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主导国兴衰之谜

前面两节用一些笔墨论及了相关的历史背景和概念内涵。本节的任务是说说与理论和方法有关的事。古往今来，关于大国兴衰之道，相关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即便是关于最近500年来的现代大国兴衰，也有不少流派的论述。因此，在说明本书所秉持的理论和方法之前，还有必要对前人就此问题进行的研究做一下简单的梳理。大家可能会发现，本书梳理的大多是西方学界关于霸权国的研究成果。这是因为虽然过去2000多年间我们中国的先辈们在国家兴衰方面论述颇丰，但本书的重点是最近500年来的几个现代大国，而中国在过去几百年间是相当被动地卷入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到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才基本重塑起世界大国地位。因此可以说，我们迄今仍缺乏作为现代主导型国家的实际经验。加之西方话语的强势，我们国人在此方面即便有所论述，也大多要借助西方的叙事。

这倒是问题不大。世界现代化进程本就是个“大交换”的过程，当然也包括理念的“大交换”，大家免不了要相互学习。如今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尚处于比较早期的阶段，来日方长。今天我学习你的，明天你也可能学习我的。我们只要避免落入别人的话语陷阱，站稳自己的国家立场，基于本国的思想情怀和战略需求，就完全可以洋为中用、六经注我、辩证扬弃，借着别人的研究成果，形成自己的理论和方法。

其中，“世界体系论”对本书观点的形成是影响比较大的。属于这个理论流派的学者有很多，从布罗代尔到沃勒斯坦，从阿瑞基到彭慕兰、弗兰克，再从卢格霍德到王国斌，等等。中国国内也有一些学者，或者师从这些人，或者对这一理论有专门研究。“世界体系论”的基本观点，是认为这个世界，尤其是近500年来的世界，乃是一个体系、一个有机整体，各国之间、各种力量之间，以及各类要素之间，时刻发生着深刻全面的联系，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持续展开，主要国家的兴衰起伏都是这一体系变化的一部分。这类似于马克思所描述的“世界历史”开启后的世界特征。这种思想与本书的主旨是一致的。

世界体系论者的研究风格大多具有突出的“结构性”特色，即以一个复杂严谨的逻辑结构将各种繁杂的历史事实串联起来，从而阐释一个十分鲜明的观点。这对笔者很有启发，本书的写作也试图呈现这种风格。沃勒斯坦等人所阐释的“中心-外围”的世界经济结构（以及世界力量结构），还帮助本书形成了有关“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国际安全危机以及国际体系危机）的想法，也激励笔者在此基础上继续深挖，勾勒出主导国与其主导的国际体系如何进行“交换”的基本原理。阿瑞基等人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一书中有关新老霸权之间如何更替的研究，则推动笔者去进一步探索霸权国兴衰的深层动力学，以及主导国兴衰与国际体系演进之间的关联，并推动笔者举一反三，确定出“技术创新”“理念创新”“模式创新”等重要指标。在本书此后的行文中，大家可以在很多地方发现“世界体系论”的影子。对美国兴衰运势的考察，也是放在世界体系视角下进行的。

“霸权周期论”的相关研究也对本书观点的形成有所帮助。有关霸权兴衰周期的研究很多，在这里仅列举一些笔者注意到的比较典型的观点，并说明它们如何启发了本书的写作。

苏联早期的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提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存在着上升和下降两种趋势交替出现的规律，以50～60年为一个大周期。他据此创立了著名的“康德拉季耶夫长波论”。4这种“经济长波论”给人一种联想，即它很可能与主导国的兴衰密切相关。与康德拉季耶夫的经济长波论相映成趣的，是莫德尔斯基提出的“政治长波论”。他认为，过去几百年来的世界政治，可基于世界领导权的更迭，划分为几个大的霸权周期。在每个霸权周期之内，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即“全球战争”阶段、确立“世界强国”地位阶段、“丧失合法性”阶段、“去中心化”阶段四个时期。5金德尔伯格也注意到了霸权周期问题。他在《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一书中写道，就像一个人的一生可以划分为童年和青少年、成年、中老年和暮年几个阶段一样，国家也有一个类似的“生命周期”，这个国家生命周期演进的顺序，通常是由贸易到工业再到金融，从模仿到创新再到抵制创新，最后在墨守成规中黯然衰败。6国际政治经济学界的著名学者罗伯特·吉尔平在其《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一书中，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其《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一书中，都提到了霸权国往往因过度扩张而导致海外成本上升、收益相对下降，结果陷入消耗状态而衰落。7奥根斯基关于“权力转移”的相关研究，则专注于新老霸权更替的原因，以及老霸权和新霸权各自采取的策略。8上述这些研究，启发笔者将主导国兴衰过程划分为兴起、主导、衰败三个阶段，并分别考察在每一阶段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安全性等各类要素如何发挥作用。

“国家制度论”的相关论述让笔者在构思本书时更加重视制度和国内因素的作用。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一书中，十分强调制度的重要性，并对制度衰败的原因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一个起初很好的民主制度，可能因为人类对权力的贪恋本性以及对亲近人士的偏私倾向逐步形成“家族制复辟”，最终令政治制度失去效率与合法性。9曼瑟·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一书中富有洞见地写道，大量的“分利集团”和“分利联盟”，是二战后西方民主国家经济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10这警醒人们，“分利集团”和“分利联盟”作为固守现状的力量，它们依附于制度之上，成为制度的受益者，并利用制度赋予的权利，很可能成为制度变革与创新的阻碍。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11一书，虽然多少戴着有色眼镜来比较当今既存的各种制度，但它同样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那就是：国家制度的效率是高还是低，乃是决定一个国家繁荣还是贫困的根源。这些都对本书的构思很有帮助。

同时，本书的写作还从中国在国家治理方面的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中汲取了不少灵感，例如，新时代的中国在处理政府、市场、社会、生态四者之间关系上的很多政策，在处理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方面的很多提法与做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对“制度建设”的强调，等等。中国的这些经验和政策提示笔者必须高度重视“制度”因素，重视对国家治理体系的分析，以及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对现代国家走向兴盛的重要性。对这些理论和实践的思考与借鉴，促使本书在后文中专门论及了“制度创新”问题，以及国家治理的效率与合法性出现变化的原因，论及了现代国家的政治形态、经济形态、社会形态的不断发育问题，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平衡与失衡问题，并把这些概念作为对美国运势进行分析的重要指标。

至于研究方法，可以非常简短地说清楚，那就是用联系、发展和辩证的眼光去看待主导国的兴衰过程。不是过分强调某个单一因素的作用，而是强调国家内部多个要素如何共同发挥作用；不是单单考察主导国，或者过分聚焦于国际体系，而是强调主导国的兴与衰和国际体系的稳与乱之间的关系。并且，立足于主导国的不同发展阶段，考察各个因素如何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发挥的可能截然相反的作用。

关于本书的一些必要的背景、概念、理论和方法，就算介绍完了。下一章便是在这些铺垫的基础上构建起关于主导国兴衰的分析框架，确定若干分析指标，以便用于此后几章对美国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