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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5年11月抵达美国纽约，到1961年的台湾行，这期间，张爱玲仅发表过一部不足八千字的短篇小说《五四遗事》，先用英文发表，第二年用中文发表于台北的《文学》杂志。
是连根拔起的文学之树移植到这太平洋彼岸，成活率实在太低？是连年“来不及了”的催逼中的人生旅途，她已太疲惫？是受伤的生命创口太深太长太痛，她需要复原？是的，张爱玲有缘和赖雅相依，她寻求到了精神的归宿，惶惑无助的灵魂，有了栖息的家园。在这动荡难测的时代，在这举目无亲的异国。
“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冥冥中的催逼声消逝了，她活得平淡又从容。看古书，大概是向往“遥远久远的东西”，逃避本来也是看书的功用之一，“吟到夕阳山外山”，然而又怎能忘怀《红楼梦》《海上花》？闲适地品尝现代物质文明，纽约有个海斯康连锁商店，有一种酥皮特大小蛋糕叫“拿破仑”，然而，到底不及上海的飞达起士林！飞达独有的拿手的是粟子粉蛋糕与“乳酪稻草”——半螺旋形咸酥皮小条。起士林在她上海家的隔壁，每天黎明制面包，那股喷香的浩然之气破空而来，香醒了你，像恼人的春色一样没奈何。而飞达，让她想起小时候父亲带她去买小蛋糕，让她自己挑！挽着赖雅的臂膀去看布莱希特派话剧，恍惚间，隐隐约约是绍兴姑娘稳妥的唱腔，“奴有一段情呀，唱拨拉诸公听。”她忘不了她是一个中国女人！
《五四遗事》就是在这种处境这样心境中名副其实的“厚积薄发”。最初的构思当起于她离开大陆前的西湖行，《五四遗事》的故事就发生在西湖。那湖水厚沉沉的，略有点污浊，似有一种氤氲不散的脂粉香，是前朝名妓的洗脸水？千年以来，西湖上名士美女重重叠叠的回忆太多了！这个故事是1924年至1936年间一对小知识分子男女的爱情婚姻的故事。从时间从主题来看，的确是名副其实的“五四遗事”。
张爱玲却写得平、淡、冷，似乎在不动声色地幽它一默。
浩浩荡荡的五四运动冲过来了！孙中山、陈独秀、鲁迅、李大钊、胡适，还有无数反叛传统反叛礼法反叛家庭的老大中国的儿女们冲过来了！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的深宏远大，而前后左右呼啸嘁嚓的都是自己的声音！是这样的震撼人心，又是这样的梦一般的苍凉。中国女人在这一瞬间冲击历史地表，好兄弟在这一瞬间拉了姊妹们一把。爱情婚姻当是最抢眼也最切实的挑战；婚恋题材成了新文学中时髦的主旋律，胡适之的《终身大事》、庐隐的《海滨故人》、鲁迅的《伤逝》、冯沅君的《隔绝》，直至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采撷的不是大潮，但是潮中的浪花。
张爱玲采撷的却是泡沫。滚滚大潮过去了。
男的叫罗，女的叫密斯范。有姓无名，可视为泛指。罗是乡下有田产、为住杭州而以教书为借口的中学教师，一袭长衫飘然挂下，爱诗写诗，已婚。密斯范是才二十的女校高才生，上着细腰喇叭袖雪青袄，下系黑华丝葛裙，脖子一条白丝巾，腕上金表，襟上金自来水笔。他们相识相爱于西湖上，却只能是发乎情止乎礼，但有这样的恋爱就很够味了。终于有一天，在湖上，罗下了决心要离婚，请密斯范等他。于是他献身于一种奋斗，与乡下的妻、母亲、妻子娘家人、族长等等奋斗，离婚交涉办了六年！密斯范已二十六岁了，罗风闻密斯范已与当铺老板定亲，且得一大钻戒的订婚戒指。一气之下，罗给了妻子一笔可观的赡养费，婚离成了。他又一鼓作气，娶了本城染坊美女王小姐！但是，密斯范的婚事却没有成功。在一次夜游西湖中，好事者们巧安排罗与密斯范在月光中重逢，于是旧情复炽，罗第二次献身于离婚的奋斗！这回不是开路先锋，大家将他视为玩弄女性的坏蛋。密斯范也在孤军奋斗，与自己日渐衰老的青春和容颜奋斗。这一奋斗又是十一年，罗倾家荡产，对簿公堂，总算离成了婚。有情人终成眷属，手边虽窘，还是在湖边建了幢爬满蔷薇的白房子，以纪念他们为之奋斗十一年的爱情。然而得到的爱却是早已萎谢了的花，密斯范变得懒散邋遢，罗则唠叨不满，大概彼此都懊悔付出的与得到的太不平衡吧！吵架不断中，好事者劝罗接回尚未再嫁的王小姐，女人从一而终总比再嫁好，王小姐回来了，成为“王家的”；密斯范成了“范家的”；又有好事者撺掇罗接回第一个太太，这样，罗和他的三位娇妻都住进了爬满蔷薇花的小白房子里，可拥妻湖上偕游，可关起门来就是一桌麻将。是1936年的“华丽缘”。
这样的结局是夸张的、罕见的，这样的模糊的悖论形式却是常见的。追求、失落、重蹈覆辙，人的惰性太大，社会的惰性就更是恐怖。第一太太、王小姐这样的封建礼教的陪葬品会长久存在，罗与密斯范这样的新潮时髦品渐渐剥落掉新潮油彩，也是意料之中。行行复行行，寻觅过追求过，但罗与密斯范这样的小人物怎能彻底割弃与旧传统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爱情理想的境界又是这样不堪一击，他们只能成为暗淡猥琐的泡沫。
有人以为《五四遗事》是张爱玲到纽约，见到了胡适夫妇后有感而作。天地良心，张爱玲不敢。她对有些事常是惊人的模糊，她见到江冬秀时，从那端丽的圆脸上看出当年的模样，从那两手交握着有点生涩地站着的姿势，联想到她也许有些地方永远是适之先生的学生，而他们是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
其实，不是这回事。作为旧传统的叛逆者、五四思想启蒙者的胡适之，尽管他竭力鼓吹个性解放、婚姻自主和非孝，但恰恰他对慈母之命定下的旧式婚姻是从一而终的。他的内心并非没有痛苦的煎熬，然而一辈子就这么相伴着走过来了，再夹脚的鞋也合脚了，是惯性，更是惰性。激烈地反传统，却又有意无意地陷进旧传统的窠臼，也许，荣格说得对，种族心理积淀不是想抹掉就能抹个一干二净的。
张爱玲懵懂地打了个擦边球。
1958年初，她申请到南加州亨亭屯·哈特福基金会去住半年，那是海边山谷里的一个魅力之地，是AQP超级市场后裔办的一个艺文作场，因管理不善，1956年关了门。张爱玲写信给适之先生做担保，他答应了，并给张爱玲回信。
张爱玲一怔。在香港时，她接到胡适的回信后，根据他信上的要求，寄去了1954年在香港出版的《张爱玲短篇小说集》，封面一角是只铜香炉，燃着沉香屑。还寄去了一本散文集《流言》，是香港的盗印本。
她懂得了胡适先生的殷殷期望，却没有意识到这是离别纪念！
1958年4月8日，胡适飞抵台北。他信奉范仲淹的名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而卜居美国的冷遇，使他悟到可能留在国内或者可以使人“更认真地对待我”。到了台北他即表示：“我希望能有两三年的安静生活，当可将未完成的《中国思想史》全部完成，然后再写一部英文的《中国思想史》，接着要写《中国白话文学史》的下册。”
两三年？多么可怕的数字！不幸言中，却没有安静。
或许，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对张爱玲的回应，即是给她的最后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