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和始皇的名字相连而被后人讴歌的是“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二十六年），这也是李斯临死所自夸功之一：“更克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但这与其说是一二人的大力使然，而其实是时代的趋势。据我们从金文的研究上看来，春秋、战国时代的列国铜器，无论是在北部的秦、晋、燕、齐，在南部的徐、楚、吴、越，其文字结构与文章条理，并没有什么不同。这断然是两周七八百年间自然进化的成果。正统以外的文字，如陶玺戈戟之类的刻文，每多不能认识，大约系由于故求苟简，或有意出奇，如后世的花押之类。这不仅六国有之，秦亦有之。始皇时所划除的或许就是这些文字吧。
始皇之法多沿商鞅，兵制刑名固不用说，就是度量衡的统一也是以商鞅之法为标准的。存世有商鞅量便是这件事情的实质上的物证。量乃长方形，有柄。量之左侧有铭：“十八年齐遣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之〕一为升”。这是孝公十八年时的器皿，下距始皇二十六年凡一百三十四年。而量之底复有《始皇刻辞》：
“二十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隗状）、绾（王绾）法度量则，不壹嫌疑者，皆明壹之。”
这与它种权量《始皇刻辞》全同，足证始皇所据之量仍是商鞅量法。又铭中两“尊”字，马叔平告余云：“均即寸字。十六寸二分积为升，与王莽嘉量同”。马氏曾以新莽嘉量尺度量之，其容积与文相合，故断为寸字，因又知新莽之度量实仍周、秦之旧。据此我们可以知道，书同文字，画一度量之事，不仅李斯不能引以为是自己的功劳，就是始皇也是不能居其功的。
郡县制的设立，世人也多以为是始皇的大功，然秦虽设郡，未废侯封（详下），而秦郡多沿燕、赵之旧，顾炎武已言之（《日知录》二十二），县则春秋中叶已见于齐国。宋时出土的《齐侯镈钟》乃齐灵公灭莱时的器皿，铭文有言：“锡汝厘（即莱）都××，其县三百”。虽其县必甚小，然已有县制存在固无疑问。关于郡县制的说法在《吕氏》书中无可考见，而于相反的一面却言“诛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贤者，故可以为王霸；若使王霸之君诛暴而私之，则亦不可以为王霸矣”（《去私》）。又说“多封建所以便其势也”（《慎势》）。看来他是倾向于维持划土分封的说法的。这在吕氏是一个矛盾，因为君位既主张禅让，地方政权为什么要主张分封呢？但假使吕氏门下的分封说，诸侯也须禅让举贤，那么和郡县制也就实同名异了。
万里长城的完成也是和始皇的名字联系着的一个伟大的奇迹。“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蒙恬传》）。但这工程并不是由秦开始，战国时燕、赵、秦、齐均已有长城，到了秦代仅把北部的长城联接为一而已。筑长城的工人大抵是受了徒刑的罪犯，其中包含有官吏。“三十四年适（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但这必居其中的仅少的一部分，是毫无疑问的。
始皇和吕氏的重农相反，颇有重商的倾向。虽然《琅邪台刻石》有“上农除末，黔首是富”那样的话，李斯议焚书时也说过“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然而他那样征伐连年，徒役遍地，农业事实上是要大受影响的。而且赋敛甚重，三分取二（“收泰半之税”），所以弄得“男子不得修农亩，妇人不得剡麻考缕，羸弱服役于道，大夫箕会于衢，病者不得养，死者不得葬”（《淮南·人间训》）。而有钱的人却依然有钱，并乘着这纷扰的时候而大发其国难财，这种倾向直到汉初都还存在。《史记·平准书》云：
“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饟，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
“弊”既“接秦”而来，可知秦时已有其弊。所说的虽然是汉初的情形，但这种战时的社会趋势，自然经济的必然结果，决不是短期间所形成的，事实上秦始皇的政策实有以促成之。秦始皇是奖励囤积居奇的人，《货殖列传》上便有明显的证据：
“乌氏倮畜牧，乃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
而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耶？”
这虽然只是两个例子，但也正是两个绝好的例子。这重商政策的色彩不是很浓厚的吗？但这待遇也并不是一般的豪富都能享受的，这儿有严重的差别存在。例如初并天下的那一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这是出于有强迫性的政治行为，豪富离开了土地或其它的产业，实等于籍没他们的财产。又如，“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这更明显地是谪戍的性质。这待遇的差别是怎么发生的呢？在我看来很简单，便是秦人与非秦人，或顺民与非顺民而已。
然而秦始皇毕竟是幸运，有时候连错误都要错得恰到好处。例如有名的郑国渠，便是出乎意外地使他得到了名利的双收。在他生平无数好大喜功的工程中，直接于生产有益，于人民有益的，恐怕就只有这一种。
“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疲）之，无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抵）瓠口为渠。并（平行）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
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
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
秦以为然，卒使就渠。
渠成而用溉，注填阏之水，溉泻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名曰郑国渠。”（《汉书·沟洫志》）
郑国渠的开凿，据《李斯传》与《始皇本纪》，是在吕不韦免相的十年，那年的十月不韦方被免相，可知渠的开凿可能还在吕不韦执政时代，而完成是在他去相以后。有这渠的完成，使秦得到了军饷的来源，所以日后连年用兵而能支持下去，终于把六国兼并了。这不真是连错也错到了好处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