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1943年。农历七月。
张爱玲着一袭色泽淡雅的丝质碎花旗袍，腋下依旧挟着个报纸包，又在衖堂里巷寻觅门牌号码，这回没有信封引路，没有焦虑，却仍有几分紧迫。
她寻觅的是《万象》杂志编辑室，自然还是投稿。没有引荐信，她也不认识《万象》的任何人，就这么单枪匹马、懵懂闯一闯吧。
福州路昼锦里。再拐进一条小弄堂，一座双开间石库门房子，楼下店堂，楼上住宅，这就是中央书店？就是《万象》编辑室所在地？
她站住了。农历七月的太阳煌煌地照着，才半上午，就热辣辣地刺痛皮肤，刺痛眼睛，脸上已沁出细细的汗珠，眼睛也有点眯缝着。因为热，行人似乎少了许多，嘈杂喧嚣也似乎退成了背景，都市倒显出一种苍淡的荒凉。
她伫立着。顶天立地伫立着。她知道她的眼睛里，此刻是几千里没有人烟的荒漠的神气；淋浴着煌煌的阳光，她知道她却有种凛凛的美。
《沉香屑·第一炉香》袅袅燃于《紫罗兰》，《茉莉香片》也为《杂志》采纳，眼下，她要叩开《万象》的门扉，她相信胁下报纸包的实力。
一生只做一件事。“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从前的文人靠帝王吃饭，她的衣食父母则是买杂志的大众。卖文为生，做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苦虽苦点，但她喜欢。
她是独立的。独立的姑姑亦赞成她的独立。
祖姨家的表姐妹可不同，还在讲究门第所限，不能抛头露面当女店员、女打字员……可是，繁华早已逝去，走在路上的她们，只有一点解释也没有的寒酸，谁睬你“奴有一段情呀，唱拨拉诸公听”？提起来话长的家族的背景、根底，留着点吧。生在现在，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得有“双手辟开生死路”的勇气和决心。
中央书店和《万象》杂志的老板都是平襟亚。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平襟亚以“网蛛生”笔名写过社会谴责小说《人心大变》，这话在社会小说里是老调，骂归骂，可那骂的背景怕是作者深知的唯一的世界吧？那《人心大变》当年曾杂乱地堆在张爱玲父亲的书桌上，被张爱玲拖出去看过。中央书店就是平襟亚于1927年创办的，专门翻印古籍和通俗小说之类，“一折八扣”靠低价倾销取胜，中央书店即以此起家。《万象》月刊是太平洋战争后创办的，一种综合性杂志，内容芜杂、五花八门：民俗风情、知识小品、历史掌故、海外猎奇、翻译作品、小说戏剧。真正地包罗万象！其中文艺作品所占分量很轻，但这类中性杂志，销量还蛮好。张爱玲寻上门来，大概是冲着《人心大变》和影响大而来的。
却是这样一座双开间石库门房子！她不知道，当时上海的文化，相当一部分就是在这类屋檐下产生的。老板平襟亚夫妇住楼上，隔着一道门，《万象》编辑室就设在厢房里，编辑室倒精简，只有主编柯灵和助手杨幼生。
此时，柯灵正独自在编辑室忙碌着。柯灵那时以写电影评论和剧本闻名上海，并先后出任过上海《文汇报》副刊《世纪风》、杂文期刊《鲁迅风》《浅草》《草原》等副刊编辑，是上海文坛进步作家，眼下也还从事秘密的抗日宣传活动。这年夏季，他才刚受聘接编这份商业性杂志《万象》的，并非兴趣所至，谋生呗。但柯灵为人做事，丁是丁卯是卯，一丝不苟，倒也谋划提高该月刊的艺术水准，寻求像样点作家的支持。前几天偶尔翻阅《紫罗兰》，竟奇迹般地发现了《沉香屑·第一炉香》！张爱玲——这通俗名字在文坛却是陌生！他急于找着张爱玲。他觉得张爱玲的小说远离政治、艺术品位又极高，是这种气候这种刊物上最适宜发的东西。可是，上哪去寻张爱玲呢？《紫罗兰》主编周瘦鹃，他倒是认识的，请周瘦鹃作青鸟使，未免唐突。犹豫再三，无计可施之时，没想到，素朴高雅的张爱玲像是从天而降，奇迹似的出现在编辑室门口！
两人一见如故。
柯灵桌上，也有一只镇纸的玻璃球。
本来，张爱玲只爱听不爱说，柯灵亦不善与人周旋夸夸其谈，两人乍然相见，会感到突兀尴尬。但恰恰相反，两人都无陌生感。柯灵毫不掩饰自己喜出望外之情，张爱玲赤诚相见，打开报纸包，内有手稿《心经》和自绘的插图，两人都是至诚至信者。会见短、交谈短，却在见面的瞬间，彼此就像已经认识了100年！不管以后有什么样的风险变故，这友情和信赖始终不变。
那嵌着彩色碎花的玻璃球，让她觉得厚实、靠得住。
这样纯正的友情，有。只怕也是一种缘。
太阳煌煌地照着这世界，张爱玲急急地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她清楚地记得，除夕当天从父亲家逃出来，也有这种感觉，这是冒险的喜悦！闯荡的喜悦！这还是一个可亲的世界呵。
而且今非昔比。她闯过，她信自己有独立于世的能力。她是个主见挺大的女子，她要让她的散文小说在全上海的各杂志开花。
张爱玲。张爱玲。张爱玲眨眼红遍上海滩。
她如愿以偿。
是她勇敢又机灵地“全面出击”？是“桃李无言、下自成蹊”？还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者的推波助澜？
谁知道呢？环境特殊、清浊难分，什么样的情况都有。
这情境，让柯灵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就他所知，卖力地为张爱玲鼓掌拉场子的，就很有些背景不干不净的报章杂志，他们的兴趣是不在文学的。
张爱玲小说散文发表最多的刊物是《杂志》，《杂志》倒是文学性的，除小说外，还发些掌故、小考据等杂文。《杂志》也很为张爱玲等女作家捧场，茶话会、聚谈会常有。但是《杂志》也有不干不净的人物。
《古今》半月刊，是1942年3月在上海创刊的，内容以小考据、掌故、古学术为主。在它创刊一周年时，报纸上登出广告说：“《古今》半月刊为国内唯一之散文杂志，创刊以来，眨逾一载……宿学名士，网罗无遗，领袖文坛，当之无愧，而风格高超，尤称独绝。”张爱玲的散文《洋人看京戏及其他》《更衣记》都登载其上，“第一流”是“第一流”，可混迹其间，值吗？
……
关注着张爱玲的大有人在，亦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在上海的郑振铎要柯灵劝说张爱玲，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并具体建议：她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
其时，已有很多著名作家拒不执笔。在“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上，日本作家草野心平就抱怨说：日本报纸上常有巴金、茅盾等返回上海，“投入和平阵营”的“流言”，然而，“这是很难实现的”，即使回来，他们也不会同日伪合作的，“例如与巴金、茅盾等战前即已有名的作家郑振铎、李健吾等，虽在上海，然早已断笔不书，所以他们虽已转回，如不握笔，仍无济于事”。
郑振铎已隐姓埋名，典衣节食，正肆力于抢购祖国典籍，挽救“史在他邦、文归海外”的大劫。
而开明书店，叶圣陶已举家西迁重庆，夏丏尊和章锡琛老板留守上海，店里延揽了一批文化界耆宿，如王统照、王伯群、周予同、周振甫、徐调孚、顾均正等。名为编辑，实则借此躲风避雨。
郑振铎的建议实乃上策，也看出他对新秀张爱玲的器重。
柯灵又左思右想、无计可施于编辑室中。打《心经》在《万象》刊登后，又索得《琉璃瓦》和长篇连载《连环套》之稿，可他与张爱玲，始终是编辑与作者的君子之交淡如水，交浅言深，直通通传话给她，是否过于冒昧？就在此时，张爱玲寄来一信，告知平襟亚愿给她出一本小说集，问他意见如何？言简情挚，张爱玲分明已把他视为良师益友。机不可失。柯灵当即寄去一份中央书店的书目，供她参阅，意即何苦与这些劣质书籍为伍呢？仍不放心，干脆明言：“如果是我，宁愿婉谢垂青”，又恳切陈词，“以你的才华，不愁不见知于世，希望你静待时机，不要急于求成。”
张爱玲也立即回信，坦率直言，她的主张是“趁热打铁”。因为在张爱玲，人生的晚景似乎很早很早就降临了。冥冥中常有苍凉又急切的催促声：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出名要趁早。然而她又是听话顺从的，她的小说集子没有交给中央书店的平襟亚老板出。
抉择是错误的么？谁知道呢？或许“过了这村，没有那店”，一切稍纵即逝？她毕竟是那沦陷区的废墟中生出的荷莲，离开了环境和背景，不只是没有张爱玲的奇迹，恐怕连张爱玲也不会有，幸耶不幸？谁知道呢。
张爱玲的第一个小说集《传奇》是《杂志》社出版的。
柯灵见着蓝绿封面的小说集时，不禁苦笑着摇摇头。他暗自有点失悔，早知如此，倒不如成全了中央书店。至少中性的中央书店，大节上没有不干不净。在大节上，柯灵是斩钉截铁、泾渭分明的。而这时，他刚从日本宪兵队释放出来，亲身领教了现世地狱灭绝人寰的残忍暴戾。
宪兵队在贝当路原来的美国学堂里，这是一幢雪白的建筑，四周是碧绿的草地，似乎如诗如画如梦的天堂就是这图景；“天堂”对面是庄严肃静的国际礼拜堂，紫酱色的斜屋顶，爬满常青藤的墙壁，礼拜堂的钟声悠悠响起，赞美诗的歌声柔和诚挚，人间与天堂仿佛只有一步之遥！这条幽雅安静的贝当路，人们走过似有一种净化灵魂之感。可是，日本宪兵队偏偏挑选这里设置人间地狱，法西斯的兽性心态就是要变一切美好、哪怕是虚幻的美好为血淋淋吧。贝当路地狱，人们讳言其名，称为“贝公馆”。1944年6月，柯灵被日本沪南宪兵队逮捕进“贝公馆”。这一次虽幸而没有遭受严刑拷打，但那被害者受刑的号叫让他毛骨悚然！是这样的现世地狱！1945年6月，柯灵又因抗日之嫌被日本沪南宪兵队抓进“贝公馆”，便尝到了老虎凳辣椒水等酷刑的滋味，宪兵队是一群灭绝人性的野兽！
释放归家的柯灵，倍感人世间的美好；而他见到张爱玲的留言，知她得悉他被捕后特意来他家慰问时，柯灵不禁被感动了。他即用文言复了她一短笺，柯灵说，那大概是他最好的作品，因为是真情。
柯灵并不知道，张爱玲那时正在热恋中！文学圈子里的传闻不是没有，但他讨嫌对别人的隐私叽叽喳喳，而且拒绝，至少在潜意识中拒绝传闻的真实！
在柯灵看来，张爱玲与他接触并不多，是作家和编辑的友好关系；但在与外界极少往来的张爱玲，柯灵可算得上异性朋友中举足轻重的一位了。张爱玲对话剧电影感兴趣并跃跃欲试，并终于将自己编写的剧本搬上了舞台和银幕，怕也得助于柯灵的指点和引荐。
1943年年底，张爱玲便兴致勃勃编了一出戏，是热热闹闹的普通中国人的戏，有悲哀、烦恼和吵嚷，但都是愉快的烦恼和吵嚷。有一幕，有个男人拖儿带女去投亲，和亲戚闹翻了，他愤然跳起来要出走，走到哪里去？“走！走到楼上去！”——开饭的时候，一声呼唤，又全下来了——这是对娜拉出走的苍凉手势的庸俗化也是喜剧化吧，中国社会处处充满了这样的无奈和烦恼，张爱玲有点小得意，请教柯灵，柯灵却不客气地指出结构太散漫，末一幕得推翻重写，于是张爱玲反反复复改了好几遍才算定了稿。戏是给人演的。上海那时一直是话剧的一个中心，各种专业业余的剧团不少，且又正闹着剧本荒，可张爱玲要将自己的戏推出去，还真感到这圈子的壁垒森严呢。况且剧团对写小说的人有种偏见——编出来的戏必是能读不能演的！心高气傲、才华横溢的张爱玲可犯上了犟劲，她要克服人们这一成见，又尝试着将《倾城之恋》改编为舞台剧本，当然，柯灵义不容辞又助一臂之力，这时，柯灵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了。
与柯灵过从并不密的张爱玲，却深知柯灵宁折不弯、刚正不阿的禀性，她想法设法托人说情，最终柯灵被释放了。
柯灵被释放出来后，张爱玲有段时间可说与他过从甚密，为的是《倾城之恋》剧本的修改和上演，柯灵是尽全力而为之的。但是，张爱玲未向他透露有关胡兰成的一个字！张爱玲毕竟懂得柯灵先生：丁是丁卯是卯，泾渭分明，他是容不得民族大节上的失足者的。
世上第一篇批评张爱玲小说的迅雨的《论张爱玲的小说》，正是柯灵编辑发排的。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毫不留情地批评正在连载中的《连环套》，这种铁面无私是常人难做到的；对自己赞赏的年轻的女作家，以如此严厉乃至严酷的批评文章做当头炮，尽管评价也是极高的，怕也是常情难以承受的。然而，道是无情却有情，批评家、主编爱才、惜才、重才之心切切，也就跃然纸上了。
张爱玲因为了解柯灵，便心不存任何芥蒂；张爱玲因为不了解迅雨，所以才会迫不及待地、不很礼貌地以《自己的文章》给予回击。迅雨后来没有交战，也许是“大人不计小人过”的宽容，也许有“好心当作驴肝肺”的遗憾，后来迅雨，即傅雷举家迁往昆明，这事似乎淡了，但半个世纪将过去时，傅雷的儿子傅聪还记得当年父亲写《论张爱玲的小说》的情景——天天张爱玲长张爱玲短！傅雷是爱才的。不叫失之交臂，而是人与人永远摆脱不了这样那样有名莫名的隔膜！
迅雨的文章其实还有个更高的立足点，就是以张爱玲之所长，见一般新文学作品之所短，指出：“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的笔墨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不成问题。”一扬一抑，有一段还涉及巴金的作品，柯灵以为未必公允恰当，又顾及当时环境复杂，编辑时将原稿擅自删掉了一段，这事倒惹恼了傅雷，引起一场小风波，但柯灵对傅雷对人生对艺术的态度仍是钦赞不已。或许，这一段未删掉，张爱玲会是另一番感触？谁知道呢，阴差阳错，谁说得清。
对大洋彼岸的张爱玲，他遥寄一片真情，对她的好心，有着加倍的感激！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真正的友情，却是流逝不去的花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