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士济济的吕氏门下,我们可以相信九流百家都是有的,墨家、法家、名家不用说都有,但这些分子显然不占势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吕氏》书中把墨子和孔子相提并称的地方那么多,而却处处攻击墨子的学说。但攻击他的学说时却又是混含着说的,绝不道出任何派别,任何个人的名字。如像说,“世之学者有非乐者矣”,或者说,“今之世,学者多非乎攻伐”,有时甚至于连这样混含着的指示都不提。这里一定是有所顾虑的。这固然可以解释为政治家或学者们的礼貌,但我相信,在吕门之外,秦国之墨者一定还很多,故尔不好明目张胆的攻击。

道家颇占势力,其中庄子的门人一定相当多,书中每称引《庄子》(《去尤》),有好些辞句与《庄子》书完全相同,如《必己篇》差不多强半是采自《庄子》的《外物篇》。又如《有度篇》的下列一节,更根据庄子的主张来批评孔、墨。书中指名孔、墨而加以批评的就只有这一节,特别是批评孔子。

“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天下,然而无所行教者。术犹不能行,又况乎所教!是何也?仁义之术外也。夫以外胜内(言负担太重),匹夫徒步不能行,又况乎人主!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义之术自行矣。先王不能尽知,执一而万物治。使人不能执一者,物感之也。故曰:通意之悖(《庄子》作‘彻志之勃’),解心之缪,去德之累,通道之塞(通,《庄》作达)。贵富显严名利(《庄》作富贵),六者悖意者也(《庄》无下者字,下同)。容动色理气意,六者缪心者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者也。智能去就取舍(《庄》作‘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者也。此四六者不荡乎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清明(《庄》无清字,下同),清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

“故曰”以下乃《庄子·庚桑楚篇》的一节,明明是引书,故称“故曰”,只是没有把《庄子》标明出来。像这些地方自然是庄子之徒透露了他们的门户。语气已经和平得多,只说“通乎性命之情而仁义之术自行”,没有说“掊击圣人……攘弃仁义”(《庄子·胠箧篇》)那样激烈的话。大约就因为这样,所以逃过了主编者的眼目而未被删掉的吧?

但无论怎么说,儒家总是占最大势力的。高诱序谓“不韦乃集儒者(原作书)使著其所闻”,虽不必便是事实,但可以说是得其近似。儒家中究竟有些什么人,无从查考了。我们所能确切知道的有一位李斯。《史记·李斯列传》:“至秦,会庄襄王卒,李斯乃求为秦相文信侯吕不韦舍人,不韦贤之,任以为郎”,可见李斯颇为吕不韦所重用,在《吕氏春秋》的撰辑上他一定是尽了力的。李斯是荀卿的弟子,在初当然还未放弃儒术,因此吕氏之所以特别要大量地引用儒者入秦,并大量地引用儒术著书,我相信李斯一定参加了意见,而且这意见也就是荀卿的意见。《荀子·强国篇》中有下列一段,便是证明。

“力术止,义术行。曷谓也?曰:秦之谓也。威强乎汤、武,广大乎舜、禹,然而忧患不可胜校也,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已也。此所谓力术止也。……然则奈何?曰:节威反文。案(爰)用夫端诚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因与之参国政,正是非,治曲直,听咸阳。顺者错之,不顺者而后诛之。若是,则兵不复出于塞外,而令行于天下矣。若是,则虽为之筑明堂于塞外而朝诸侯,殆可矣。假今之世,益地不如益信之务也。”

据杨倞注,以为《新序》作“李斯问孙卿”云云,是否果为李斯所问虽不能断定,但荀子对于秦怀抱有莫大的希望,希望秦能够施行儒术却是事实。儒家原来是反秦的,但到荀卿时,秦的力量已经充分强大,早迟有统一中国的情势,故他不得不改变儒家的态度。他自己也曾经亲自入秦,见昭王,见应侯,为儒家传道。他的说法没有为昭王与应侯所采用,但不久之间却为吕不韦所采用了。吕不韦本人无论在赵的邯郸或秦的咸阳,都有可能亲自见过荀子,甚至于可以说,他可能还是荀子的门人。因为荀卿晚年曾回赵国,同赵孝成王“议兵”,于时应该就是吕不韦在邯郸的时候。不韦入秦也应该与荀子是约略同时,但我们找不出直接的证据来。即使不韦不曾见过或师事过荀子,而荀子的意见由李斯间接传到,那可是毫无问题的。

这种见解,对于秦国的政治是一种改革,吕不韦却在这儿执行了起来,虽然在政治上的施设没有留下什么,只留着表示他的政见的一部书。毫无问题,秦国内部也有莫大的阻力存在的。阻力的初期是后党的嫪毒,其后便是秦始皇自己了。

秦始皇诛锄嫪毒的时候已经二十二岁,不再是孩子了。这位未来的大独裁者,据《史记·本纪》所载,精神和肉体两方面显然都很有缺陷。以下是尉缭所说的话:

“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3]

这所说的前四项都是生理上的残缺,特别是“挚鸟膺”,现今医学上所说的鸡胸,是软骨症的一种特征。“蜂准”应该就是马鞍鼻,“豺声”是表明有气管炎。软骨症患者,骨的发育反常,故尔胸形鼻形都呈变异,而气管炎或气管枝炎是经常并发的。有这三种征候,可以下出软骨症的诊断。因为有这生理上的缺陷,秦始皇在幼时一定是一位可怜的孩子,相当受了人的轻视。看他母亲的肆无忌惮,又看嫪毒与太后谋,“王即薨,以子为后”(《吕不韦传》),可见他还那么年轻的时候便早有人说他快死,在企图篡他的王位了。这样身体既不健康,又受人轻视,精神发育自难正常。为了图谋报复,要建立自己的威严,很容易地发展向残忍的一路。身居王位,要这样发展也没有什么阻碍。结果他是发展向着这一条路上来了。“少恩而虎狼心”,便是这种精神发展的表征。

始皇周围有些什么人物,也不甚详细。在攻嫪毐的时候有相国昌平君、昌文君,于时不韦尚未免相,昌文君应该就是不韦,而昌平君的思想系统也不明。为太后说话的齐人茅焦,被始皇尊为“仲父”,显然是反吕不韦的,但他的思想也没有什么朕迹。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是在不韦免相的一年,他为秦王所十分敬礼,致“衣服食饮与缭同”,而且“卒用其计策”。这位先生是有著作的,今存《尉缭子》二十四篇,内容系言兵,当即《汉书·艺文志·兵形势类》“《尉缭》三十一篇”之残,但系依托。又《艺文志·杂家》有“《尉缭》二十九篇”,注云“六国时”。颜师古引刘向《别录》云:“缭为商鞅学”,则是尉缭乃法家,可惜这书已经失传了。但他是法家这一点,由秦始皇喜欢韩非的书可以作为旁证。秦始皇采用了法家的主张是毫无问题的。

法家的主张,自孝公采用商鞅的变法以来便是秦国的传统,但有一点除孝公以外都没有认真实行,便是法家的君道的主张。法家也主张人君不管事,虽然申、韩之流和道家的无为,儒家的德化不同,而是要用术。韩非子说得最明白:“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贤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穷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主道》)。又说:“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故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八经》)。人主只管用人,不管行政,不用说也是在调剂世袭制的弊病。秦国的列君,只有孝公对于商鞅是做到了。商鞅俨然是责任内阁的首相。但自孝公一死,惠文王便不甘于无所作为,把商鞅车裂了。尔后武王、昭王可以说都是守着惠文王的传统,丞相时常是换来换去的。穰侯魏冉在昭王前半曾经专擅过一段长远的时期,但经“一夫开说,身折势夺而以忧死”,而他的位置被范雎夺去了。不几年又换成蔡泽,但都不安于位。

惠王的这个传统是和墨家的君道主张一致的,人君要自己动手,强力疾作,不能垂拱待治。人君要做一切的表率,苦干到底,假使不能苦干,那做人臣的,做人民的,便都会怠惰,国家也就因而乱亡。惠王实践了这种主张,可能就是得到墨家的传授。墨家巨子腹img是惠王的先生,墨者唐姑果是惠王的亲信,在他的一代先后有墨者集中于秦,墨家的主张对于秦的政治不能说没有影响。当然秦国也并没有全部采用墨术,但部分地采用了,尤其是君道,我看是毫无问题的。

到了秦始皇把这力疾躬行的君道更是实践到了极端。侯生、卢生等批评他的话最为扼要:

“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

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

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

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史记·秦始皇本纪》)

这真是一位空前的大独裁者,一切是自己动手,丞相大臣都是具员,博士良士仅顾饭碗,天下是狱吏的天下。这和吕不韦的主张不是如像立在地球的南北两极吗?明白了这层对立的关系,吕不韦要被秦始皇赶掉,甚至于干掉,不是容易了解的事吗?

大独裁者的征候在他十几岁时可能早就有些表现,吕不韦当得在替他心焦。《吕氏春秋》一书之所以赶着在八年做出,可能是有意向他说教。然而结果是无效,或者反生了逆效果。在书成后的第三年吕氏便失足,再后年余便被逼自鸩了。

当吕不韦免相的一年,秦始皇大下逐客令,吕氏门下那些儒家、道家当然在被逐之列。在这时那位李斯先生便变了节,有名的《谏逐客书》是脍炙人口的文章,但那只是一篇煽情的谀辞。文章里面,提到秦穆公用五子,孝公用商鞅,惠王用张仪,昭王用范睢,而于庄襄王用吕不韦则绝口不提,这正表示李老夫子的聪明。在这时吕不韦正背了时,他假如要提到他,一定会触犯始皇的怒鳞的。他本来是吕门的人,不与吕氏同进退,而靦颜以媚秦始皇,恋恋于禄位,他的操守实在可成问题。然而近时论者颇有人以为他是荀子的门徒,始皇用他,便是始皇用了儒术,那样皮相的见解恰恰说到事实的反面。事实是李斯献媚于秦始皇,把自己所学抛进茅坑里去了。后来在他做了丞相的时候,他的先生“荀卿为之不食”(《盐铁论·毁学》),不是没有来由的。其实秦始皇又何尝用了他呢!“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哪里有他的事做!他不过善于体贴意旨,应时做过一些传声筒而已。治驰道,兴游观,下焚书令,要算是他的最大的德政,然而也不过是先意承志而已。到后来在二世时代与赵高争宠失败,还从狱中上书,把秦自孝公以来的一切文治武功,都写在自己项下,甚至于说出“缓刑罚,薄赋敛,……万民戴主,死而不忘”的话,那未免夸诞得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