搅动美国政治的“软钱”与“黑钱”
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合法性构成影响的因素，至少有如下两方面。
在美国内部，由金融化促成的垄断财团之间的更高程度融合，成为推动美国政治变化的深层动因。从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的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80年代的里根政府时代，美国总统的产生和执政越来越有赖于东部、西部和南部财团之间的妥协与合作，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几大财团之间的融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为摆脱经济滞胀，美国放弃了新政传统，开启新自由主义改革，美国经济的金融化程度不断提高，随即发生了一轮大规模的金融兼并。这一轮金融兼并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不同地区财团之间的融合。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精英阶层的活动方式越来越多地体现为“公司共同体”对美国政治的协同干预。“公司共同体”的逐步形成以及它们的协同行动，是近几十年来美国政治的突出特征。17它意味着美国政治的主要矛盾，已经逐步从20世纪初到80年代这段时期不同财团之间的政治斗争，转变为80年代以后愈演愈烈的少数寡头与广大民众之间的竞争。
在外部，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也间接地影响到美国政治的走向。冷战的国际环境及苏联的长期存在，对美国资本主义的恣意妄为构成很大限制。尽管垄断财团已牢牢控制美国政治，它们却不得不时时顾及政治合法性与社会稳定性，否则美国便可能被苏联击败，它们都将成为输家。而且，垄断财团之间为争取更大社会支持而展开激烈竞争，民众可能成为这种竞争的潜在获益者。苏联威胁的消失，让美国的垄断财团大大松了口气，美国的政治合法性从此更多地立足于对美国霸权的维护以及相应的国际主义叙事，而不再那么依赖对国内福祉的强调。大范围海外扩张显著增强了经济寡头的实力；为了能在国内外赚取更多利润，又必须调动更多政府资源为己所用。这要求它们必须进一步加大对美国政治的操控，推动对美国政治制度做出相应调整，而选举制度的改革成为寡头加大操控美国政治的重要突破口。20世纪70—8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保守派法官在人数上长期占优，他们多次做出充满争议的判决，不断放松竞选过程中的资金限制，从而大大便利了寡头们通过砸钱影响美国政治。
20世纪以来美国的总统选举资金问题，亦即金钱与美国选举之间的关系，主要受几部法律制约。从整体特征看，这些法律倾向于对总统选举资金的来源和使用进行严格限制，以防止金钱对选举政治的过分操控，这种趋势与美国不断完善现代国家形态的演进轨迹是一脉相承的。
1907年的《蒂尔曼法》是在进步主义运动的背景下制定的。该法明确规定：禁止企业和国民银行资助任何联邦公职候选人的竞选活动，否则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尽管这部法律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效果，但被认为是美国首部试图斩断工商业的金钱与联邦选举人之间直接关系的法律。181947年的《塔夫脱-哈特利法》是另一部对选举资金的使用做出明确规定的法律。该法正式名称为《1947年劳资关系法》，此时已成为国际体系主导国的美国，展现出对劳资双方一视同仁的姿态，禁止工会组织和企业自身的财务账户发生任何涉及联邦选举的直接捐款或开销，包括资助本组织涉及选举的政治性广告开销。
在这些立法准备的基础上，为进一步规范选举行为，美国国会又制定了《1971年联邦选举法》。该法于1972年2月由尼克松总统签署生效，并于1974年做出修正，在选举资金的来源和使用以及选举活动的制度化方面做出详尽规定，是当代美国联邦选举制度的基础。《1971年联邦选举法》及1974年修正案的主要内容包括：通过规定披露选举经费的措施，提高候选人竞选资金的透明度；对竞选广告的开销和候选人竞选费用的支出加以严格限制；就公司企业和工会组织设立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相关事项做出详尽规定；组建联邦选举委员会并授权其解释选举法律、制定监管制度和履行监管职能。
针对《1971年联邦选举法》尤其是1974年修正案对竞选资金捐献数额的严格规定，美国保守势力表示强烈反对，并请求最高法院为他们“主持公道”。他们认为，竞选捐款是对候选人的一种支持表达，限制个人相关支出就相当于限制个人自由，违犯了宪法中“言论自由”和“程序合法”的第一条和第五条修正案。他们因此将代表美国联邦政府的联邦选举委员会告上了法庭，最终将官司打到联邦最高法院，这就是著名的“巴克利诉瓦莱奥案”。19
1976年1月，当时正处于向保守方向转型阶段的最高法院，做出了表面看似折中实则明显偏右、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的判决。一方面，最高法院判定，捐款行为本身而非捐款数额已构成言论自由的重要表达方式，公民言论自由已在《1971年联邦选举法》中得到保护和体现，而且限制个人向候选人的捐款数额属合宪行为，有助于抑制选举腐败。另一方面，最高法院判定，抑制腐败并非限制竞选支出的充分理由。在受到限制的个人捐款行为之外，公民还有权通过其他途径表达个人观点，如为某种观念或某位候选人进行独立的游说活动。由此，最高法院要求废除《1971年联邦选举法》中对国会竞选费用支出的限制条款，并取消个人或组织在选举方面的“独立支出”限制。
学界普遍认为，最高法院“巴克利诉瓦莱奥案”强化了金钱在美国选举政治中的作用，因为它造成“软钱”的泛滥。所谓“软钱”，是指个人、企业或工会捐献给政党用于基层党组织建设活动的资金，它与捐赠给候选人的被称为“硬钱”的直接捐款是一组相对的概念。利用“软钱”的数额和使用不受限制这一重大法律缺口，利益集团可以通过向政党捐献“软钱”影响选举，政党也可以利用“软钱”为本党候选人造势，旨在就特定议题进行游说宣传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也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20“金主”（或者说“寡头”）对美国政治的干预以及美国政党对“金主”的依赖，就这样以制度化的方式被固定下来。
最高法院影响美国选举政治的另一重大判例，是2010年的“联合公民组织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软钱”的泛滥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崛起，引起了大部分民主党人和部分共和党有识之士的不安。20世纪90年代，国会内部曾多次酝酿对“软钱”施加限制的立法倡议，直到2002年才最终成法，这就是《两党竞选改革法》。该法除对“软钱”做出限制之外，还明确禁止公司企业和工会组织使用自身财务经费发布助选广告，并收紧对此类助选宣传的管理；重新定义和规范了与候选人竞选团队无直接配合关系的选举广告宣传，即所谓“独立宣传支出”，强化了有关信息披露、报告和责任声明的规定。“联合公民组织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针对的就是2002年《两党选举改革法》中关于“独立宣传支出”的规定。
“联合公民组织”是一个持有保守意识形态的非营利组织。2008年大选期间，该组织发行了一部由它出资制作的纪录片，旨在攻击当时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由于担心该片的传播会违犯联邦选举法律中有关助选广告和独立宣传支出的规定，该组织以联邦选举委员会为被告，向联邦地区法院提出诉讼，在初审和上诉法院审理阶段均遭败诉，最后诉至联邦最高法院审理。2010年1月，联邦最高法院以5∶4的微弱多数做出了有利于“联合公民组织”的裁决，认为政府对“独立宣传支出”的限制，违犯了《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关于保护言论自由的精神。就这样，最高法院为各类公司制法人机构（特别是工商企业和工会组织）使用自身财务经费在选举中放手进行政治宣传开了绿灯。21这个裁决的最重大后果，是催生出大量“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所谓“超级”，是说这些大选中的外围团体只要在联邦选举委员会登记注册后就可以展开合法活动，公开支持或反对政治候选人，其募资和开支完全不受数额限制，也无须公开其来源。2010年3月，哥伦比亚特区联邦上诉法院根据联邦最高法院对“联合公民组织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判决精神，在“‘现在就说’组织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中判定，不得对个人对“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数额进行任何限制。22
由于非营利政治组织和“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旨在影响选民决定的政治支出无须公开其来源，这类竞选资金因此被称为“黑钱”。两党的选举机器利用这些“黑钱”，大肆进行竞选游说，对政治对手开展构思精巧且杀伤力极强的污蔑攻击，并日益突破道德底线。共和党的选举机器在这方面似乎更加擅长。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共和党的各类选举机器一齐开火，对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的污蔑攻击无所不用其极，有力配合了特朗普本人的造势活动。这不仅把美国总统选举进一步推向“金钱政治”的深渊，而且严重败坏了美国政治生态；不仅将候选人的大部分精力消耗在筹款活动而非思考治国理政的过程中，而且让少数寡头有机会对美国政治实施前所未有的控制。美国著名调查记者简·迈耶所著的《黑钱：百万富翁助推美国极端右翼崛起的隐蔽历史》23一书，以“科赫兄弟”为例，详述了在美国选举制度蜕化的情况下美国寡头控制美国政治和特朗普政府的诸多细节，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一读。
当一个国家进入腐败的最高形态，即国家政权被少数隐藏在幕后的权势人物牢牢控制，民众福祉和国家利益只不过是权势人物实现其个人利益的无关紧要的连带产品，而且国家政治体制已无法对这种不正常状况做出及时纠正时，我们可以说，这个国家的政治根基已经被掏空了，这个国家的失败命运乃是注定的。这个国家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已被消磨殆尽，国家治理效率必然越来越低，人们将越来越对这个国家的体制和这个国家的前途失去信心。当国家处于这样的状态时，任何一次哪怕是偶发的危机事件，都可能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噩梦，将国家治理体系的外强中干暴露于世人面前，令广大民众尤其是广大中下层民众付出沉重代价。
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便是这样一次危机事件。2020年5月，当美国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突破10万人“这一重大心理关口”时，美国《纽约时报》一名悲愤交加的记者这样写道：
早在新冠疫情重创美国以前，美国民众对联邦政府的信任就一直在持续下滑，而美国政府此次应对疫情的做法更让美国民众进一步失去对华盛顿的信心。在艾森豪威尔时期，大约有3/4的美国民众对政府是持信任态度的，相信联邦政府会做正确的事，会做对美国民众有益的事。此后数十年，这一数字就一直处于下降轨道，无论是民主党执政还是共和党执政。民意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到2019年这一数字降至低点，只有17%的美国民众“经常或大多数时候”信任联邦政府会正确行事。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民众看到，各大银行得到联邦政府的救助，而普罗大众却没能保住房子。在新冠疫情导致美国失业率飙升的当下，美国民众又看到，联邦政府再次出手关照富人群体，而普通人只能自保。许多受访者说，在美国联邦政府此次发放疫情救助款时，大型企业似乎得到了其中的大部分，而小型企业仍在苦苦挣扎。普通民众居家隔离，做出牺牲，得到的经济支持却很有限。民众没有获得感，他们觉得联邦政府没有回应他们的诉求，没有代表普罗大众的利益，而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乃是一个国家民主健康程度的重要准绳。24
在2020年6月美国《大西洋月刊》一篇题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失败国家》的文章中，作者乔治·帕克用更加愤怒和强硬的措辞这样写道：
正如新冠病毒对那些老弱病残的人会造成更大伤害那样，当病毒来到美国这个国家时，它发现这是一个有严重潜在问题的国家，并无情地加以利用。许多慢性疾病（政治腐败、官僚机构僵化、经济虚假繁荣，以及民意的分化躁动）已经长期存在且根本没有得到医治。面对病毒来袭，美国的反应像是一个基础设施落后、政府运转失灵的国家，政府传递的信息满是一厢情愿、自我标榜、谎言和甩锅。而当一名政府医生试图向公众发出危险警告时，白宫抢过麦克风，将这一信息政治化。特朗普上任以来的最大成就便是推动了减税，为企业和富人带来数千亿美元收入。受益人蜂拥而至，光顾他的度假胜地，为他竞选连任提供资金帮助。如果说谎是他运用权力的手段，那么腐败则是他的根本目的。这场流行病就像是一场战争，病毒入侵和占领了社会的断层线，放大了和平时期从未引起注意或被人们接受的东西，澄清了一些最基本的现实，它让人们闻到了一种腐败深埋的味道。我们可以从这些可怕的日子中了解到，愚蠢和不公正是致命的。当人们结束自我隔离状态并摘下口罩时，不应忘记孤独是什么感觉。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