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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群索居，孤独清傲。
像一切潮流一样，张爱玲永远是在外面。
她自称是美国名演员嘉宝的信徒。几十年来嘉宝利用化妆和演技在纽约隐居，很少为人识破，因为嘉宝一生信奉“我要单独生活”的原则。有一幅漫画以青草地来比喻嘉宝，“私家重地，请勿践踏”。是出示“黄牌警告”。
张爱玲想，演员非抛头露面不可，尚且如此看重隐私权；作家只是用文字与读者间接沟通，为什么同样享受不到隐私权呢？
然而，“人类天生的是爱管闲事。为什么我们不向彼此的私生活里偷偷地看一眼呢？既然被看者没有多大损失而看的显然得到了片刻的愉悦？凡事牵涉到快乐的授受上，就犯不着斤斤计较了。较量些什么呢？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
况且她是个名人、作家。名人、作家怕是天生给人看、给人误解的吧。文学的功用之一，就是让人们能接近否则无法接近的人，张爱玲自家当然也不能例外。
1970年代初台湾“张迷”水晶先生叩开了张爱玲寓所之门。那是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一幢大型公寓三楼，揿响门铃，传话却传出“我不舒服”委婉坚决的谢绝，来访者只有扫兴而归。水晶是三访张爱玲方登堂入室的。初访即吃闭门羹，爱玲说感冒了，不见；水晶探得张爱玲生活规律，又于一星期后凌晨两点钟时，与张爱玲挂通了电话，张爱玲用纯粹的中文与水晶略谈几句，仍未见面；水晶在此地又蹉跎月余，终不见张爱玲之约；万般无奈，水晶将自己的《试论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的神话结构》寄给张爱玲，这是一篇别开生面的评论，从张爱玲小说意象的运用、神话结构的假想和性心理分析入手解读，含有西洋味的新意，开拓张爱玲作品中形象意蕴的繁复层面，张爱玲是世界性的。水晶并告知他即将离去，张爱玲这才复信邀请他来寓所见面。
尽管水晶做过种种想象，但进到寓所，见到张爱玲，水晶仍有种突兀的震惊！墙上没有任何装饰品，雪白一片；一大排落地玻璃长窗用大幅白缦纱遮掩着，朦胧荒凉；没有多少书籍，还没有书桌！冰清玉洁的住所，冰清玉洁的张爱玲，惘惘的荒凉的背景！她是这样的清瘦，仿佛孤独地经历了人生所有的坎坷；一张脸却仍是丰满正大，似乎有着“平原缅邈、山河浩荡”的气象；一头盲人黑的黑发，是时髦的“五凤翻飞”式；一袭高领圈青莲色旗袍，将人拉到她大红大紫的40年代的上海。知天命之年的张爱玲依旧是卓尔不群的“初笄女”。
交谈竟出奇地融洽愉悦，谈章回小说，谈朱瘦菊的《歇浦潮》，谈张恨水的言情小说，也谈张爱玲的小说，谈写作的苦与乐。张爱玲边听边谈边饮咖啡，仍像《年青的时候》中的潘汝良那样爱好咖啡？谈到兴处，跟年轻时一样，开怀大笑。她还特地准备一瓶香水送给水晶的未婚妻。荒凉中弥漫着家常的人情味。张爱玲也还是个温暖细腻、情感丰富的女人，也是一个“人——需要人的人”，况且水晶是痴迷到能背诵她小说的人。但张爱玲对自己小说在文学史中的地位仍感到惘惘的威胁。
也是1970年代初，一位漂亮的美国教授太太上她的狭小的办公室找到了她。张爱玲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工作，她的生活规律与常人不同，作息时间往往是每天中午才是她的清晨，下午三四点钟才去上班，直至午夜前后，所以，即便她的同事，也很少见着她。这位年纪不上三十、身材苗条、头发眼睛近黑色、比一般影星还漂亮的美国女子却有缘逮着了张爱玲，而且单独谈了三刻钟左右。此女子是美国人，读中国史，其博士论文题目是关于中国人的侠女崇拜。张爱玲听后不禁一笑：兼“中国功夫”与西方女权运动两个热门题材也。漂亮女子请教她：中国人这样注重女人的幽娴贞静，为什么又这样爱慕侠女？
其时，正在考据《红楼梦》的张爱玲，不禁想起了自有《红楼梦》以来，最为读者偏爱的女子史湘云，稚气，带几分憨，天真无邪，又爱打抱不平，林黛玉笑她：“你又充什么荆轲聂政？”湘云是最接近侠女的典型。为什么中国人偏爱侠女？只能说中国把女人管得笔直之后，只得另在社会体系外创造了个侠女，也常在女孩中间发现她的面影吧？人们喜爱的渴求的正是现实中缺憾的荒芜的。
1973年，张爱玲悄然迁居洛杉矶后，几乎与世隔绝，被人称为怪人，连海外华人文学圈都一点也不知晓她的音讯行踪。于是关于她的流言骤起，说她几乎不食人间烟火，似另有一功；说她患了皮肤过敏症，说她已卧床不起，已不能自理云云。突然间，张爱玲会犟犟乎跳了出来：“只怪我这一阵心不在‘马’，许久没有在绿茵场上出现，以致别人认为有机可乘，其实仍是无稽之谈而已。”“本人还在好好地过日子。”依旧是青春时的理直气壮。
好好地过日子：偏重衣和食，翻译、写作，虽写得较少，但没有停止过。此外，大看书！她向往“遥远而久远的东西”，从考古学读到人种学，人种学比考古学还更古，作为逃避，是不能跑得更远了。是的，她不忌讳逃避，然而也有逃避不掉的身世之感。年轻时在上海她就告诉过炎樱，一个人种学研究出来，白种人的思想是一条直线，是严格的合逻辑的；中国人的思想是曲折的小直线，逻辑常常转弯，比较活动；日本人的思想却是两条平行的小虚线。而她的思想逻辑永恒的是黄种人中国人的。
她在《谈看书》《谈看书后记》中“喋喋不休”的是《叛舰喋血记》，对于《邦梯号上的叛变》的两个主人公布莱船长与克利斯麦先生，尽管在岁月的长河中对这两个男人贬褒评价不一，年已五十又五的张爱玲却爱憎分明，她以为邦梯号上克利斯麦的率众叛变是反抗上司、改革陋规；而布莱船长，是社会上人生许多小角落里到处都有的暴君形象。
张爱玲的“喋喋不休”中，昂扬的是叛逆精神。她的血，仍是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