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商鞅
商鞅是李悝的学生，与吴起同是卫人而年辈略后。他也是在魏文、武二侯时代儒家气息十分浓厚的空气中培养出来的人物，他的思想无疑也是从儒家蜕化出来的。《史记·商君列传》，说他初见秦孝公的时候说以“帝王之道”，未能投合，继说以“霸道”，再进说以“强国之术”，而后孝公大悦，遂见任用。这些大概是事实。这也表明他虽然学过儒术，但他是更重实际的一位政治家，也很想“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的。故他不用于魏便尽可以远走高飞，入秦而谋魏；入秦乃因孝公宠臣景监而求见，可见他是怎样的不择手段。有名的欺骗公子卬以败魏师的事，虽然是兵不厌诈，人各为主，但那样的出卖朋友，出卖故国，实在是可以令人惊愕的事。
但他是一位时代的宠儿，生当大变革的时代，又遇着信任专一的孝公，使他能够放手做去，收到了莫大的功名，他比起李悝、吴起来实在是更加幸运的。秦王政后来之所以能够统一中国，是由于商鞅变法的后果，甚至于我们要说秦、汉以后的中国的政治舞台是由商鞅开的幕，都是不感觉怎么夸诞的。
商鞅的“变法之令”，在《列传》中叙述得比较详细。“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纠伺）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主要是重耕战，贱工商，奖励告密，实行连坐。“奸”是什么呢？当然就是盗贼及违反法令者之类了。《韩非》书中也屡次提到商鞅变法的故事，所说的情形更为综括，但大抵和《列传》差不多。
“古秦之俗，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商君说秦孝公以变法易俗而明公道，赏告奸，困末作而利本事。”（《奸劫弑臣》）
“公孙鞅之治秦也，设告相坐而责其实，连什伍而同其罪，赏厚而信，刑重而必。”（《定法》）
“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和氏》）
只有“燔《诗》、《书》”一项为《列传》所无，不知究竟是不是事实。假如是事实，那焚书之事便不始于秦始皇了。在商鞅入秦之前，秦国可能已有“《诗》、《书》”，如《书经》中的《秦誓》是秦穆公誓师之辞，《国风》中有《秦风》，多系襄公时代的诗。传世《石鼓文》，据我所考定，也是襄公八年时的作品，而它的情调结构颇近于大小《雅》。但这些高度的文化生活只限于上层，而秦国老百姓的一般生活则是非常原始的。请看商君的自白吧：
“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3]
这些事是在孝公十二年。“作为冀阙，筑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可见商君也在著手于文教工作，他假如曾经“燔《诗》、《书》”，主要是在防止上层的文弱化吧。
商君主张严刑峻法，他自己是有一番理论根据的。《韩非·内储说上·七术》有下列的一节文字。
“公孙鞅之法也重轻罪。重罪者人之所难犯也，而小过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无离（罹）其所难，此治之道。夫小过不生，大罪不至，是人无罪而乱不生也。
一曰：公孙鞅曰：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
这“公孙鞅曰”以下的话见今《商君书·靳令篇》，但和这《靳令篇》大同小异的文字复收为《韩非》书的《饬令篇》。在这儿似乎透露出了造作《商君书》者为谁的一个线索。现存《商君书》除《境内篇》殆系当时功令，然亦残夺不全者外，其余均非商鞅所作。其作伪之最显著者当推《徕民》与《弱民》二篇。前者言及“长平之胜”，乃秦昭王四十七年白起破赵长平，坑降卒四十二万人之事，在商君死后八十二年。后者不仅语袭《荀子·议兵篇》，而言“秦师至，鄢郢举，……唐蔑死于垂沙”，乃楚怀王二十八年，秦昭王六年时事，也不是商君所能见到的。伪此书者，我疑就是韩非的门人，乃韩非死后留仕于秦者，揣摩商君之意而为之，文多槁瘠，意杂申、韩，故如《靳令》这篇文字，既被编为《商君书》，亦可收入《韩非》书了。
战国时法家所共同的一个倾向，是强公室而抑私门。这里是含有社会变革的意义的。从春秋中叶以来私肥于公的实际漫衍而为下克乎上的斗争。有的私门已经占了胜利而化为了公家，如韩、赵、魏、齐，有的还在演变中如秦、楚、燕，而这些旧的公家也被逼得非采取新法不可了。吴起变法于楚，商君变法于秦，都是这种意义。故商君的“坏井田，开阡陌”，在这变法过程中是更为重要的事项，它是把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改革了。
“十二年，初取小邑为三十一县（《列传》同，《秦本纪》作‘四十一县’）。令为田，开阡陌。”
“十三年，初为县有秩史。”
“十四年，初为赋。”（据《史记·六国表》）
把旧有的井田制打破，承认土地的私有而一律赋税，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革。因为这一变革，故地方制度也不能不变革，故有县令以下的“有秩史”等有薪俸的公家官吏出现。县令以下的职官，汉时是沿用着的，《汉书·百官表》云：“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三百石，是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吏之秩，是为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巡，禁贼盗。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后汉书·百官志》说得比这更详，在里之下便是什伍的单位，“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这些“秦制”不用说也就是商君的遗法了。这些新兴官吏，主要是用来推行法令和征收赋税的，而在本质上是保护私有财产的机构，同时不用说也就是一些地方上的有产者参预政权的梯阶了。
关于爵秩等级，汉人也是沿用着的。《汉书·百官表》云：“爵一级、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褭（颜师古注云以组带马曰褭，簪褭者言饰此马也）。四、不更（颜注云：言不豫更卒之事也）。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颜注云：言其得乘公家之车也）。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颜注云：更言主领更卒，部其役使也）。十五、小上造。十六、大上造（颜注云：言皆主上造之士也，案《秦本纪》及《商君书》均作‘大良造’，传世《商鞅量》亦称‘大良造鞅’，则上字盖后人所更易）。十七、驷车庶长（颜注：言乘驷马之车而为众长也。）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颜注：言其爵位上通于天子）。皆秦制”。这些秦制，当然也一样是商鞅的遗法了。
《列传》还纪述有“平斗桶权衡丈尺”一事，这也是后来秦始皇“同律度量衡”的张本。这事是在孝公十八年，存世《商鞅量》可为证。量作长方形的熨斗状，并不甚大，其铭为：“十八年，齐遣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五分尊〔之〕一为升”。器底有秦始皇二十六年刻辞，足证商君之法沿用未改。马叔平告余云：“此量尊字即寸字，十六寸二分积为升，与《王莽嘉量》同”。马曾以《新莽嘉量》尺度其长广深度，其容积与文相合，因知新莽度量仍系周、秦之旧。这更可以说是商君遗法传世的物证了。
商君时的秦国社会是由奴隶制转入封建制的过渡阶段，由于土地制的变革，表示得非常明了。此外如上举“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就是解放奴籍；“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便是自由民依然可以降为奴隶。又《荀子·议兵篇》说到秦国的兵制：
“秦人，其生民也狭厄，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厄，忸之以庆赏，鳅之以刑罚，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厄而用之，得而后功之，功赏相长也，五甲首而隶五家。”
据《汉书·刑法志》，这是秦昭王时的“锐卒”，而所沿用的是商君旧法。这儿也表示着过渡时代的面貌，成了“锐卒”的只要打仗得到五名著甲者的首级，不仅自己解放了奴籍，而同时还可得到五家的家奴。
商君的法，自然也并不就十全十美，祖述他的韩非也曾简单地批评过他，第一说他行法而不用术，第二说他的法未尽善。
因为行法而不用术，故虽使“其国富而兵强，然而无术以知奸”，结果是把富强供给了人臣的把持。“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而张仪以秦殉韩、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韩、魏而东攻齐，五年而秦不益一尺之地，乃成其陶邑之封。应侯攻韩八年，成其汝南之封。自是以来，诸用秦者皆应、穰之类也。故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主无术以知奸也。”（《定法》）
法未尽善处，只举了一项以之为例：
“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今有法曰：‘斩首者令为医匠’，则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医者剂药也，而以斩首之功为之，则不当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定法》）
这段文字有点含糊，“今有法曰斩首者令为医匠”似乎是假设。商君的法应该只是斩首者可以为官，官中既包含有医匠，故韩非引伸之，便为“斩首者令为医匠”。韩非所反对的，因而也只是斩首者可以为官而已。假使是这样，那么韩非的非难不免有类深文周纳。斩首者可以为官，官类甚多，为上者自可以量材录用，决不会让不懂医匠的人去做医匠的。
商君的法必然有缺点是毫无问题的事，可惜我们现在已不能知其详尽了。至于他的用法而不用术，正是初期法家的富有进步性的地方。初期法家主张公正严明，一切秉公执法，以法为权衡尺度，不许执法者有一毫的私智私慧以玩弄法柄。吴起、商鞅是这样，就是染上了黄老色彩的慎到（见《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本文不再赘述）也是这样。“术”是执法者以私智私慧玩弄法柄的东西，这倡导于老聃、关尹，而发展于申不害，再结穴于韩非。故如申不害与韩非，严格地说时已经不是纯粹的法家了。
纯粹法家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他们所采取的是国家本位，而不必一定是王家本位。他们的抑制私门是想把分散的力量集中为一体以谋全国的富强，人民虽然受着严刑的压迫以为国家服役，但不必一定为一人一姓服役，因而人民的利益也并未全被抹杀，人民的大部分确实是从旧时代的奴隶地位解放了。商君正是这种法家的成功的代表，他的行法不避亲贵，因太子犯法而“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等到太子即位，公子虔之徒实行报复的时候，诬告商君造反，发吏逮捕，商君只好逃亡，然而找不到地方潜藏，因为“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如留宿无稽的人，发觉便须连坐），没有人敢于收容，结果他是被秦惠王车裂了。就这样，商鞅真可以说是弄到了“作法自毙”，然而在这儿正表示他的大公无私；鬼祟的权谋数术，专为一人一姓谋利益的办法，是还没有把他污染的。他的身世虽然是一个悲剧的结局，但他的事业确是成功了，吴起未能收之于楚的，他却已收之于秦，在他确实是比吴起更要幸运得多。这儿有偶然的因素存在，便是偶然碰着秦孝公命长，而楚悼王命短。不过中国的必变却是必然的，假使掉过来，楚悼王命长，秦孝公命短，则吴起必能成功于楚而收到变革中国的全功。或者两个王者都短命，则秦、楚之外的国家必会有完成这项使命的。
使商鞅成了功的秦孝公，我们也不好忘记，他确实是一位法家所理想的君主。他能够在二十余年间让商君一人负责，放手做去，不加以干涉，真是难能可贵的事。《战国策·秦策》载他要死的时候，打算传位给商鞅，而商鞅不受。这大概是事实，也正表示着秦孝公是怎样一位大公无私的人，而对于当时的新潮流，就连君位禅让说，都是想躬行实践的。古时候的政治家要想成功，最难得的是这君臣的际遇。齐桓公之于管仲都远不如这秦孝公之于商鞅，至于后代的刘先帝之于诸葛亮，宋神宗之于王安石，更是大有愧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