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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黄昏。又是急急忙忙向前奔。
周围是缤纷的广告牌，琳琅的店铺，汽车喇叭嘟嘟响，这是个高速度的都市，而无线电里娓娓唱着的申曲，却是有来有去入情入理的家常是非。哦，申曲里也有“急急忙忙向前奔”的特殊音乐，慌慌张张，脚不点地，耳际生风，倒像是给张爱玲的脚步打拍子。
她已经在一家印刷所忙乎了整整一个下午，眼下，又急急忙忙奔向另一家印刷所。
然而，不觉辛苦只觉甜。她的第一本散文集《流言》，即由中国科学公司出版，收散文三十篇。
这是1944年初冬的黄昏，街两旁洋梧桐的叶快落尽了，还有那么一片两片，极慢极慢地掉下，以中年人的漠然，经过淡青的天，经过灰楼房的尘梦，可一到地，就恢复儿时捉蟋蟀的调皮相了，金焦的手掌摁着：“唔，在这儿了！”人生怕就是这样的过程吧。可她还年轻！出名要趁早啊！
《流言》。她给她的散文集取名叫《流言》，她记得一句英语诗：“水上写的字”。多美，多虚幻。不持久就不持久，只希望它像谣言一样传得快！
流言蜚语，哗于民间。《传奇》《流言》，她相信她揣摩准了她的读者群的接受心态，因为她也是小市民中的一员了，每当看见“小市民”的字样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着这样的红绸字条，虽局促，却又泰然。
对这本并不厚的散文集子的开印出版，她倾注了太多的热情和精力，得有自绘的漫画，还得有玉照几张！明知不大上品，可她乐意，读者大概也想看看她是什么样子嘛。
大一点的照片，是夏天在莫黛的导演下拍的。中分头，黑发蓬蓬披下，肩膀袒露着，露出自己的骨头！戴着宝石项链，因要有维多利亚时代的空气，得笑在眼睛里，那神态就成了负气了。小一点有两张，都包裹得很严实。一张是当代新女性，昂首望青天，却有点怯怯的斜视；一张是前清宽袖长袍，垂首看地，依旧是负气的样子。照片旁题上：“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
自以为基本圆满，然而印照片却不简单。制版费是预先付了的，样子出来却像个假人，于是恳求老板一次一次又一次重印，老板只有攒眉诉苦，各色材料都缺货，又贵，损失太大……今天下午去到印刷所，看见散乱的蓝色照片一张张晾在木架上，虽仍不完美，可忽地觉得有了人气！再看看一架架的机器上卷着大幅的纸，正印着自己的文章，咣咣啷啷嘁嘁喳喳，是她在窃窃私语呢，温暖亲热包围着她，仿佛这里可以住家似的！印刷工人已认识她，大声招呼着：“哪！都在印着你的书，替你赶着呢。”这灰暗简陋的大房间，这搭着小木桥的凹凸不平的水泥地，这工人们的粗嘎却亲切的话语，她突然觉得都是自家人！自家人。她笑了：“真开心！”常常遇上停电，机器便要用脚踏，一个职员说：“印这样一张图你知道要踏多少踏？十二次呢。”是的，她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却也不为奇，觉着应当，因为不只是买卖关系，而像是自家人帮自家人。这种感觉奇怪又清晰，创作的灵感又被激活了，或只不过是几星碰撞的火花，也许就是日后《十八春》最初的朦胧的轮廓？
人世间还是有温暖的。活在中国就有这样的可爱：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让人高兴一下午、一天、一生一世！这样的切身感触不是第一次，也绝不是最后一次，所以，她的自负的眸子里还是有对这世界的难言的恋慕！
从印刷所出来，急急归家途中却遇到钱公侠先生。着长袍西裤的钱公侠卖关子似的问道：“中学时代的先生给你印象最深的是谁呀？”张爱玲脱口而出：“汪先生呀，教授法新颖，人又是非常好的。”钱公侠颔首：“不错，还记得中学时代的中文老师。”张爱玲急了：“什么呀，人家一回上海，见到老同学就问汪先生近况嘛，听说他已离开了上海。”钱公侠这才眨眨眼：“他不仅在上海，见你这位高足终于出名了，按捺不住钦服之情，写了篇文章《记张爱玲》呢，蛮生动有趣。”张爱玲眼亮了：“在哪？”钱公侠笑笑：“在《语林》，已下了印刷所。”
她可等不及！立即跟钱公侠去印刷所看清样。
急急忙忙向前奔。往事历历，如电影镜头，一幕幕急急闪过。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中学时代是最幸福的。她不，因为中学连着后母的统治，连着那件永远穿不完的暗红碎牛肉颜色的薄棉袍。冬天已经过去，还留着冻疮的疤……
圣玛利亚女校和所有的教会学校一样，注重英文，轻视中文。这种歧视延伸到教师身上：英文教师每人有一间考究的书室，男性的中文教师的休息室却是门房！中文教师初中部的多是三十岁以上的中国老小姐，高中部的多是前清科举出身的老学究，一片暮气沉沉！这样的学校培养出来的女生，英文或许熟极而流，本国文字却连张请假条也贻笑大方：“某某因病故请假一天”？！她不爱参加英文讲演，不爱参加英文戏剧，已厌烦了练钢琴，落落寡合，沉默不语的她总是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拿支铅笔在纸上画教师的速写像，这，是她听课唯一的乐趣所在。当然，她门门功课的考试都应付得挺好，不是A就是甲。
读高二时，却来了一位朝气蓬勃、让人耳目一新的中文教师！只见他在黑板上唰唰写下两道作文题：《学艺叙》和《幕前人语》。继而言明：“学艺叙——可把你们学钢琴学唱歌的经过与感想写下来；幕前人语——大家都喜欢看电影吧，就写影评一则。两题任做一题。”讲台下已是一片叽喳，以往的作文题全是说知耻说立志等准八股呢。学生们正在新鲜惊奇中，又听教师说：“如自己另有愿发表的思想，尽不妨自由命题，应用任何体系。”真是惊世骇俗，一扫昔日中文课的沉闷死气。张爱玲从画纸上抬眼，认真地注视着这位教师，虽然表情依旧板滞，可脑海里开始了“白日梦”——《看云》：不同季节不同天气白天黑夜的云涌现着变幻着……她是那次全班唯一的自己命题作文者。这位教师就是1936年秋受聘来圣玛利亚女校任中文部主任兼中文教师的汪宏声先生。
她跟着钱公侠进到这家印刷所，一样的灰色大房间，一样的凹凸不平架着小木桥的水泥地面，一样的轰轰隆隆嚓嚓喳喳的命运性的机器声！黄昏的苍茫中，她捧着油墨未干的清样，读着、读着……
油墨的清香刺激着她，朦胧着她。是的，她喜欢刺激性的气味：雾的轻微的霉气、雨打湿的灰尘、葱、蒜、廉价的香水、汽油、生火炉的烟、烧焦的炭与火柴……大概因为生命追求无尽的享受，包括痛苦包括无数大大小小的刺激。
她读到了发还《看云》文卷的那天，汪先生追述道：“我挟卷唱名，学生依次上讲台领卷。唱到张爱玲，便见在最后一排最末一只座位上站起一位瘦骨嶙峋的少女来，不烫发（我曾加统计，圣校学生不烫发者约占全数五分之一，而且大半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或预科生——小学高年级程度），衣饰也并不入时——那时风行窄袖旗袍，而她穿的则是宽袖——走上讲台来的时候，表情颇为板滞。我竭力赞美她文章写得好，并且向全班朗读了一遍，还加以种种的说明，特别指出思想应以真实为上，形式不应再被过去呆板的规范所束缚。像爱玲（圣校的习惯，教师呼学生是只名而不姓的）那样的作文，才称得起是写文章等等的话，而爱玲则仍旧保持着那副板滞的神情。”
泪水模糊了双眸，百感交集！瘦骨嶙峋，不烫发，衣饰不入时，板滞的神情，这就是中学时代的她！
汪老师是个好老师，好老师都有点苦口婆心，哪怕是男教师也会婆婆妈妈。汪先生细致的描绘还加许多的说明括号，又让她感触到昔日的温暖。
汪先生分外器重她。张爱玲的文名在女校迅速传播，汪先生又推波助澜，利用课外活动组织“国光会”，发动出版《国光》小型刊物，力荐爱玲出马任编者，但她只答应写稿。第一期《国光》上有她的小说《霸王别姬》，汪先生又在课堂上大加赞赏，说与郭沫若的《楚霸王之死》相比较，简直可以说一声有过之无不及！汪先生满怀厚望对她说：“应该好自为之，将来的前途是无可限量的。”
可是，张爱玲依然故我。不激动、不奋勉，教师像蜡烛，她却似乎没有被点着熊熊燃烧却也未曾熄灭。她继续着一贯的松散懒惰。圣校宿舍规定，不穿的鞋一律得放进鞋柜，否则被舍监查出要放在走廊示众。爱玲的平跟旧皮鞋几乎被展览过一百次！她，两手摊着，一副可怜相：“啊哟，我忘啦！”她继续是出名的欠交课卷的学生，在教师的催逼中，两手摊着，一副可怜相：“我忘啦。”她还继续欠交作文，汪先生催她，她欲张口，汪先生代她说：“我忘啦！”她不好意思笑了，赶忙补交，汪先生一看，竟是《霸王别姬》！而且还只是上半篇！大概下半篇留着应付再一次的“我忘啦”！这个张爱玲，真叫人拿她无可奈何。“我忘啦”几乎成了张爱玲的绰号。
是的，那时的爱玲没对汪先生表示过分外的感激。她生活在冬天里，寒天里，人冻得木木的，倒也罢了。一点一点的温暖，更使她觉得冷得彻骨酸心，这一层，老师不曾想到吧？可是温暖终究是春天的气息，她难忘、她向往。她想象着，汪先生的书桌上一定有镇纸的玻璃球，里边嵌着红的蓝的紫的细碎的花，想着它，就想起人生中一切厚实的、靠得住的东西。
回忆总是朦胧模糊的，汪先生回忆《国光》曾收到两首未署真实姓名的打油诗，嘲讽两位男教师的。一首云：“橙黄眼镜翠蓝袍，步步摆来步步摇，师母裁来衣料省，领头只有一分高。”另一首云：“夫子善催眠，嘘嘘莫闹喧，笼袖当堂坐，白眼望青天。”诗是张爱玲写的，但汪先生说这两首诗登出后曾惹起一场轩然大波。她却记不清了，登没登出？闹没闹风波？总之，有时她在懒惰外还加调皮捣蛋。同班有个才女张如瑾很勤奋，1937年夏她们班毕业时张如瑾已写就长篇小说《若馨》，汪先生代她交给赵家璧先生，因为战争，没有出版。因为战事，圣校改在大陆商场上课，兵荒马乱，而这一年张爱玲几乎不见踪影，直到1938年夏补行毕业典礼时，汪先生才见着依旧瘦骨嶙峋的她。而张如瑾，听说快要结婚了。张爱玲在毕业年刊上的调查栏里，关于“最恨”这一项她第一次激动地写下：“最恨——一个有天才的女子忽然结了婚。”汪先生的文章结尾语重心长：“爱玲是有天才的，我希望她暂时——我只好希望暂时——不结婚！”
彻骨的温暖。今日依旧。老师自是话中有话，绝非无的放矢。关于她的流言不会太少，师长不管谁管？旁敲侧击的管也是一种温暖。老师父母心。只有老师，才会在这篇文章里为她从香港归来后未考上圣约翰大学而愤愤不平，因为她中文不及格！汪先生打抱不平：“如张爱玲的中文要入补习班，则请问有些大人先生应编入何年级！”
万感交集。两颗晶莹的泪溅落在清样上。
钱公侠笑道：“嗬，要么写几句？”
她唰啦啦写了几行字，最后几句是：“终在黄昏的印刷所里，轰轰隆隆命运性的机器声中，万感交集地写了这几行字。”
她的耳畔隐隐约约响起了教堂的钟声——1938年夏，圣玛利亚女校借贝当路美国礼拜堂举行毕业典礼，张爱玲参加了。
钟声。歌声。一个个鱼贯而上领取了毕业证，各种别扭不自然的鞠躬……
啊，那庄严肃穆的礼拜堂，那紫酱色的斜屋顶，那爬满常青藤的院墙，那对面的绿草坪上的童话般的小白屋，那静幽幽的贝当路……
而今，那里是让人谈虎色变的“贝公馆”，传出叫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
这可诅咒的时代！
为什么不能多留下一点真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