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韩非在《史记》本与老、庄、申不害同传。申子之学既“本于黄老而主刑名”，慎到也“学黄老道德之术”，而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离先秦不远的司马迁，他的这些评述应该是有根据的。《韩非》书中本有《解老》与《喻老》二篇，所解所喻者同于今本《老子》。但近来有人疑这两篇不是韩非所作，因而怀疑韩非学说也未必本于老子，这问题是值得讨论的。《解老》与《喻老》在我看来可能不是一个人所作，因为这两篇的笔调，思想，对于老子语的解释都不相同，甚至连所引用的底本也有文字上的出入。因而与儒家思想太接近的《解老》一篇大约可以除外，而在思想体系上与《六微篇》及《韩非》全书相符合的《喻老》，实在是无法除外。
老子学派的“君人南面之术”，在《主道》与《扬搉》二篇是表现得极其酣畅的。这两篇差不多通体是韵文，想见作者写它们时是怎样的踌躇满志。近来也有人疑它们不是韩非所作，但理由仅是“这两篇的文体和《五蠹》、《显学》诸篇不类”[6]。这根据是很薄弱的。《韩非子》本是韩非的文集，并不是严整的有系统的整套著作。所作之文既非一时，所用之体也并不一致。譬如我今天写散文，明天可以写诗，一时可以用文言，一时也可以用白话，难道根据一面便可以断定体例不同的另一面不是我的作品吗？用韵文著书，是战国中叶以来一种相当普遍的风尚。人君“须执一以静”、“无为于上”、废去智巧的这种主张，和《吕氏春秋·审分览》等篇，即用语亦有相同的地方，更不必等到“汉初的道家”才能说出。认《主道》、《扬搉》二篇出于“汉初的道家”者，实在是本末颠倒的看法。
中国古代随着奴隶制的成立，大奴隶主——人君的权位隆重了起来，投射到天上便成为唯一神的上帝。在春秋中叶以后，奴隶制渐就崩溃，大奴隶主的权势降落了，上帝也因而失掉了威严，代替上帝的出现了老聃所倡导的本体——“道”。这种观点，起初本是反既成的阶级统治的，然在时间的经过当中，聪明的统治阶级的残余却又反过来企图利用这个“道”以为阶级统治的新的护符了。在前天子是上帝的儿子，即是以人君的投影作为人君的父亲，现在叛逆的“道”既把上帝的虚影掩盖了，事情很单纯，从新认一个父亲就是。因而“道”便又担荷了太上皇的使命。人君是须得体“道”的，“道”是怎样，人君便该得怎样。在前是天的儿子的“天子”，现在是“道”的体现者的“有道之主”，也就是本体的化身了。只消换上一套新名词，王权于是又得到绝对的保障。
道是唯一无二的，人君也自当独立自恃。——“道无双，故曰一，是故明君贵独道之容”（《扬搉》）。从这儿找出了绝对独裁的根据。
道是虚静寂寥的，人君也自当深藏不露。——“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暗见疵”（《主道》）。从这儿发展出绝对的秘密主义。
“自恃毋恃人。”（《外右下》）
“人之为己者不如己之自为也。”（同上）
“相为则责望，自为则事行。”（《外左上》）
“立国用民之道，能闭外、塞私、而上自恃者，王可致也。”（《心度》）
“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劝独断也。……申子曰：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王。”（《外右上》）
“明主其务在周密。”（《八经·参言》）
“函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绝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勾（原误作‘同’，依韵改）之，谨执其柄而固握之。……不谨其闭，不固其门，虎乃将存。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贼乃将生。”（《主道》）
“主上不神，下将有因。”（《扬搉》）
“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则不非，鬼则不困。”（《八经·因惰》）
在理论的演进上当然不免有些矛盾的地方。道既然是虚静无为的，那么体道的人便应该恬淡无私——庄子的人生理论便是向这个方向发展的，而在申、韩之流的法家却发展向独裁自恃去了。韩非虽也在提说“无为”——“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主道》），但这“无为”是“不亲细民，不躬小事”（《外右下》），是“治吏不治民”（同上），“恃术不恃信”（《外左下》）。他也在谈去智去巧，但他所说的是舍去在外面的智，而运用心里的智，即所谓“大智若愚”——说穿了，也就是他所爱用的一个字——“诡”。这种矛盾，就在老子本人已经是表露着的。我们根据今本《老子》来说，凡他所说的“道”大抵是一种宏大无私的观念体，其自身说不出有什么打算，但一说到“德”上来，“德”是体道者的功能，那便全盘是出于打算。譬如他晓得说“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而却要“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辱”，至如先予后取之类的显然出于阴谋诡计的话，更可以不用说了。老子自身都是这样，韩非便把这矛盾更推进了一步。韩非是韩国的公子，他是站在统治者立场的人，为了要拥护自己的立场，就有天大的矛盾都可以大胆地自圆其说的。
“道”的出现，在初本不是专为帝王之便而设的。照“道者万物之始”（《主道》）的定义说来，则万物既都是道的表相，似乎万物都可以成为体道者。庄子是这样看的，在他看来，从人的立场说，任何人都可以和道泯合，便是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博大真人”。然而在韩非这样的法家，道既成为人君的护符，体道者便只能限于君人者。因而道也就和万物不同了——“道不同于万物，德不同于阴阳，衡不同于轻重，绳不同于出入，和不同于燥湿，君不同于群臣”（《扬搉》）。本来是为打破奴隶时代的等级观而生出的浑沌的东西，到这儿又分明生出了等级。这也是一种学说的发展，但不用说是应乎当时的统治者地位的相当巧妙的逆用。这逆用很自然地又发展而为垄断。只有帝王是体道者，便只有帝王可以虚静无为，其它的人便都不准。“君臣不同道”（《扬搉》）。一切的臣民都该受王者驱使奴役，凡有不愿受驱使奴役的，如像许由、务光、伯夷、叔齐之类的隐士，“上见利不喜，下临难不恐，或与之天下而不取，……或伏死于窟穴，或槁死于草木，或饥饿于山谷，或沉溺于水泉”（《说疑》），这些都是该杀的。还有“世之所为（谓）烈士者，离众独行，取异于人，为恬淡之学，而理恍惚之言”（《忠孝》），这些也是该死的家伙。因而连那种学说都成了罪恶。“恬淡，无用之教也；恍惚，无法之言也。……人生必事君养亲，事君养亲不可以恬淡之人，必以言论忠信法术；言论忠信法术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学，天下之惑术也”（《忠孝》）。这真真是彻底的“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主义；主要的虽是在打庄子，但连法家的老祖宗——老子也被推翻了。专倚仗形式逻辑的人会以为这是一个大矛盾。从这儿既看出韩非是反老、庄，那么所有《解老》、《喻老》、《主道》、《扬搉》诸篇便愈见不是韩非的作品了。然而事实是并不那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