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法家的批判

法家的产生应该上溯到子产。《左传》昭公六年三月“郑人铸《刑书》”；当时郑国是子产执政，这至少可以说是新刑律的成文化。晋国的叔向诒书反对，说“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而责难子产“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子产没有接受他的意见，但也回答了一封信，说“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表明着《刑书》之铸是有迫切的必要。

叔向的书无疑是经过后人润色过的东西，但在大旨上很合乎当时的时代精神。在那新旧交替的时代，叔向站在保守的立场，想维持旧日的礼制而反对新政，认为刑辟之设是“争端”的开始，其实这正是倒因为果。事实上是旧的礼制已经失掉了统治作用，世间上有了新的“争端”，故不得不用新的法令来加以防范。子产说他是为“救世”，正是现实的政治家所表露出的真心话。

这新的“争端”是什么呢？便是春秋中叶以还，财产的私有逐渐发展，私有权的侵犯也逐渐发展，为保障私有权的神圣，便不得不有适合于新时代的法令之产生。子产的《刑书》虽然已经失传，但它的内容是承认私有财产权并保护私有财产权是毫无疑问的。有名的《舆人诵》，便是绝好的证明。“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这表明在初期对于私有财产加以新的编制的时候，大家感觉着不自由。然而仅仅三年之后，新编制的意义正是承认并保护私有财产，大家也明白了，于是乎诵声一变。“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1]私有财产得到保障，而且更加发展了。这位被人讥为“虿尾”的政治家子产，确实是一位新时代的前驱者。叔向尽管反对他的政策，然而时势所趋，更有趣的是仅仅相隔二十三年，而叔向自己的祖国，赵鞅、荀寅“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了。

在晋国铸刑鼎的时候，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仲尼也曾表示反对的意见，“晋其亡乎，失其度矣”，主张晋国当守唐叔之法度，使“贵贱不愆”，和叔向反对子产时的意见相差有限。这固然也表示时代的新旧之争，但不一定就真是仲尼的话。叔向书和仲尼语都带有预言性质，一言郑之将败，一言晋之必亡，这分明是在晋、郑败亡后，撰述这些故事者的润色。古者“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一上一下，待遇云泥，这自然就是贵贱有序。但时代不同了，虽在庶人，有产即尊，虽在大夫，无产即卑。礼必须下下来，刑也必须上上去。这是一种新的秩序，但在过渡时期，和旧秩序比照起来，自然也就是“贵贱无序”了。

社会有了变革，然后才有新的法制产生，有了新的法制产生，然后才有运用这种新法制的法家思想出现。故尔法家倾向之滥觞于春秋末年，这件事的本身也就足以证明春秋中叶以后，在中国社会史上实有一个划时代的变革。

各国都在变法，各国都应该有法家式的前驱者，特书缺有间，我们不能够知其详尽了。在这儿我想就几位代表人物，略略加以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