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 关于殷代的生产状况
我们先来研究殷代的生产情形。
就卜辞所见，殷代的牧畜应该还是相当蕃盛的，因为祭祀时所用的牲数很多，每每有多至五百头牛的。而牲类则牛羊犬豕俱有，也有了大牢（牛羊豕）和少牢（羊豕）的名称。用牲的方法也非常繁多。这和传说上的盘庚以前殷人八迁、盘庚五迁的史影颇为合拍。这样屡常迁徙，是牧畜民族的一种特征。
但农业却已经成为了主要的生产了。田畴农藉等字已经出现；禾黍耒麦穑禀等字也数见不鲜。和农业相关的历法已经相当的严密，例如年字从人负禾，也就是象征一年的收获。春秋冬夏等节季名称虽然还没有得到确证，但已有年终置闰称为“十三月”，系为调整十二月之太阴历与四季之太阳历而设，则四季当已划分。又有祈年的记录，据所标明的月份上看来，多在春秋二季，似乎周人所行的春社秋社的典礼在殷时已经萌芽了。此外也还屡见“告麦”和“观黍”等的记录，足见农产品之被重视。
祭神时多用酒鬯，这是农产的再制品，没有农业的发达是不能想象的。殷人好酒也就间接地说明了这回事。
蚕桑丝帛等字已经出现了，大率丝织业也是发明了的。工艺品的名汇相当多，殷虚出土的实物也不少。周初的文献里面已经有“百工”的称谓，当然是沿着殷代而来。这些都足以为农业已经发达的旁证。
农耕的工具，由藉字的构成看来有“耒”，原字像一人执一柄两股叉的工具在操作。这两股叉的工具是耒，从金文耒字藉字可以旁证，汉代武梁祠石刻中的夏禹手里也操着这个东西。又有犂字作
，像用耒启土之形。虽然多假借为犂牛之犂（黑色），原文为农具字是毫无问题的。但这些耒，是用木制，还是用金属，无从断定。用铁之事在殷代不能有，青铜器的耕具在中国不曾发现过，就在全世界上也不曾发现过。[8]或者两叉的耒就是木叉，所谓“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而犁锄之类或用尖石与海蚌，所谓“剡耜而耕，摩蜃而耨”。由农字从辰，耨字从辰等看来，辰当是耕器，即是蜃之初文。卜辞辰字极多见，其字形上部或作曲线之弯曲形像蚌，或作直线之磬折形像石，可知殷代耕具确曾经过蚌制与石制两个阶段。这些用具是不是已经下了舞台，我们还不敢断言。要说用这样原始的耕具为什么发展出相当高度的农业，我看这也不难于说明。因为用多量的奴隶作过分的榨取，是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的。这是工具的原始性发挥着奴隶制的制约性，或保障作用，不然便会用不着大规模的奴隶生产了。
殷人耕田是不是在用大规模的奴隶呢？是在用大规模的奴隶。耕田的人称为“众”或“众人”，我引几项卜辞在下边吧。
“乙巳卜殻贞：王大令众人曰协田！其受年。十一月。”（《粹》八六六，《前》七、三〇、二，又《续》二、六、五）
“戊寅卜宾贞：王往，以众黍于冏。”（《卜》四七三，《前》五、二〇、二）
“贞维小臣令众黍。一月。”（《卜》四七二，《前》四、三〇、二）
这些“众”字都作“日下三人形”，耕种的规模就原辞的气势上看来也是相当宏大的。周初的诗里面耕种者依然叫着“众人”，如《周颂·臣工》“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奄观铚艾”，便是明证。又有名的《曶鼎》是穆王以后的器皿（因原铭有“周穆王大室”语，我参以它证断定为孝王时器）。铭文的第三段载有名叫匡季的，在一次饥荒年辰抢劫了曶的禾稻十秭；曶控诉匡季于东宫，匡季自愿以田五田、众一夫、臣三人来赔偿。可见众与臣是同性质的东西，是可以任意转移物主的什物。“众”或“众人”就在周穆王以后都还是奴隶，在殷代的情形便可以由这儿逆推了。
在这儿《尚书·盘庚》三篇值得我们引用，以前我把它们的价值评判过低，现在可以承认是错了。那三篇东西确实是殷代的文献，但次序可是紊乱了。现有的《盘庚上篇》是告“众戚”的[9]，是迁殷以后相当久的事；《盘庚中篇》是将迁时告民众的；《盘庚下篇》是迁徙后不久告百姓的。民众、百姓、众戚，三篇的对象不同，三种人的身份也是不同的。民众是“畜民”，也就是奴隶；百姓是百官，是“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众戚是“婚友”，是同姓或异姓的贵族。“畜民”亦屡称为“众”，和卜辞的用语是相契合的。
在卜辞中众或众人又屡用以从事战争。这是当然的事体。凡是奴隶社会的生产者，在战时也就是战士，这是公例。因此我们可以知道牧野之战前徒倒戈的“亿兆夷人”，在平时也必然是农夫或其他从事工艺的人了。
殷代确已使用大规模的奴隶耕种，是毫无问题的。因此，我在十几年前认为殷代是原始公社制末期的那种看法，当然要修正才行。
殷人是不是已经用牛耕，没有直接的证据。有犂字作
，从牛，但均用作犂牛（黑色的牛），不知道哪一种是它的本义。又牛字每于角上加横画以示梏，常见告字，即系梏之初文，牛当然已在被服用了，但不知道是用来耕田，还是用来拉车。依照殷人的传说，服牛是先公王亥所发明的。牛既用以拉车，当然也可用以耕田，这或者也就是使殷人农业能够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吧。
殷人的商行为无疑是已经开始了。《周书·酒诰》称妹土人“肇牵车牛远服贾”，肇者始也，可见在周初人的眼目中认商行为是始于殷。大约就因为这样，所以后世称经营这种行为的人便为“商人”的吧。但在卜辞里面，关于商行为的直接的例子无可考见。贝字是出现了。这个字的出现尽足以表示商行为业已存在。贝即贝子，学名所谓“货贝”（Cyprea moneta），是南海出产的东西，特别以中南半岛附近所产为名贵；东海海岸不产此物，殷代已有贝，可知必自南方输入。至今南洋土人犹呼贝子为Bia，音与华语相近，可知贝之为物不仅是三四千年前的舶来品，即贝字读音也是三四千年前的舶来语。贝子的输入是由实物交易而得，毫无疑问。初入中国只是当着装饰品使用的，以若干贝为一朋，一朋即是一条颈链，故賏字从贝（照，贝连也），贲字从贝（贲，饰也），赞字从贝（赞，美也）。贝不易得，后来替之以骨，更替之以石，全仿贝子之形而加以刻画。后来更兼带有货币的作用。
但这转化过程是到周代才完成了的。周代彝器有《遽伯还簋》，其铭为“遽伯还作宝
彝，用贝十朋又四朋”，大约是西周末年的器皿。这确实是把贝子作为货币在使用了。贝子兼有货币作用之后又有铜制的仿造品出现，古董家称之为“蚁鼻钱”。罗振玉说：“蚁鼻钱间有有文字者，验其书体乃晚周时物”。据我所见到的实物，他这个断定是正确的。
周初的彝器中有以金属的若干分量为赏罚的例子，我们可据以推定是承继了殷人的习惯而来的。
第一是《禽簋》：
“王伐楚侯，周公某（诲）禽祝，禽又（有）臤（贤）祝，王易（锡）金百寻。”
周公，据我考定即是周公旦，禽即伯禽，伯禽在周曾为大祝，别有《大祝禽鼎》可证。“金百寽”即铜一百寽。寽重十一铢又二十五分之十三。这个字在今文《尚书·吕刑》作率（见《史记·周本纪》），古文《尚书》误作锾（今本《书经》如是）。率是译音，亦或作律，锾是读了别字。东汉的古文家们古文程度并不深，时常爱读别字。
第二是《师旅鼎》：
“唯三月丁卯，师旅众仆不从王征于方，雷使厥友弘以告于伯懋父……伯懋父乃罚得
古三百寽，今弗克厥罚。”
伯懋父，经我考定即卫康叔的儿子康伯髦。于方当即卜辞所常见的盂方，是东南夷里面的一族。王，无疑是周成王。“罚得”下一字可惜不认识，或者是显字的变体，读为献。但顶重要的是古今两字相对待，器既属于周初，言今自然是指周，言古则当然是指殷了。据此可见殷、周的衡量一定有轻重的不同，殷寽必重于周，故言“今弗克厥罚”。而且金属的使用价值，在殷代已经在用一定的衡量来表示，也是毫无问题的。
不过这些例子，我们只知道殷末周初已经在宝贵贝玉，或者竟以之为货（商品），但不是已成为价值媒介的纯粹货币，这层我们是须得注意的。殷末的商业只能在物物交易的阶段，我们从周代经济的发展上来看，更可以得到详细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