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告子与孟子
《孟子》书中有告子其人者，主张“性无善无不善”，主张“仁内义外”。又主张“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我认为他也是黄老学派的一人，和宋钘、尹文当属于同一系统（说详《宋钘尹文遗著考》）。
这个人又见《墨子·公孟篇》：
“二三子复于子墨子曰：‘告子曰：“〔墨翟〕言义而行甚恶”，请弃之’。子墨子曰：‘不可。称我言以毁我行，愈于亡（无）。有人于此翟甚不仁，尊天事鬼爱人。甚不仁犹（原误独）愈于亡也。今告子言谈甚辩，言仁义而不吾毁（不毁吾言），告子毁（毁吾行），犹愈亡也。’
二三子复于子墨子曰：‘告子胜为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为仁，譬犹跂以为长，隐以为广，不可久也。’
告子谓子墨子曰：‘我治国为政’。子墨子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乱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恶能治国政？子姑亡，子之身乱之矣’。”
据这几节看来，告子名胜之说是可以相信得过的。孙诒让《墨子间诂》注云：“《文选·陈孔璋为曹洪与魏文帝书》云：‘有子胜斐然之志’，李注引此文释之，则崇贤似以胜为告子之名……无确证，疑不足据”。但《墨子》原文胜字如讲为动词，亦欠顺适。
告子既逮见墨子，而又与孟子同时，可见他必长于孟子，而墨子的年代也不会太早。他长于孟子，故孟子说他“先我不动心”。他与墨不全合，与儒亦相非，可为他是属于黄老学派的一证。他既“言谈甚辩”，足证他也很有辩者的倾向。在《孟子》书中与孟子辩难之辞，虽只是片面的记录，也尽可以作为这种倾向的证据了，且引“生之谓性”和“仁内义外”的两条辩难以示例。
一、生之谓性辩：
“告子曰：‘生之谓性。’
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
曰：‘然。’
‘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
曰：‘然。’
‘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
二、仁内义外辩：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
孟子曰：‘何以谓仁内义外也？’
曰：‘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
曰：‘异於！白马之白也无以异于白人之白也，不识长马之长也无以异于长人之长欤？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
曰：‘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
曰：‘耆秦人之炙，无以异于耆吾炙，夫物则亦有然者也。然则耆炙亦有外欤？’”（《告子上》）
两辩都是以告子辞穷而终结，似乎是告子打败了。然而这只是片面之辞。假使告子的书还在，那所记录的一定又是两样。
第一的性辩，两人虽同在辩论一个性的对象，但两人对于性的界说各自不同。告子的“生之谓性”是由道家万物一体观出发的，在这种根据上说来，当然就是“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即是所谓“呼我为牛则为牛，呼我为马则为马”，犬牛人马，在作为本体的显现上没有什么不同。孟子的性观是由五行说出发的，五行的配剂不一，万物之性因有差别，而以人性为具足圆满，故人性不同于犬性，亦不同于牛性，故谓“人性善”，谓“人异于禽兽”。这样，两人在外表上虽像同在论一个东西，实则无异于你在说东，我在说西。
关于“仁内义外”之说，《墨子·经说下》也是反对的。
（《经》）“仁义之为内外也，过（原误为内），说在仵颜。”
（《说》）“仁，爱也。义，利也。爱利，此也。所爱所利，彼也。爱利不相为内外，所爱利亦不相为内外。其为‘仁内也，义外也’，举爱与所利也，是狂举也。若左目出，右目入。”
这见解倒比告子和孟子都更正确，便是仁与义都须有主观与客观的条件，二者偏废即不能成其为仁义。故谓“仁内义外”固不可，谓“仁内义内”也只是说到半边。故如孟子的耆炙之喻[3]，使“秦人之炙”过咸或有异味，那便不能说“无以异于耆吾炙”，这明明也就是“耆炙亦有外”了。
但在这两项辩论里面，值得我们注意的，便是告子与孟子都在以白羽、白雪、白玉、白马作白描式的辩材，这也足以证明兄说的“白马非马”之说在当时已见流行。只是在这儿孟子与告子亦有基本上的不同，在告子是白的共相同一是白，表现而为白的东西也同一是此白；而在孟子则认为白的共相有种种差别，白的东西所表现的白不同一白，故白羽之白不同于白雪之白，白雪之白不同于白玉之白；或白马之白不同于白人之白。在这项认识上，告子正不失其为道家的态度，是一位典型的观念论者。孟子是较为客观的。
孟子在当时是以“好辩”而受非难的人，据现存的七篇书看来，他真有点名不虚传。他不断地在和人辩，和宋牼（钘）辩，和淳于髡辩，和告子辩，和许行之徒辩，和墨者辩，和自己的门徒们辩，辩得都很巧妙，足见得他对辩术也很有研究。他自己也大有自信，他说他“知言”——“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公孙丑上》）。甚么是诐辞、淫辞、邪辞、遁辞，可惜他没有给予一定的界说。所蔽、所陷、所离、所穷是怎样，他也只是心照不宣，没有加以说明。而如何去“知”的方法，他也没有透露一点出来。这应该是可惜的事。
不过孟子以他儒者的立场，始终是偏向于伦理一方面的。他说他的“好辩”是“不得已”，他是想“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辞”（《滕文公下》）。在这儿他所说的邪说淫辞便只是“杨朱、墨翟之言”了。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4]
他真是在那儿作鼓振金的大张挞伐。所谓“无父无君是禽兽”，自然是溢恶之辞；而如“率兽食人，人将相食”，也不免近于危辞恫胁。不过他所说的“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倒也确实是当时的情形。当时属于杨氏的黄老学派，在齐国的稷下学宫里面最占势力，而此外又有列御寇、庄周、惠施、季真等助扬其波澜，杨氏势力张于东北。墨家巨子已正位于秦，深得秦惠王的信任，而此外还有“南方之墨者”及“东方之墨者”适秦，墨氏势力遍于西南。就这样，两家几乎把当时的中国中分了。在这时，儒家是最倒楣的时候。儒家在早期也曾红过一时，在孔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时代，受到鲁穆公、魏文侯乃至楚悼王的保护，差不多是垄断了关东六国。但一转瞬间便大倒其楣，在孟子时代，尽管他本人有唯我独尊的抱负，尽管也“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然而跑齐、跑梁、跑宋、跑滕，都找不到一个适意的主子，而结果是终老牖下。
《庄子·列御寇篇》里面有一段寓言，把当时学术界的兴替揭发得很有意思。虽然是很脍炙人口的一段寓言，然而它所包含的学术史上的价值，却完全为人所忽略了。
“郑人缓也，呻吟裘氏之地，只三年而缓为儒。河润九里，泽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与辩。其父助翟。十年而缓自杀。其父梦之曰：‘使尔子为墨者，予也’。翌明尝视其良（垠），既为秋柏之实矣。”
文中“翌明”二字原作“阖胡”，不可通，以意改。
这寓言不一定是庄子自己著的，大约是出于已经道家意识化了的他的弟子之手。这不用说纯是讽刺，但一定有它所反映的现实。儒者迂缓，故假借“缓”字以为儒者之名。缓成功为儒之后而“河润九里，泽及三族”，表示儒者确实曾显赫过一个时代。然而不久便为后起的兄弟墨翟所掩盖，帮助墨翟的“其父”，可以认为是影射当时保护墨家的上层势力。就这样，墨翟得到帮助而走了红运，仅仅“十年”便逼得儒者之“缓”自杀了。缓的自杀可以作两种解释：一种是儒者自暴自弃了，所剩下的余子只是些坟堆上的“秋柏之实”；另一种是儒者不再“缓”了，起而积极地斗争了起来，又显露了一些生机。作者的用意虽然不十分明了，但作品是反映现实的，我们从孟子和荀子的积极起来斗争的事实看来，似乎以后一种的解释较为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