是一种直线式的折半主义，处己贵不刚不柔，称物是裒多益寡，那样便每每使变化静定，即使有变化也不能发展而为进化。所谓“《易》之道逆数也”，传《易》者也早就明白它是反乎自然的。虽然乾卦的《象传》在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但那只是做《象传》者的意思，而不是经的本意。要那样不息下去，经会警告你：“亢龙有悔”呵。孟子是反对这种“执中”形式的，他说“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执一便是僵定，“举一而废百”。孟子既反对“无权”，则他必然主张“有权”。权就是天秤的砝码，无权者是不用砝码，把两端的轻重去取一下，使其划一。有权者是要用砝码，增加轻的一端，使与重的一端平衡。这样所得到的平衡便是更高的一个阶段。在孟子确是有过这样的主张：他要“与民同乐”，要“使有菽粟如水火”，这大约就是两派虽同样主张“执中”而又互相非难的原故吧。

作《易经》的人很明显的是已经知道了五行说的。坤卦六五“黄裳元吉”，离卦六二“黄离元吉”，遯卦六二“用黄牛之革”，解卦九二“得黄矢”，鼎卦六五“鼎黄耳金铉”。二与五居下卦与上卦之中，不仅爻多吉辞，且以黄色表位，这分明是作者已经知道五方五色的配合的证据。

照年代说来，子弓和子思同时，他能知道五行说的梗概，是毫无问题的。这两派，在儒家思想上要算是一种展开，就在中国的思想史上也要算是最初呈出了从分析着想的倾向。他们同认宇宙是变化过程，而在说明这种过程上，子思提出了五行相生，子弓提出了阴阳对立。这两种学说后为邹衍所合并，而又加以发展，便成为了所谓阴阳家。接着，更加上迷信的成分，于是便成为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妖魔窟。这是子思和子弓所初料不及的。

关于荀子思想的批判，当另为专文以论之，兹不赘述。

（1944年9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