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传》新后记

《张爱玲传》新后记

还原一个真正的张爱玲！

然而，谈何易！

不言而喻，传记文学是纪实的，它不同于以虚构为生命的小说。然而，传记又往往是传记作家用文学手笔去还原且凸显传主的历史，这似乎又应了张爱玲的一句话：“历史如果过于注重艺术上的完整性，便成为小说了。”传记作者便注定了在纪实与虚构中突围纠缠不已。如若作者既写传记又写小说，那就真正是难解难分了。

惠特曼说过：“我恨许多传记，因为它们是不真实的。我国许多伟人，都被他们写坏了。上帝造人，但是传记家偏要替上帝修改，这里添一点，那里补一点，再添再补，一直写到大家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了。”

说得真好，这对传记作者一针见血的批评，却又分明点出了传记作者的勃勃野心和异想天开。传记作者正是胆大包天，敢与上帝比试比试，再捏一个人的人。也许惟妙惟肖，也许一塌糊涂；也许形神兼备，也许有形无神，也许走形走神，也许已经脱胎换骨……但不管怎样，这个再捏出的人与上帝造的人终归是有差距的。

胡适认为：“传记的最重要的条件是纪实传真。”也就是“要能写出他的实在身份，实在神情，实在口吻，要使读者如见其人，要使读者感觉真可以尚友其人。”

郁达夫认为新的传记：“是在记述一个活泼泼的人的一生，记述他的思想与言行，记述他与时代的关系。他的美点，自然应当写出，但他的缺点和特点，因为要传述一个活泼泼而且整个的人，尤其不可不书。所以若要写新的有文学价值的传记，我们应当将他外面的起伏事实与内心的变革过程同时抒写出来，长处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一颦一笑，一死一生，择其要者，尽量来写，才可以见得真，说得像。”

所谓纪实，是资料的搜集、整理、发掘，辨真伪虚实等等，这很重要，可以说，是传记成功与否的基础。相对而言，资料占有愈真实愈完整愈丰富愈翔实愈细致，成功的可能就愈大。但是，即便所有的零件都具备了，要“组装”成可传神的传主，应该说，还有漫长的道路。这一点，做小说的，多有所认识；而做传记的，却往往掉以轻心。有的就将采访手记刊出，且自鸣得意为原汁原汤，可说到底，那还只不过是原料，至多是半成品；匆匆抛出，日后再加工，怕是会夹生的。

所谓“传真”，所谓“活泼泼”，关键的关键还是传记作者。

一个传记作者为传主所作的传，只是他个人对传主历经的历史事件、传主的个性、人格等等的一种理解和注释；况且每一个人只能是生活在他的境况之中，各有各的一定的视角视野，你在与传主的资料或更直接与传主本人打交道时，你起初只是一个读者、一个观者，不知不觉中你进入了状态。或许你身不由己，被感动被魅惑；你的视野心甘情愿地与传主的“视野融合”；或许你清醒得冷峻，以一副公正的纯客观的姿态，可是，你在选择这一个作为你要书写的传主时，正是你的感情在左右你。而且愈是遮蔽自我的传记作者，其实愈是主观性强，因为他（她）绝不人云亦云，且将自己的情感隐蔽得很深；你理直气壮地让传主的视野融合进你的视野。自然，两种融合并不泾渭分明，一不小心，就会出现视域受阻或是盲视！

传主还是那个传主，资料还是那些资料，可是作者的切入的视角、取舍及排列组合，体现的是作者主体的眼光；同时倾注了作者太多的个人情感！如果说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那么，十个传记作家同写一个传主，一定会塑造出十个不同的传主！所以传记文学中，传主已不再是纯粹的传主，虽然是史实的记录，但是传记作者独特的认识和把握，以及感情的或裸露或隐匿的浇铸，传记中的传主便既笼罩着作者的身影，又融汇着作者的灵魂。它是传记作者对传主的人格、性格、大的所作所为小的细枝末节乃至所想的自己的理解和解释。传记作者的这种有言或无言的理解和解释是作者本人对人性的把握。

传记可以说是一种怀旧，一种追忆逝水年华，一种人类对人无长久的无可奈何的哀悼！传记就像一张沉入岁月的河里的网，到得一定的时机，便迅猛地将它扯上岸，做一检点，做一总结，以为网住的都是精华，都是最实质的，其实天晓得。网眼有大有小，再说适中的也并不一定是最本质的。麦芒说得好：“人和艺术一样，与历史总是存在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当人先于他的艺术变成历史，僵化也就开始了。”当今社会，为活人作传似已成为一种时尚。大而言之，也许是为了社会发展的需求；小而言之，也许是传主或传记作者的需求；但怎么看似都涌动着种种急功近利的浮躁。快，快，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当然，认识人的确是一件困难的事。每个人与自己的心距离最远，跟别人的心也绝不会距离太近。

张爱玲和张爱玲的心距离最远。

张爱玲透彻地断言：人总是脏的，沾着人就沾着脏。于是，只有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她才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偏偏就是这个张爱玲，直言不讳她对世俗名利的追慕和渴求！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实践作家的天才梦，那时的她，便总是催着自己：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张爱玲悲凉地感悟：人世间没有爱。家里对她，是没有恩情可言的。外面男子的爱呢？从《金锁记》中的姜季泽到《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从《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到《十八春》中的沈世钧，无论遗少洋少、传统的还是新派的知识男性，张爱玲的笔端烙刻着对他们深深的失望！可偏偏就是这个张爱玲，不顾一切不可思议地坠入大火大水般的狂恋之中。

张爱玲是天才，张爱玲更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关于张爱玲及家族的资料并非丰富与翔实，好在张爱玲自己说过：“在文字的沟通上，小说是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就连最亲切的身边散文，是对熟朋友的态度，也总还要保持一点距离。只有小说可以不尊重隐私权。但是并不是窥视别人，而是暂时或多或少认同，像演员沉浸在一个角色里，也成为自身的一次经验。”张爱玲还说过：“写小说的间或把自己的经验用进去，是常有的事。至于细节套用实事，往往是这种地方最显出作者对背景的熟悉，增加真实感。作者的个性渗入书中主角的，也是几乎不可避免的，因为作者大都需要与主角多少有点认同。”

张爱玲还感叹过：中国语言文字的魅力无处不在！好的文字、好的句子，有时可以叫你感动一生一世。语言的感召、感悟，其力量是巨大的。

如果说摄影是用图像留住原本已逝去的故事的话，那么，传记文学则是用语言留下原本已逝去的故事的艺术。从张爱玲的小说和散文中寻觅真正的张爱玲的语境，也许事倍功半，吃力不讨好，但我宁愿仅当编写者，也不愿撕碎张爱玲语言的纤维，不愿搅混原汁的人生况味。也许太傻，可傻就傻吧，人生能有几回心甘情愿的傻呢。

原后记写于1993年10月5日

补充于2004年10月8日

2012年1月22日

再补充于2019年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