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县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史记·本传》）
“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吕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汉书·艺文志》）
《吕氏春秋》这部书到现在还存在，虽然次第已经改变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内容也略略有些夺佚或错简。这书是在一定的计划下编成的。《十二纪》每纪各五篇，尾上附一篇《序意》。《八览》每览应该是八篇，但开首的《有始览》只有七篇，可知定然脱落了一篇。《序意篇》也系残文，题名下标注“一作《廉孝》”，则《有始览》所夺的一篇或许怕就是“《廉孝》”。《六论》每论各六篇。以上合共一百六十篇，论理是应该有一百六十一篇的。古人著书，序文照例在书后，《序意》虽在《十二纪》之后，但就全书看来，《十二纪》应该依着《史记》的序列，是在《八览》、《六论》之后的。
吕氏辑成这部书的年代，《序意篇》里面表示得很明白，便是“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云云。“维秦八年”就是秦始皇八年，先秦列国纪年，在金文中每每有这样的例子，如越国的《者㲽钟》称“隹越十有九年”，《都公钟》称：“隹都正二月”，《都公平侯盂》称“隹都八月”，《邓伯氏鼎》称“隹邓八月”，《邓公簋》称“隹邓九月”之类。前人不明此例，又以涒滩之岁与后世甲子纪年之逆推不合，遂多立异说，或以为“八”乃六或四之讹，又或以为乃统庄襄王而言，都是削足就履之论。古人太岁纪年乃依实际天象而得，与后世甲子并不一贯，即此也就是证明。今要破此证明而求其一贯，那真是以不狂为狂了。
成书于八年，草创或当在六七年时。在这时候，内则始皇已近成人，而嫪氏势力日益膨大，外则六国日见衰颓，天下将趋于一统。吕氏在这时候纂成这一部书，综合百家九流，畅论天地人物，决不会仅如司马迁所说，只是出于想同列国的四公子比赛比赛的那种虚荣心理的。这书在《汉书·艺文志》被列于“杂家”，而“杂家”中的各书事实上要以本书为代表作，所谓“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正好是对于这部书的批评。“杂”之为名无疑是有点恶意的。这书不仅在思想上兼收并蓄，表现得“杂”，就是在文字结构上也每每饤饾泄沓，表现得“杂”。因为篇数有一定的限制，各篇的长短也约略相等，于是便有好些篇目明明是勉强凑成，或把一篇割裂为数篇（此例甚多），或把同一内容改头换面而重出（例如《应同》与《召类》，《务大》与《谕大》，《去尤》与《去囿》），因而全书的体裁，在编制上实在也相当拙劣的。然而这书却含有极大的政治上的意义，也含有极高的文化史上的价值；向来的学者似乎还不曾充分的认识。
首先我们要注意，自春秋末年以来中国的思想得到一个极大的开放，呈现出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是因为奴隶制度解纽了，知识下移，民权上涨，大家正想求得一条新的韧带，以作为新社会的纲领。儒、墨先起，黄老继之，更进而有名、法、纵横、阴阳、兵、农，各执一端，各持一术，欲竞售于世，因而互相斗争，入主出奴，是丹非素。即在本书中对于这种情势也有叙述：
“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不二》）。“故反以相非，反以相是。其所非方其所是也，其所是方其所非也，是非未定而喜怒斗争反为因矣。吾不非斗，不非争，而非所以斗，所以争。故凡斗争者是非已定之用也。今多不先定其是非而先疾斗争，此惑之大者”（《安死》，据卢文弨校，二文当衔接）。
像这样对立争持的局势，在做《庄子·天下篇》的人便抱的是一种悲观的态度：“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道术将为天下裂”。而在吕氏则企图：“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乎一穴”（《不二》）。
特别是儒、墨，在当时是斗争得最剧烈的两派，差不多彼此之间是不以人相看待的，诚如本书所说：“日以相骄，奚时相得？若儒、墨之议”（《下贤》）。然而吕氏却竟把它们兼合了，书中单是以孔、墨对举的辞例便一共有十一处（《当染》、《尊师》、《不侵》、《谕大》、《慎大》、《顺说》、《贵因》、《高义》、《博志》、《有度》、《务大》诸篇）。给予了这两位大师及其徒属以同等的尊敬，这决不是儒、墨两家自动地所能办得到的事，也不是道家所取的那种“二者交讥”的态度（只《有度》一例多少露此痕迹，盖刊落未尽者，说详下）。
其次，它对于各家虽然兼收并蓄，但却有一定的标准。主要的是对于儒家、道家采取尽量摄取的态度，而对于墨家、法家则出以批判。这是最值得注意的本书的一个原则，也可以说是吕不韦这位古人作为政治家或文化批评家的生命。而且我们还要知道，他是在秦国做丞相，在秦国著书的人，在秦国要批判墨家、法家，与在秦国要推尊儒家、道家，在这行为本身已经就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秦法自商鞅以来便采取了法家的精神，而自惠王以来又渗入了墨家的主张。墨家巨子的腹
是惠王的“先生”，唐姑果是惠王的亲信，还有田鸠、谢子这些墨者都曾先后在惠王时代入秦，故秦自惠王时已有墨，而在昭王时却还没有儒。
荀卿，先秦儒家最后的这一位大师，在昭王时曾入秦，昭王见他时开口便说：“儒无益于人之国”（《荀子·儒效》）。昭王的丞相应侯范雎问荀卿“入秦何见”？荀子答应他：山川形势胜，民风纯朴，百吏忠实服务，士大夫不朋党比周，朝事无留滞，然而说不上王道，其原因就是“无儒”（《荀子·强国》）。这可见在昭王时儒术还没有入秦，而道家是更无用论了。
惠王享国二十八年，武王继之，仅四年而没，昭王继之，在位凡五十六年。荀子游秦当在四一年范雎为相以后，五二年蔡泽代范雎为相以前，或者与吕不韦的初入秦是约略同时的吧。墨术入秦后已七八十年而秦尚“无儒”，这是事实。而在这“无儒”的秦国，仅仅十年之后，吕不韦却把大量的儒者输入了，这却也是事实。这个事实在论吕不韦的为人和政见上是必需注意的。
把这些主要的关键弄明白了之后我们再去读《吕氏春秋》，你可以发觉着它并不“杂”，它是有一定的权衡，有严正的去取。在大体上它是折衷着道家与儒家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尊重理性，而对于墨家的宗教思想是摒弃的。它采取着道家的卫生的教条，遵守着儒家的修齐治平的理论，行夏时，重德政，隆礼乐，敦诗书，而反对着墨家的非乐非攻，法家的严刑峻罚，名家的诡辩苟察。它主张君主无为，并鼓吹着儒家的禅让说，和“传子孙，业万世”的观念根本不相容。我们了解了这些，再去读《吕氏春秋》，你可以发觉它的每一篇每一节差不多都是和秦国的政治传统相反对，尤其是和秦始皇后来的政见与作风作正面的冲突。
吕不韦可以说是秦始皇的死对头，秦始皇要除掉他是理所当然而亦势所必然。他既要除掉吕氏，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体贴意旨，替吕氏的反对党太后与嫪氏说话的人，如茅焦，难道还不晓得利用这种思想的冲突，作为挑拨离间的工具吗？茅焦或许不必就是太后党，但他是“齐人”，他要对敌国的君臣离间，他要中伤吕不韦，在他或许也就如魏国的“或人”那样，正是出于忠于祖国的政略。又看秦始皇对于吕不韦的弹压，终不像对于嫪氏那样放手，也足以证明他自己是有些顾忌。那么，凡在吕不韦名下的一些污秽事迹，我们是不能无条件地认为真正的史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