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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管怎么说，在香港的大学生活，毕竟是张爱玲一生中最珍贵的时代记忆。
虽然她一天也不能克服种种咬啮性的小烦恼，可生命毕竟是一袭华美的袍，她能够遗世独立。她实践着，也证明着。
她有了知心朋友。这知己，与她同行于人生旅途，从香港到上海，以后还先后漂洋过海到了美国，这样密不可分的挚友，也只能说是命运的恩赐，人生奇缘吧？
当然是炎樱。读书时的本名姓是“莫黛”。她们是怎么成为知交的？记不太清楚了。也许，是爱玲在洗小手绢子，将苹果绿、琥珀色、烟蓝、桃红、竹青，一方块一方块，有齐齐整整的，也有歪歪斜斜的贴了一墙，莫黛跳了进来：喝！漂亮的画！也许是夏天的午后，女同学们爬过黄土陇子去上课时，只见夹道上开着红而热烈的木槿花，又是莫黛嚷了出来：许许多多烧残的小太阳呵。也许是春天，满山的杜鹃花在缠绵雨里红着，簌落簌落，落不完地落，红不断地红，好不容易晴了，蝴蝶恋恋飞舞，这个莫黛神秘兮兮说：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啊，莫黛说的，就是她心里想的。尽管一个好静，一个好动。
是的，对色彩近乎神经质的敏锐感触，对绘画的天才和爱好，是她们相互默契的共同处；而莫黛的活泼叽喳、无忧无虑、没心没肝与张爱玲的深沉文静、忧郁落寞、沉默寡言分明形成鲜明的对照。然而她们硬是成了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莫黛个子小而丰满，乌溜溜的会撒娇的眼睛总让张爱玲生出给她取个名字的念头。取名是一种轻便的、小规模的创造，在老中国，似乎只有做父母祖父的和乡下的塾师有这权利。张爱玲跃跃欲试；叫炎樱吧。莫黛大大咧咧地应允了，同时也将张爱玲的俗名改成“张爱”。别以为炎樱凡事听张爱的，倒是许多事张爱心甘情愿听炎樱的。
多亏炎樱，张爱玲才像被逼迫着一般偷空游山玩水，偷空上高街逛印度绸缎庄，偷空谈天看人……心里很不情愿，总认为是糟蹋时间、不务正业，可人怕是天性中有犯贱的脾气，这种偷偷摸摸的玩，分外快乐，分外记忆深刻，或许，还分外有益？
如若没有这偷空的玩，怎能领略浅水湾的风情？那口渴的太阳汩汩地吸着海水，漱着，吐着，哗哗地响。人身上的水分全给它喝干了，人成了金色的枯叶子，轻飘飘的，让人感到奇异的眩晕与快乐。却又有一种叫沙蝇的小虫，咬一口，就是个小红点，像朱砂痣。人生就是这样，充满了小小的咬啮的烦恼吧？
如若没有这偷空的玩，怎能玩味香港山中最有名的雾，所有的房子黏黏地融化在白雾里，浩浩荡荡都是雾，一片蒙蒙乳白，恍惚间，你成了甲板上的望海者。人生就是这样的虚幻缥缈、不可捉摸么？
还有太阳！还有月亮！不错，自小她就喜欢看月亮，北国的月亮，江南的月亮，可那毕竟是都市的月亮。瓦屋上的月亮，庭院里的月亮，摩天大楼夹峙的峡谷里的月亮。香港的月亮，为她敞开一扇又一扇窗口，那月亮越白越晶亮，仿佛是一只肥胸脯的白凤凰，栖息在路的转弯处，在树丫杈里做了窠。那月亮又是一团蓝阴阴的火，缓缓地煮着锅里的水，水沸了，“骨嘟骨嘟”地响……太阳月亮是永恒的又是瞬间万变的，你的视野如若有着浓郁的印象式的主观投射，那不只是营造了荒凉荒寒荒漠的气氛，不只是烘托出人物的复杂细腻的心理，而是形成了张爱玲小说独特的风格。那时的张爱玲已与写小说绝了缘，却仍在有意无意不经意间积淀生活的感受。她忘不了圣诞夜狂欢后，她与炎樱急急回宿舍，香港虽说是没有严寒的季节，可圣诞夜也够冷的，林子里的风，呜呜吼着，与较远的海面上的风起伏呼应，就像狂犬的怒声与哀哀的狗哭混杂着。冬天的微黄的月亮出来了，不远处有颗微弱的小星星，炎樱跳了起来：“月亮叫喊着，叫出生命的喜悦；一颗小星是它的羞涩的回声。”她倾慕地看着炎樱，炎樱的生命的喜悦也感染着她。
生命的喜悦不只在大自然。进城、逛街、看人。香港的街市永远出演义务的时装展览，而时装是女人的天地。男人的服装永远是戴了墨镜看的世界。炎樱能双手一摊，吐出一连串的“灰”：“鸽灰、石板灰、铁灰、烬灰、烟雾灰、雷霆灰、呶呶的灰、轻飘的灰、机械灰、桃花灰、母灰！”叫人忍俊不禁。女人的服装世界都是姹紫嫣红的。女人对衣装总是一往情深的，而且永远少一件衣服！张爱玲说：“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可是如果女人能够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女人爱衣服！衣服是一种言语，是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这是女人的缺点，却也是女人的特点。
张爱玲毫不隐讳她对衣装的追求。香港的最切实的快乐，是随心所欲地做了些衣服！因为得了两个奖学金，算是为母亲省下了一点钱，于是“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的张爱玲终于如愿以偿，大大地放肆了一下。那穿着自己挑选的衣料自己设计的奇装异服炫耀于校园与街市的快乐，一直延续到上海滩，她真是久久沉溺其中。炎樱一针见血：“说句老实话，我们是为别人而打扮的。理由很简单，既然是社会性的动物，我们的快乐与心理的均衡多少倚靠着他人。”可爱的炎樱，不仅会说俏皮话，还有叫人心惊的思想。
香港大学的女同学几乎没有不爱衣服的。即使生活在马来亚小镇上的女同学金桃，淡黑脸、略有点龅牙的她也不例外。那边的女人穿洋装或是短袄长裤，逢到喜庆大典才穿旗袍。小镇只有一家电影院，金桃每晚往戏院子里去，看见其他富家小姊妹穿着洋衫，她就要心急火燎赶回家去换洋装！这种蒸闷的野蛮的底子上盖一层小家气的文明，就像一床太小的花洋布棉被，盖了头却盖不住脚。在宿舍里，她爱捏着大手帕子挥洒着摇摆着唱着：“沙扬啊！沙扬啊！”沙扬是爱人，这是她家乡的舞。她有一只特大的皮箱，满装着显焕的各式衣服。
宿舍里还有一位极有钱的华侨女同学，行头多得让人眼花缭乱！音乐会、牌局、茶会、水上跳舞、园会、隆重的晚宴……对于社交上不同的场合则炫弄不同的行头。即使平常穿的，也是织锦袍子、纱的、绸的、软缎的、短外套、长外套、海滩上用的披风、睡衣、浴衣、夜礼服、喝鸡尾酒的下午服，半正式的晚餐服，色色俱全，令人咋舌！风头真靓呵。
迷迷糊糊中，张爱玲忆起家中一年一度的六月六晒衣服。在竹竿与竹竿之间走过，两边挂着绫罗绸缎的墙，淘气地把额角贴在织金的花绣上，太阳将金线晒得滚烫，甜而稳妥的樟脑的香扑鼻而来，这是记得分明的甜而怅惘的快乐，逝去了的快乐。昔日的辉煌与繁华都一寸寸地逝去了。
新鲜的时装散发的是丁香花末子的气息。毛茸茸的毛织品像富于挑战性的爵士乐，厚沉沉的丝绒像忧郁的古典化的歌剧主题歌，而柔滑的软缎，是《蓝色的多瑙河》，凉阴阴地匝着人，流遍了全身。
她像所有的女人一样，对衣服一往情深；然而，为了衣服，为了一支巴黎新拟的“桑子红”唇膏，就卖人？！
她不寒而栗。
寒假、暑假，她都没回上海。炎樱原本答应了留下来陪她的，可奈何不了在上海开珠宝店的父母的催促，悄悄回上海了。从不牵愁惹恨的她，突然有种汹涌而来的身世之感，她倒在床上大哭大叫，把管理宿舍的天主教尼僧都惊动了，看她平素只不过恻恻轻愁，发作起来却如晴天霹雳又滂沱大雨。
因了不归家，阴历三十夜她跟着远亲到湾仔去看了回热闹。湾仔那地方平时充满了下等娱乐场所，唯有一年一度的新春市场热闹非凡，人山人海，类似北方的庙会，很多时髦的上流人也愿去挤一挤。此行不虚！头上是紫魆魆的天，天尽头是紫魆魆的海，可海湾里却有个热闹的场所：密密层层的人，密密层层的灯，密密层层的耀眼的货品；古花瓶、金丝绒、佛珠、香袋、小十字架、大凉帽、吧岛虾片、榴、糕，还有花！是带盆的鲜花！可是，可是，最主要的还是卖的是人！惨烈的汽油灯下，站着成群的女孩子，稚气未脱的脸上已早早地飞着妓女的媚眼，她们在任人选购！醉醺醺的英国水兵、恶狠狠的杀手……在这灯与人与货之外，是凄清的天与海！这才是热闹中的荒凉！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
她的心战栗了。
为这群无助的女孩子。也为她们这一代的女性。
大学毕业了又怎样呢？大学毕业生找不到事是常事。事也有，在修道院办的小学堂里教书，一个月五六十块钱，还得净受外国尼姑的气。修道院小学的女孩子，是各种国籍的孤儿，她们的天性和普通小孩一样爱吵爱玩，可只要一声叱喝，就鸦雀无声。她们得背诵经文，每次上课下课都得
下跪做祷告；常常不许作声，常常挨打；在这样凄惨的慈善的地方，女孩子不是被打成呆子就是被调教成狡黠的小奴才吧？有年暑假，她们搬到了张爱玲宿舍楼来歇夏，张爱玲已感到那种漠漠的悲哀，她们即便快乐，也是一百个不准！哪个女大学生愿在这样的环境里觅食谋生呢？
香港，华美而悲哀的城中，畸形的繁荣、奢靡浮华的生活，虚伪的衣冠社会，赤裸裸的拜金主义、物欲横流，这一切如一口正燃煮着的大锅，锅里的水沸了，“咕嘟咕嘟”作响，清纯又怎样？有知识又怎样？你抵不住这口锅的诱惑，栽进去，非脱胎换骨不可！
女学生中有时也会有种种传闻，或捕风捉影，或证据确凿的风流韵事，或许这是毕业后嫁人的演习？当不了自食其力的职业女性，那只有干女人最大的事业——嫁人？现代婚姻是一种保险，由女人发明的。可要嫁有钱有势又合意的丈夫，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力排众议，嫁给年逾耳顺的富翁当妾？等到富翁死了，她有了钱，却没有爱。她需要爱！需要许多许多的爱，来弥补她以往的损失，她要挽住历史的巨轮，关起门来做小慈禧太后。她得有诱饵。年轻美貌的女孩子会来自投罗网的，像她年轻的时候一样……创作的灵感激活了！听来的、臆造的，从这里取得故事轮廓，那里取得脸型，另向别的地方取得对白……《沉香屑·第一炉香》也许在这时就已酿成腹稿？也许还只是一个雏形？姑母的家就是那口大锅，钢琴上的仙人掌就是一窠青蛇，那枝头的一捻红，便是吐出的蛇信子！侄女薇龙为了摆脱贫寒，走上所谓的上流社会，一寸一寸地心甘情愿地陷于蛇窠！难道真的千年积习不变：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通的妇女职业？
张爱玲却没有把构思变成文字，她信守自己立下的诺言：不用中文写小说。
一夜，班上同学在男生宿舍的餐室里聚会，留声机放着卡门麦兰达的巴西情歌，不知谁挑起了男人女人的话题，刹那间，全忘了来这里的初衷，七嘴八舌、嬉笑怒骂，热闹异常。有一位女士以老新党的口吻侃侃而谈：女子的被逼而为玩物，完全是男子的欺凌和欺骗！因为女子是柔弱的、感情丰富的动物……张爱玲差点跳起来要驳她！
张爱玲独自跑了出来，她实在听厌了这一切。她不明白，和男子一样受了高等教育的女人，为什么仍让人失望？与她的老祖母别无二致？多心、闹别扭，说男人、怨男人、念男人，永远永远？
天完全黑了，她觉得整个的世界就像一张灰色的圣诞卡，年复一年，不再改变？可她知道，红得不能再红的野火花就是夜间也泼泼辣辣地烧着，也许，她应该破戒，为女人写点什么？
生命的图案该怎么描摹呢？她仍没有动笔。她的英文功底已达炉火纯青，不要说阅读原版本的英文文学著作，即便一本物理或化学，她也能拿起来就看；英文书写则流利自然，比汉字书写还略胜一筹。
张爱玲，如同她对她自己的清醒剖析：她是自私的，尤其在大处。在所有的大潮中，她永远站在外头。
而那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已于1939年3月26日在香港成立，因为唯有这南天海角的香港还未受战火之扰，成了离乱的中国文坛的洞天福地。主持协会工作的许地山，1935年便经胡适引荐而任香港大学教务长，这时，他还写下许多爱国抗日的文章。许地山不幸于1941年8月4日病逝于香港。“七·七”事变后，有一大批知名作家来到香港，或办刊，或创作，或来来去去，茅盾、夏衍、于伶、萧红、端木蕻良、骆宾基、戴望舒、郭沫若、叶灵凤等都活跃于香港文坛，香港新文学运动呈现空前的繁荣，成为中国抗战前期的文化中心之一。《文艺阵地》《立报·言林》《星岛日报·星座》《华商报·灯塔》《大公报·文艺》《大风》《时代文学》《时代批评》等刊物如雨后春笋，遍及港九。遗憾的是，年轻的张爱玲似浑然不觉，她站在大潮的外边。
她当然更不知道，那个几年后与她有过一段恋情姻缘的胡兰成先生，正在香港任《南华日报》总主笔，以流沙的笔名大写社论；就在此时此地，追名逐利的他投靠了汪精卫，早早地将自己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张爱玲不问政治，她虑及的只是自己毕业后的前景。再扩大也只是她的家庭她周围人的天地吧，她已经乐于以大都市的小市民自居。
她应该知道却似乎也不知道的是，以《生死场》而名震文坛的萧红，心境寂寞地“蛰居”香港，写作了《呼兰河传》，这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然而，张爱玲似也浑然不觉。
等不及她毕业，太平洋战争爆发，炮声落进香港……
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