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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来了，是毛毛雨的春天。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张爱玲与炎樱共撑一把鲜丽的油纸伞，半遮半掩于闹市，才又有了逛的自由。
谁叫张爱玲成了大红大紫的名人呢？
以前，她们是多理想默契的滑稽搭档。一块上街买衣料买鞋买杂志上咖啡馆，或什么也不买，只是痴痴地看橱窗看街景看人，只是逛！
她们逛报摊。炎樱将所有的画报都翻遍后，一本也不买。报贩讽刺她：“谢谢侬。”炎樱笑答：“不要客气。”现在可不行，张爱玲会被认出，小报得热闹几天呢。
她们逛商店。是虹口的精于计算的犹太人的商店，炎樱也要讨价还价，要店老板抹去零头，她孩子气地把皮包兜底掏出，于是店老板做了让步。现在也不行了，显得太小气。
她们逛咖啡店。从一个店买来栗子粉蛋糕，一个店买来奶油松饼，尔后上另一家咖啡馆去喝咖啡，因这样能各取精华，其味无穷。现在当然不行了，这似乎是疯狂的举止，是想小气地逃避捐税？她们逛茶馆。一边吃着金花菜、黄莲头和芥菜，一边在喧哗声中听着苏州评弹，一个白皙的男人唱着《描金凤》，每隔两句，句尾就得“嗯，嗯，嗯”地以示肯定，男人像是咬着人的肉不放似的，而应答者则是苏侬软语：“是个！难末涅？嗳？”现在怕也不行了，太俗？
那就看街景看人。张爱玲说过，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炎樱说，我们得承认，我们是为别人而打扮的。既然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我们的快乐与心理的均衡多少依靠着他人，无论是世故很深的女事业家还是初出茅庐的小女学生。张爱玲想：女为悦己者容嘛。炎樱毕竟不是中国人。
满街的老少女人头上衣上全飞着一百零一只蝴蝶结！流行、时髦，往往会牺牲了个性！就像前两年的流行色芥末黄一样，到处横行着芥末黄。她们主张衣服要突出人的个性，尽管人们一味赞扬女子的文静，可没有任何一个女子愿意文静成墙壁或家具的一部分。炎樱说，好的世界里有一个世界的声音，各个人也都是颜色的跳舞、色调的舞剧。所以有：毒粉红、埃及的蓝、权威的紫、牢监的灰、春雨绿、土地的绿、处女的粉红、风暴的蓝、Van Gogh的向日葵的黄呀。所以翠玉绿与孔雀蓝、中国粉红与宝石蓝、硫黄的黄与猛烈的紫、轻黄与灰的配搭就非常成功，清新可喜。所以你想穿什么颜色就穿什么颜色，现在不穿就永远没有时候穿了！老了，就会有遗憾，十有九个老太太喜欢看小辈穿红，不单是图兴旺吉利，其实是种下意识的补偿。对不？张爱[1]。
张爱静静地听着，静静地点着头。爱人、女友乃至姑姑和她在一起，都会变得非常唠叨，而“唠叨”又往往成了唾珠咳玉！这大概是张爱玲的特异魅力所在，静静地听，静静地想，只是素手，惹得对方使尽十八般武艺。
可满目的年轻的女孩子都爱穿黑，是出于悲剧化的做作？若要俏，三分孝？黑色的确是好背景，它比较隆重，给人一种感情上的重压，同时又有一种妖妇的魅惑？！于是炎樱又叽叽呱呱说起去年秋天苏青做的黑呢大衣。炎樱说，线条简单的于苏青最合适。于是试着样子的苏青由着她摆布，去掉翻领、去掉折裥、去掉口袋、去掉垫肩、去掉纽扣改暗纽！苏青惶惑了：“纽扣总要的吧，好像有点滑稽。”静静立一旁的张爱玲就笑了起来。似乎想起炎樱的戏谑；说许多女人穿着方格子绒毯改成的宽大的大衣，整个地就像一张床！不过黑色的床可不大好入梦，而且极容不得脏！穿着黑呢大衣的苏青紧凑明倩的眉眼里有一种横了心的锋棱，使张爱玲想到“乱世佳人”。
炎樱拉着张爱：“去看看苏青好吗？”张爱一怔，炎樱调皮地眨眨眼：“我们的苏青呀。”炎樱指的是游艺场广告上的跳舞的女子，画得很恶俗，但是那无可挑剔的鹅蛋脸，人情味极浓的笑眼，炎樱硬是认准了是苏青的闹哄哄的宁波风、叽里喳啦的美！炎樱总以为苏青是快乐的，对男人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以为“她最大的吸引力是：男人们总觉他们不欠她什么，同她在一起很安心。”然而苏青认为她吃亏就吃亏在这里。
炎樱是张爱玲的朋友，苏青也是张爱玲的朋友，可炎樱懂得苏青吗？苏青并不是一个清浅到一览无余的人，可她的幸福与痛苦却偏偏只愿意向清浅到一览无余的炎樱者倾吐呢？人与人之间有着这样那样的难言之隐，生活才处处充满谜吧。
雨纷纷的江南三月，《杂志》月刊登出《苏青与张爱玲对谈记》，《天地月刊》则登出张爱玲与炎樱的《双声》，这是两支“同曲异工”的“双声”。
在《苏青与张爱玲对谈记》中，张爱玲是以正旦的脸孔出现的。这是1945年2月27日下午，《杂志》月刊记者就“关于中国妇女、家庭、婚姻诸问题”，特约苏、张两女士在张爱玲那间小而洁的客厅里举行的对谈。苏青呱啦呱啦谈了职业妇女的种种痛苦，“失嫁”的可怕或丈夫被以爱为职业的女人夺去的威胁，又有办公共食堂、里弄托儿所、价钱划一的商店、科学育儿法、小家庭与岳父岳母组合等种种浪漫设想！张爱玲依旧惜话如金，却认为“如果因为社会上人心坏而不出去做事，似乎是不能接受现实。”苏青择夫标准五条：第一，本性忠厚。第二，学识财产不在女的之下，能高一筹更好。第三，体格强壮，有男性的气魄，面目不要可憎，也不要像小旦。第四，有生活情趣，不要言语无味。第五：年龄应比女方大三岁至十岁。——这标准任何女人都听得进去，可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张爱玲只是淡淡地说：我决定不要有许多理论。不过我一直想着，男子的年龄应当大十岁或是十岁以上，我总觉得女人应当天真一点，男人应当有经验一点。
对谈中，离了婚的苏青在急急地苦苦地寻寻觅觅吵吵嚷嚷，“未出嫁”的张爱玲在静静地淡淡地观察与思考，尽管苏、张都一致以为：用丈夫的钱是一种快乐。可读者大概一致认为：目前她们尚无丈夫。
在《双声》中，不同了，张爱玲成了悲旦，说出的是“绝调”。虽然她认为戏里只能有正旦贴旦小旦之分而不应当有“悲旦” “风骚泼旦” “言论老生”。张爱玲卸去了女作家的面具，真切地感受到思想背景里惘惘的威胁。
咖啡馆的空气菲薄，苹果绿的墙，粉荷色的小灯，冷清清没几个人，盆栽的小棕树手爪样的叶子正罩在张爱玲的头上，像是命运之神暗绿色的手掌！她们谈到白种人的思想、中国人的思想、日本人的思想，谈到东西方文明，回忆她们从香港回上海的情景，感受到的古中国的厚道含蓄。张爱玲说：“好，不走。我大约总在上海。”她不止一次说她舍不得中国——还没离开家已经想家了。她不止一次说杂种人、华侨因为没有背景，没有传统，不属于哪里，沾不着地气，所以思想上是无家可归的！
她当然不知道，七年后她竟离开上海去了香港，后又去了美国，自此再也没回上海！人不能未卜先知，但越珍惜的反倒越容易失去吧？
她们笑着谈到妒忌，谈到丈夫爱上了女友或你完全看不起的女人时，你怎么办？张爱玲说：“可妒忌的不单是自己的朋友。随便什么女人，男人稍微提到，说声好，听着总有点难过，不能每一趟都发脾气。而且发惯了脾气，他什么都不对你说了，就说不相干的，也存着戒心，弄得没有可谈的人。我想还是忍着的好。”“如果另外的一个女人是你完全看不起的，那也是我们的自尊心所不能接受。结果也许你不得不努力地在她里面发现一些好处，使得你自己喜欢她。是有那样的心理的。当然，喜欢了之后，只有更敌视。”快乐的炎樱只有说：“生命真是要命的事！”张爱玲也只能像一个莫可奈何的普通女人一样，任凭原以为紧紧把握贴恋着的爱像水一般流走，而且不会有太长的时间！
《苏青张爱玲对谈记》在读者群自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杂志》连着出了三期《妇女·家庭·婚姻》特辑。认真探研的、义愤填膺的、矫枉过正的、插科打诨的、说三道四的什么样的议论都有。喧哗与热闹中，只见雨过天晴，狼藉残红，飞絮蒙蒙，一派春光明媚中，又迎来了朝鲜籍女舞蹈家崔承喜第二次来沪。此女子在东京设有舞蹈研究所，专门研究东方乡土舞蹈艺术，又赴世界各国公演过，有“日本现代舞后”之称，其舞艺具有“日本的色、中国的形和朝鲜的线”之美。3月31日上午11时，蓄着胡子，罢戏多年的一代名伶梅兰芳应邀来到华懋饭店五楼三号室中，与崔承喜及崔的代理人、记者洛川及梅先生的翻译共进午餐。梅兰芳赞崔承喜是真正的东方芭蕾舞的创造者，崔承喜则崇敬梅先生的艺术乃百年一见者，也可说是百年一度才有的“天才”艺术。崔承喜两次希望梅先生再度登台，以为如此，不但是中国之幸，亦世界之幸。梅先生则以兴趣全在绘画上和身体原因婉拒。艺术家理当献身艺术，谁甘愿让艺术生命白白流逝？但是，比艺术更宝贵的是维护民族尊严的高风亮节。这点，崔承喜不知是真不明白还是装糊涂。但梅兰芳是不苛求别人的。太阳照在漆着五彩的富有阿拉伯王宫风格的窗棂上时，两位东方艺术家欣然合影。4月9日，华懋饭店八楼第三号室又有了新的热闹，崔承喜与上海女作家举行聚谈。
女作家却仅三人：张爱玲、关露、潘柳黛。还有一位王渊小姐，是弄艺术的。崔承喜与梅兰芳对谈时，内穿黑西服，外披一件玄狐。这回换了春装，一袭玉色西服，并系上了法国式头巾，带着她的女弟子。关露来得最早，穿着淡黄色旗袍，这位女诗人仍从朴实少言中透出一点神秘。王渊小姐着一袭鲜艳的苹果绿旗袍，系一条飘逸的丝巾；潘柳黛女士新婚不久，着一袭孔雀蓝衣服，却显得更肥硕更怕羞似的。张爱玲最后到，桃红色的软缎旗袍上罩件古青铜色坎肩，满帮花的缎子鞋，整个的古色古香古风古韵。炎樱说得对，每一种情调，每一件事都可以用一个颜色来翻译。当然，各个人也都是颜色的跳舞，色调的舞剧，特别是在女人世界里。相形之下，穿着灰蒙蒙的节约服的鲁风，看上去便有几分丧葬气氛。尽管他是东道主，前年崔承喜来沪，也由他出头举行过一次座谈会。
座谈也谈得干巴巴。习舞的王渊小姐与崔承喜谈东方舞蹈艺术，崔承喜以为东方芭蕾应该有东方的交响乐陪衬才好，可东方只有零零碎碎的乐器！张爱玲则表示：“我觉得在文学上，我们也必须先研究西洋的，撷其精华，才能创进。舞蹈音乐亦是如此。”这似乎与张爱玲平素的言行不太吻合，也许她就爱反高潮、喜欢作偏锋文章？反正，她不知是神不守舍还是太专心致志，两眼只是静静地盯着崔承喜的脸，似乎那张圆而白净的脸蕴藏着舞蹈的神奇似的。随后关露就梅兰芳、程砚秋专以男人跳女人舞为话题，请教崔承喜。崔承喜爽气回答：“我在日本没有到外国以前，我专跳男人舞，后来在欧洲才学跳女人舞。”潘柳黛则说对跳舞完全是外行，不敢说什么。座谈会便结束了。张崔王关四人合影一张，潘柳黛不在镜头内。
一年前的3月16日下午，杂志月刊社曾为上海女作家举办过一次聚谈会，隆重热烈、话题丰富、内容扎实、见解颇新，曾成为文坛一段佳话，而眼下的座谈，只能算是草草走过场了。
那次座谈在新中国报社社宅，一座洋式住宅的石阶上，随意放着十几张椅子，桌上有茶有瓜子花生；院子里春光明媚，绿树新芽，蛮有生机。主持者亦是鲁风、吴江枫。
出席座谈的有一鸣惊人的张爱玲，名声大噪的苏青，毕业于中央大学的女诗人关露，写剧本还从事翻译的汪丽玲，写小说好、人生暧昧的潘柳黛，经历坎坷、爱好文学的蓝业珍，漂亮的女读者吴婴之，还有对中国女性文学颇有研究的谭正璧先生。可谓人才济济、荟萃一堂。
从女作家的视角看古代、现代、西方的女作家，以自己的写作生涯勾勒自家的形象、性格、情趣和追求，谈锋极健，各执一词、各不相让中见坦诚率真，座谈会不只是一台摄影机，观照了上海女作家群的表象，而且是台X光机，透视出各女作家的个性气质。
给外界以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关露小姐，座谈会上倒说得挺多。她八岁念唐诗，就读中央大学，得徐志摩教授指正，她学写的第一首诗便是模仿少年维特的伤感诗，正式发表的第一首诗在《光明》半月刊上，至今已写了十年的诗。她喜欢朱淑贞与李清照，觉得她们不仅词句缠绵动人，而且敢于大胆说出别个女人不敢说的话。外国女作家最喜欢法国的乔治·桑，因为她的浪漫才情。当代女作家则喜欢丁玲，喜欢她的大胆热情，作品能向广而深的方向发展。她并不以为女性题材就必狭窄，林语堂的题材并不比丁玲的宽广，都德的题材并不比乔治·桑的宽广，李后主的题材也不比朱淑贞、李清照宽广。要说不同，每一个——不论男女——作者之间都不同。外表沉稳少言的关露实质是热水瓶，一腔热血炽火却得掩饰住，因为她是地下工作者，身份与处境让她难得有一诉衷肠的时候，这回是例外，虽然是就文艺论文艺，却也能触到她绵里藏针的个性。
汪丽玲较随和，也没什么锋芒。求学时代爱文艺，事变时随母亲回到故乡，参加了宣传剧团，写过几个剧本。但后来身体一直不好，几乎与外界隔绝，只着眼于翻译小说，有时自己也动笔写点绮丽小说。她最爱读悬念小说《吕蓓卡》，感悟“精神重于物质”。她并不以女性作家题材狭窄为诟病，认为越狭隘，却越能探研出精深的成果，反之，结果常流于浅薄浮泛。这也是一个虽随和，却也不失独立见解的病恹恹的女人。
潘柳黛却让人捉摸不透。像是很谦和，略略有点自卑，却又像深一脚浅一脚地试探着什么。她自称生性疏懒，写得不多，也没什么十分满意之作；又外文修养不够，不能直接阅读外国书籍，只是喜欢赛珍珠和邓肯。中国的则喜欢李清照和朱淑贞，现代的喜欢冰心、黄庐隐和丁玲。但也有精彩之句：“因为冰心的作品内容，往往是我们所体验到的，而庐隐和丁玲作品的内容却正是我要追求的。”模棱两可中仍藏锋芒。
快嘴利舌的苏青可就成了个闯祸不怕大的祸钵子了。吴江枫主持座谈会，开口便记起了冰心，因他从初中的国文教本上读到冰心的作品，又读了冰心不少集子。具有女性美的冰心理当是五四以来中国女性文学的开山氏。不想苏青立马打茬，竟扯上冰心的长相云云，弄得满座皆惊皆笑！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疯疯癫癫的自我感觉，其实早早地为自己掘下了埋没的洞穴！苏青却不只是不瞻前顾后，而且还不顾左右，直通通说：“女作家的作品我从来不大看，只看张爱玲的文章。”这种直言谈相真叫人猝不及防！唯有瞠目而视，不知是肉麻还是麻木，因为超出了世态人心的寻常规范！泼泼辣辣的苏青也把文文静静的张爱玲逼得没有了退路。
所以张爱玲第一次回答是智慧而又自私的，问她欢喜读哪一位的作品？“我的毛病是思想太慢，等到听好想好，会已经散了。”然而，并没有等到散会，第二次回答她便以不顾一切的勇气豁出去了：“古代的女作家中最喜欢李清照，李清照的优点，早有定评，用不着我来分析介绍了。近代的最喜欢苏青，苏青之前，冰心的清婉往往流于做作，丁玲的初期作品是好的，后来略有点力不从心。踏实地把握住生活情趣的，苏青是第一个。她的特点是‘伟大的单纯’。经过她那俊洁的表现方法，最普通的话成为最动人的，因为人类的共同性，她比谁都懂得。”她懂得苏青，当然也不排斥知己之感。
张爱玲袒露了她故事的取材，“也有听来的，也有臆造的，但大部分是张冠李戴，从这里取得故事的轮廓，那里取得脸型，另外别的地方取得对白。”而且如实招供：“不错，我是熟读《红楼梦》，但是我同时也曾熟读《老残游记》《醒世姻缘》《金瓶梅》《海上花列传》《歇浦潮》《二马》《离婚》《日出》。有时候套用《红楼梦》的句法，借一点旧时代的气氛，但那也要看适用与否。”同时，直言不讳：“我一直就想以写小说为职业。从初识字的时候起，尝试过各种不同体裁的小说，如‘今古奇观’体、演义体、笔记体、鸳鸯蝴蝶派、正统新文艺派等等……”
并非“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张爱玲知道陈衡哲的《小雨点》，而陈衡哲的处女作《一日》竟发表于1917年，所以有人说，如果《狂人日记》是新文学的第一声春雷，那么《一日》便是惊雷前的一滴小雨点。张爱玲为丁玲写过书评，称道说：“丁玲是最惹人爱好的女作家。她所作的《母亲》和《丁玲自选集》都能给人顶深的印象，这一本《在黑暗中》是她早期作品中的代表作，包括四个短篇，第一篇《梦珂》是自传式的平铺直叙的小说，文笔散漫枯涩，中心思想很模糊，是没有成熟的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就进步多了——细腻的心理描写，强烈的个性，颓废美丽的生活，都写得极好。女主角莎菲那矛盾的浪漫的个性，可以代表五四运动时代一般感到新旧思想冲突的苦闷的女性们。作者的特殊的简练有力的风格，在这本书里可以看出它的养成。”此作写于1937年张爱玲十六岁的时候，那艺术感觉的准确和“平视诸侯”的坦荡已令人咋舌，同时也说明张爱玲即便不是完全脱胎于五四以来的女性文学，却也是或深或浅地受着五四以来女作家群的影响的。
1944年3月《杂志》主持的女作家座谈会，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应该有它的几行文字的，它真实地录下了那时那地女作家群的面貌，哪怕是浮光掠影式的。
相形之下，草草过场的崔承喜与女作家的聚谈，便觉索然无味。
有味的是崔承喜的舞蹈。“观音菩萨”中的崔承喜缥缈虚幻，而崔氏新编的几支中国舞，那姿态却全是苏青的闹哄哄的宁波风了，圆而白净，可触摸着的热闹。张爱玲不无兴致地看着。因为这些年来，中国虽有无数的人辛苦做事，为动作而动作，于肢体的流动里感到飞扬的喜悦，却是没有的。有的是背人地方的户内运动！浩浩荡荡的国土，而没有山水欢呼拍手的气象，千年万代的静止，想起来是有点可怕的。所以她喜爱崔承喜的舞。她喜爱，还因为坐在身旁陪她看的是他。
他从武汉回来了。阳台下静安寺的电车叮当来去，到了“电车回家”的时候，一辆衔接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克林，克赖，克赖，克赖，克赖！”吵闹之中带着由疲乏而生的驯服，像瞌睡的孩子，等着母亲来刷洗他们好上床。哦，这是家的空气。然而，他回家了吗？男女间的事，有时候是假不来的！况且，他并不想假，他只是说着小周！
出戏院时又是绵绵暮春雨，两人坐了一辆黄包车，雨篷撑起，两人又都穿着雨衣，空间太小，他让她坐在他身上，两人都觉得很不自在，在他，只觉得感觉特真实，就像第一次送她到巷口，突兀问道：你这么高，怎么可以？在她，只觉虚无的、匀净的、声响的河流过脑际，汩汩流入下意识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