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吴起
吴起在一般只认为是兵家，但其实他也应该是法家的一位重要人物。在先秦文献中，言兵时固然早已以孙、吴对举，而言法时则是以商鞅、吴起对举的。吴起并不是单纯的一位兵家，即就兵法来说，应该只是法的一个分枝。
关于吴起，我曾经有《述吴起》[2]一文详细论述，在这儿只想把他的面貌再画出一个简单的轮廓。
他曾经师事过曾申，也师事过子夏，自然也是在初期儒家的影响中陶冶出来的人。他曾事魏文侯与武侯，为魏守西河，出于翟璜所荐。后为王错所谗，乃逃入于楚，为楚悼王令尹仅一年，而悼王没。仇视吴起的“楚之贵戚”射杀吴起于悼王尸次。这是悼王二十一年的事。
吴起在魏的期间比较长，在楚的期间比较短。在魏所留下的德政是兵制的建设。魏惠王时公叔痤为将，与韩起战浍北，痤获胜，惠王郊迎，赏田百万，公叔痤不敢受，他曾经这样说过：“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挠拣而不辟者，此吴起余教也”。那时吴起早已死了，惠王还“索吴起之后，赐之田二十万”（以上见《战国策·魏策》）。足见魏国的兵制是吴起的余教。那么魏国的兵制又是怎样的呢？
“雄桀之士，因势辅时，作为权诈以相倾覆。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敌立胜，垂著篇籍。当此之时，合纵连衡，转相攻伐，代为雌雄。齐闵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士胜。世方争于功利，而驰说者以孙、吴为宗。”（《汉书·刑法志》）
由这段文字看来，可知齐的技击创始于孙膑，魏的武卒创始于吴起，秦的锐士创始于商鞅，魏的武卒又是怎样一种情形呢？《刑法志》引用了荀卿的话（案出《荀子·议兵篇》）：
“魏氏之武卒……，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
这是一种常备兵的设置，这无疑便是所谓“吴起余教”了。他的兵书四十八篇，在《汉志》属于“兵权谋”类，可惜已经失传，现存“《吴子》六篇”乃是伪托。他的兵法自然无从得而详悉了。
《吕氏春秋·执一篇》载一故事，乃吴起与商文争相（《史记·吴起传》误作田文），吴起曾举三事自负。第一事是：“治四境之内，成训教，变习俗，使君臣有义，父子有序。”第二事是：“今日置质为臣，其主安（爰）重，今日释玺辞官，其主安（爰）轻”。第三事是：“士马成列，马与人敌，人在马前，援桴一鼓，使三军之士乐死若生”。以军事列在第三位，而以政事列在第一位，足见吴起自己也并不以兵家自甘。他在楚国的一段短暂的期间便纯粹是以政治家的姿态出现的。但他在楚国立了些什么法制，详细的情形可惜一样地无法知道了。只他所执行的一些原则，在各种文献里面略有散见。
“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明法审令，损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纵横者。”（《史记·吴起列传》）
“吴起谓荆王曰：荆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余，臣不得而为也。于是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皆甚苦之。”（《吕览·贵卒》）
“吴起教悼王以楚国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裁减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韩非·和氏》）
“吴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顾毁誉，必有伯主强国，不辞祸凶。”（《战国策·秦策》范睢语）
“吴起为楚悼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南收扬越，北并陈、蔡，破横散从，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同上蔡泽语）
据这些资料看来，吴起行之于楚的办法，和商鞅后来行之于秦的，差不多完全一致。毫无疑问，吴起也应该列入于法家的。只是他在楚国行法未久而遭了暗杀，以致前功尽弃，因此他的法家履历便不及商鞅的那么显著了。
吴起的态度，是扶助楚国的公室和私门斗争，而主要的策略是在争取人民。“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自然是强迫贵人们和他们的所属去垦荒，而贵人们所遗留下的土地，大概是收归国有了。“以扶养战斗之士”，“以奉选练之士”，自然就是收回国有了的土地的用途，而这些“战斗之士”或“选练之士”应该就是由人民选拔出来的。就这样使人民得到了解放和富裕的机会，借此以和私门争取不足的人民，并诱致邻国的人民。怎样“扶养”或“奉”的情形无从知道了，只他苛于大臣封君，而惠于人民士卒，是毫无疑问的。在这儿我感觉着吴起不失为当时的一位革命的政治家，他的不幸是在悼王死得太早。假使悼王迟死，让他至少有十年或五年的执政期间，则约定俗成，他的功烈决不会亚于商鞅。战国的局势主要是秦、楚的争霸，吴起的霸业如在楚国成功，后来统一了中国的功名恐怕不必一定落在秦人的手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