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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精灵，在现代都市游荡。
是前清的贵妇装。明黄的宽袖斜襟长过膝的绸衣上，墨绿缎宽镶，盘着大云头——也许是如意。镶边上又有玉连环三三两两勾搭住，又似嘈切嘁嚓的浪花纷落下；那东方的含蓄敦厚的古意中，便分明濡染了海的不安分的气息。
她的脚步很轻飘，却不是大家闺秀的姗姗莲步，也不是小家碧玉搅起惊风骇浪的放恣，是一种无根浮萍的漂。
漂。
1955年11月中旬，孑然一身的张爱玲抵达纽约。
纽约，西方世界的都市。它是美国的第一大都市，又堪称美国的文化中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经济上处于领先地位，雄心勃勃引发了现代自然科学的一场革命，软硬科学、电子技术突飞猛进，设备、技术和程序也急剧变化；自然科学的革命波及社会科学，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亦呈现日新月异的发展。纽约的天是这样的高，楼是这样的高，车是这样的多，人心又是这样的高！
然而，纽约不是她的。
她只是一个外来客。
走在街头的她只有无根的漂浮感。她的眼是冷冷的石子的青色，晨霜上的人影的青色，在这异国他乡，她更是一个孤零零的旁观者，那过度的淡漠会使她的眼睛变为没有颜色吗？她不知道。她只有时不时轻阖住双眼。
纽约不是她的。
与她同行的炎樱却分外快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况且她们是好得割头换颈的朋友，况且她们又可以无拘无束成为街头最佳幽默搭档，边走边说边吃东西也无妨，不用担忧有人突然冒出，卑恭地要张爱玲签名题字。纽约没人知道张爱玲。
炎樱永远是新鲜活泼的。她没有沧桑感、失落感、无根感。命运总是青睐于她。在上海她家生活富足；迁到美国，她依然富足，锡兰女子从不识愁滋味，人生如果是周游世界，一个一个国家，一个一个都市走个遍，多好！而张爱，是她的最佳旅伴。张爱就暂住在她的家。
哦，不，张爱玲的心在祈求：给我一间屋！一间自己的房间。
女人的天空却是低的。
西方也不例外，哪怕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正欲兴起。
来到纽约刚刚一个礼拜，张爱玲就邀上炎樱，急急地去拜见胡适之先生。除了出于人情礼节和知遇之恩，也还有谋生存的投石问路吧。
纽约却也不属于胡适之。
1949年胡适由上海乘船赴美，这是他晚年不幸的开端。20世纪50年代初的美国，被赶出了历史舞台的国民党的挂冠部长解甲将军等党政军要人灰扑扑的比比皆是，而在美的一批中国知识分子也是最感窒息的时期，名重一时的胡适亦别无二致，栖身于纽约东城八十一街的一幢简陋的港式小公寓中当寓公。
胡适的处境是清苦困窘的，他常对新结交的晚辈朋友感慨：“年轻时要注意多留点积蓄！”这认钱不认人的西方世界呵。胡适的晚景是寂寞的。他荣获的荣誉博士学位计有三十五个之多，其中三十一个是由美国各大学授予，哥伦比亚大学是他的母校，但是此时的他却难以谋到一个适合他身份的职位！几经周折，才于1950年5月在普林斯顿大学一图书馆出任“馆长”之职。在寂寞荒凉的心境中，胡适收到张爱玲的赠书，竟是分外的亲切和振奋。还寄了封近千字的言辞恳切的信给爱玲。作为一个并不以中国当代小说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的大学者，真可谓难能可贵。当然，这里有张爱玲的才气逼人，有两家世交的源远流长，有胡适奖掖后学的一贯作风。但是，更有无所事事、老之将至的寂寞与无奈！
张爱玲不知。她对适之先生敬若神明。
只是在这冬的午后的晕黄的阳光里，在这一条街满是白色水泥方块形酷似港式公寓的房子中，她有点恍兮惚兮，仿佛身在香港！进了门洞是楼梯，上了楼是分外眼熟的中国味堂屋，没有一丝刻意布置，不是把中国的枝枝节节衔了来，而是年深月久的中国居家味。她又恍兮惚兮，是北平？天津？上海？
胡适之先生穿着中国长袍，夫人江冬秀一袭旗袍，那熟悉的安徽口音，那玻璃杯里泡着的绿茶，更让她恍兮惚兮，时空交叠的感觉更浓了。父亲窗下的书桌，《胡适文存》与一些社会小说一并放着，有《海上花》《醒世姻缘》；港战的炮火连天中，她贪婪地读着《醒世姻缘》；姑姑借而不还父亲的《胡适文存》，姑姑母亲与胡适同桌打牌；1946年胡适从美国回国，笑容可掬，打着大圆点的蝴蝶式领结的照片，姑姑说：“胡适之这样年轻！”……
眼前的胡适之却已经六十四岁了！可她多么希望，他一如姑姑所说：“这样年轻！”她恍恍惚惚，说得很少；多亏活泼的炎樱，用忘得差不多了的汉语与胡适夫妇交谈，很得他们欢喜。
归来却是泪湿枕衾。像是回了趟家，又突然明白过来，已是无家可归！她曾经感叹港大同学月女的空虚，是因为月女是华侨，在思想上是无家可归的。头脑简单的人活在一个并不简单的世界里，没有背景，没有传统，所以只有空虚！当然，她也半真半假地羡慕过华侨，认为可以一辈子安全地隔着适当的距离崇拜着神圣的祖国。
祖国！……她呻吟着。
人活着，得有背景，得属于哪里，得沾着地气呵。
她却自己把自己连根拔了起来吗？
没有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