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创新活动与国家的兴起
无论是封建时代的国家还是现代国家，要维持发展和谋求兴盛，天上掉馅饼的机会是不多的。就算有现成的馅饼掉下来，也只会砸向那些事先做好准备的国家。但凡现代国家要谋求兴盛，都必须对国家的经济形态、政治形态、社会文化形态和对外关系形态做出某些改进，使其效率更高、更富有合法性和感召力。唯此才是正道，才能在国家间竞争中更有优势。那么，如何才能使国家的经济形态、政治形态、社会文化形态和对外关系形态更加先进，或者说，什么因素有助于推动国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对外关系形态的改进呢？更具体点儿说，什么因素推动了荷兰和英国这两个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主导国一前一后地脱颖而出呢？对此，本节总结了四方面因素，分别是理念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模式创新。它们分别对应着国家社会文化形态、经济形态、政治形态和对外关系形态。
一是理念创新。
自15世纪以来，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再到更晚些的启蒙运动，这些发生在欧洲文化界和欧洲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其实是新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越来越普遍的商业活动与社会交往在人们思想观念方面的反映。这些具有现代特征的文化运动带来了两方面的理念创新：一是“人”的地位（相对于上帝）变得越来越高，二是现代“民族国家”（或者说“现代国家”）的意识逐步清晰起来。
与当时即将破土而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呼应，发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尝试用一种含蓄的方式表达对“人性”的敬意和对世俗生活的向往，而宗教改革中涌现出的新教派教徒明确主张“因信称义”，认为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直觉与上帝直接建立联系，有权对《圣经》做出不同的解读，无须借助教士的帮助和服从教会的权威。这意味着，无论是文艺复兴还是宗教改革，都把人、人性、人的自主性、人的权利以及人的世俗生活提到了更高的位置，也为人们从事商业活动提供了哲学上的论证和道义上的支持——这么做没什么不对，大胆地去做好了。此后的启蒙运动更是呼吁人的独立性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这种关于“人”的理念创新，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让人们得以更有意识地摆脱封建教权和皇权对人们的束缚与压迫，心安理得地甚至急不可耐地去拥抱属于个人的无拘无束的世俗生活，大胆参与商业活动，大胆探索未知世界，利用自己的技能和勤奋去争取更多财富与更高的社会地位。一旦人性中的占有欲与资本天生的增值本性结合在一起，资本主义就变得势不可当了。
有关“现代国家”的理念创新，则产生于16—17世纪的频繁战争之中。起初，人们仍旧在为宗教信仰而战，打着打着，人们就变得越来越现实了，有相同利益诉求的人越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一种朴素的“国家利益”观念开始形成。人们对战争与和平的决断越来越多地受“国家利益”的左右。与宗教认同相比，建立于“现代国家”之上的政治认同变得越来越强。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一书中这样写道：“1519—1659年，时代的主要特点是奥地利-西班牙的哈布斯堡政权轴心国同新教国家及法国作战，不过这一特征现在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短暂多变的、松散得多的联盟体系……它们在决定政策时首先考虑的是现实政治，而不是虔诚信仰的宗教信念。”1同时，战争还以消极的方式催生出日益清晰的民族意识——它“让英国人学会恨西班牙人，瑞典人恨丹麦人，荷兰反叛者恨他们从前的主子哈布斯堡家族”。2而且，地理大发现和世界市场的拓展也让欧洲人意识到，除他们之外，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诸多国家的存在，这也有助于国家观念的强化。此时的哲学家已经认为，“民族国家”乃是最好的政治组织形式，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应该为民族国家的共同利益而和谐地工作。3有了现代“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先进”的政治组织形式做辅助，资本主义的发展如虎添翼。
荷兰、英国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都是这种理念创新的受益者，尤其是由于荷兰商业基础好，“民主思想”容易萌芽和存活，吸引而至的新教徒为数众多，4处于新旧理念交锋的前沿地带，承受的斗争压力格外巨大，事后从理念创新中得享的好处自然就更多些。荷兰（尼德兰联合省）奋起反抗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税收压榨和政治控制，这种斗争的社会文化基础或者说意识形态基础，就是加尔文派的宗教改革理论。由于荷兰秉持的是更先进的思想理念，追求的是更先进的政治形态（现代“民族国家”），还有资本主义这种更先进的生产方式做后盾，因此它就把人的力量给激发出来了，把其他各类组成国家力量的元素也更好地调动起来了。这决定了尽管荷兰与西班牙的战争持续长达数十年，荷兰却能得道多助，在战斗中越打越强。
二是技术创新。
人类社会的每次巨大飞跃，都离不开技术与工具的创新进步。从简单粗糙的石块到更为坚硬锋利的石器，从使用石器到使用金属器具，生产和生活工具的日益精巧反映出人类持之以恒的创新观念以及不断增大的人脑容量是推动生产力水平不断发展的决定性要素。尤其是在过去500年间，自然科学和技术创新的革命性飞跃成为世界现代化的核心特征与首要推动力。若是哪个现代国家通过创新掌握了更先进的技术设备，便为本国赚取高额利润、改进经济形态、提升国家实力注入了无比强大的动力。
荷兰的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既得益于其率先起步因而基础较好的工商业环境，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前文刚刚谈及的理念创新。宽容的政治文化吸引了大量因宗教迫害而逃难至此的加尔文派教徒，其中不少人身怀高超的生产技能。宗教和政治上的宽容促成了文化科技上的兼收并蓄，形成了有利于技术创新和广泛应用的社会氛围，宽容精神在这片土地上转化为实际的物质利益。从德国南部和莱茵州来的人，带来了印刷术和雕刻术。他们开起了印刷作坊，大大便利了知识的传播；他们印制了大量地图和航海图，为荷兰后来的海外商业扩张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逃到这里，把他们以往的贸易关系也带到了这里。5各行各业的人纷纷发挥自身特长，大大推动了包括造船、纺织、制陶等多个领域的技术改进与技术创新。特别是在造船领域，凭借先进的大型锯机、起重机和大批熟练技术工人，荷兰拥有了比其他国家更加先进的造船业。造船业的先进，使得荷兰的海军装备比其他国家更强，国际航运能力比其他国家更强。荷兰小心翼翼地对这些技术创新成果采取保护性措施，禁止熟练技术工人移居海外，唯恐其他国家把这些技术学了去。6航运事业的发达又进一步拉动了国内制造业需求，推动了生产工艺的改进。为了加快进出口贸易的速度和提高产品的信誉，荷兰制定了更加统一的质量标准，经荷兰转口的商品，尺寸更加整齐，质量更有保证，大多无须开箱验货。
再看英国。英国的技术创新，除了纺纱技术和焦炉炼铁技术外，便是以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为最突出标志了。如果说荷兰的技术创新主要立足于较好的工商业基础和宽容的政治文化，那么英国的技术创新则主要源自较好的农业基础和充沛且易开发的煤炭资源，以及实际生产活动中的迫切需要。工业革命前的英格兰是一个农业繁荣的区域，被欧洲的旅行家称为“肥沃之地”。较好的农业基础夯实了经济起飞的基础，粮食产量的提高带来了人口的快速增长和民众收入水平的提高。社会教育水平也提高了，因为人们可以有更多的钱用于接受教育。收入水平的提高（也就是所谓的相对“高工资现象”），以及相对广泛的知识普及，促使了一系列能够大幅节省人力的新发明、新技术应运而生。7另一个有利于英国技术创新的条件，是稳定高产的煤矿都在英国，英国因此获得了蒸汽机得以广泛应用的能源供给保证。与此同时，生产中的迫切需要也加速了技术创新。英国矿产行业长期面临矿井渗水难题，不得不靠畜力唧筒抽水，为此必须饲养大量马匹，成本高，效率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英国军事工程师萨弗里研制出一种蒸汽水泵。18世纪后，纽科门又对其进行重大改革，发明了蒸汽抽水机。尽管蒸汽抽水机耗能巨大，却依然在采矿活动中被广泛应用。此后，又经历长达一个世纪的集体努力，通过对重要零部件和运转流程的不断改良，终于产生耗能相对较低、运行总体平稳、应用场景十分广泛的蒸汽机，为英国工业革命提供了稳定高效的动力来源。8
三是制度创新。
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中写道：为了把一个国家从最低级的野蛮状态发展到最大限度的繁盛，除了和平、轻税和宽容公正的政府外，就不再需要什么了。意识到这一点的精英团队或执政者都有意识地将谋求制度优势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而那些洞察力较少的领导者，如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的君主或法国一个偶尔上台的波旁国王，企图杀掉下金蛋的鹅，结果便是财富减少，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实力衰退。9这段话很好地说明了制度创新对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政治合法性以及提升国家信誉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荷兰的金融制度创新以及英国的财政制度创新都是很好的例证。
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现代金融制度首先发端于荷兰，乃势之必然。中世纪后期的意大利城邦衰落之后，大量资金无处可去，其中的很多转到了荷兰，带动了荷兰金融活动的发展。荷兰人长期重视金融知识的学习，“荷兰西部和北部的每一个村庄都建有一所学校，广为传授货币经济所必需的算术知识”，为其后出现的金融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0这一时期的荷兰人本来就极为节俭、注重理财，商业活动的发展客观上推动了金融制度的发展，与西班牙的战争更需要高效的融资机制，这样，荷兰的金融制度创新就呼之欲出了。1609年，阿姆斯特丹银行和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在荷兰成立。这不仅是荷兰现代化进程中的大事，而且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中都值得写上一笔。凭借这种金融制度的创新，阿姆斯特丹迅速成为欧洲的国际清算中心、世界贵金属贸易中心以及欧洲的股票交易中心。货币资本流动性的加速，使荷兰的利率比其他欧洲国家低很多，荷兰货币成为广为接受的货币，荷兰得享铸造货币带来的巨大收益，这有力地支持了荷兰的经济扩张和军事行动。11
英国不仅在建立现代金融市场方面学习荷兰，而且在与法国的“百年战争”中，为支持长期且巨大的战争耗资，建立了比法国更有秩序也更有效的国家财政体系，确保了财政健康。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可被视为重大的财政制度创新，也是影响英法竞争结果的决定性要素。因为战争就是烧钱，谁能取胜，很大程度上要看哪个国家在财政上能撑到最后。如果说在荷兰发生的是一场“金融革命”，在英国发生的则是一场“财政革命”。英格兰银行、南海公司、联合东印度公司三家企业的建立，是发起这场财政革命的一套组合拳。1694年，英国政府以8%的利率发行了120万英镑的公债，建立了英格兰银行，帮助威廉三世的大臣们解决长期融资难题。随后，英国政府重组联合东印度公司、成立南海公司，以向国家提供长期贷款为条件，授予这两家公司以经营特权。这种稳固的财政制度安排，使英国在1713年签订《乌得勒支和约》时仍保持良好的金融信誉，尽管它当时已背负沉重的公债包袱。相比之下，缺乏公众信誉成为法国财政体系的最严重缺陷。12
四是模式创新。
这里的模式主要说的是这些潜在主导国处理对外关系的方法。作为现代国家，它们的首要任务，或者说谋求发展的首要途径，便是处理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尽可能多地从外部世界汲取国家发展所需的资源。谁的模式更先进，谁就发展得快。对海外财富的寻求与对大国竞争中的安全感和荣誉感的寻求，驱动了这种模式创新。相对于其他欧洲国家，荷兰和英国的最主要模式创新莫过于“政府特许经营”，即所谓“东印度公司”（也包括“西印度公司”）这一半官半商的海外扩张模式。两国几乎同步启动这一模式创新。荷兰在这方面规模大、进展快，早期获利大；英国规模小、进展慢，早期获利远不如荷兰。但相比荷兰涸泽而渔、横征暴敛的重商主义特征，英国的特许经营更注重长线经营，逐步发展到殖民主义的新形态，结果英国后来居上，开辟了更富效力和持续性的模式创新。在这些模式创新的背后，折射的是特定类型的资本主义形态，或者说代表着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
特许经营这一官、商、军结合的运营模式，其实是在当时现代国家的政府形态尚不完善、功能不够强大的情况下资本主义谋求快速扩张时的一种特殊状态，是一种兼顾经济收益、政治收益和地缘收益的模式安排。1602年，荷兰政府效仿英国，筹资组建了“联合东印度公司”（缩写为VOC，被称为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区别于其他国家的东印度公司），其资本规模是英国的10倍。荷兰东印度公司依据章程获得了从好望角到麦哲伦海峡之间的贸易垄断权，并开始在“香料群岛”13建立堡垒、组建军队，一边开拓贸易渠道，一边打击竞争对手，很快排挤掉来自葡萄牙和英国的竞争，垄断了“香料群岛”的肉豆蔻和丁香贸易，并以高出收购价14～17倍的价格向欧洲和印度出售，赚取高额利润。17世纪，欧洲市场平均年需香料100万磅[1]左右，而独占了“香料群岛”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完全占领该市场，对欧洲的香料供应量竟达112万磅。这个具有国家性质、进行血腥掠夺、垄断东方贸易的商业公司，为荷兰积累了大量财富。14“它的财富，以及它不久即赢得的权势，使它在整个17世纪具有一种不可匹敌的声望。”15
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比荷兰组建东印度公司还早两年，几乎与荷兰同步开启了模式创新。与荷兰一样，英国最初也想在“香料群岛”追逐商业利益，但此时英国的实力不如荷兰，在竞争中处境不利，不得不避其锋芒，转向南亚次大陆和中南半岛的莫卧儿帝国、暹罗和缅甸，结果开创出比“重商资本主义”更先进的、可被称为“殖民资本主义”的更新型模式——这意味着英国实现了二次模式创新。殖民资本主义是一个包括经济剥削、政治拉拢、社会压制和军事裹挟等在内的综合体，血腥程度稍低了些，从事经营的方式和种类也更多元。相较荷兰，英国可以用更小的代价从殖民地更加稳定地获得原料、市场和人力支持。而荷兰东印度公司重商主义属性过重，说是贸易，其实是半骗半抢，利用当地人的不开化，故意压低价格，甚至不支付货币，仅以一些旧物品做交换来糊弄当地人。不仅与当地矛盾激烈，常常遭遇激烈抵抗，而且由于过分聚焦于香料贸易，一旦香料价格下跌，荷兰东印度公司就陷入窘境。英国的二次模式创新，乃是英帝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核心支撑。尤其是在美国独立、英国失去北美殖民地之后，英国在南亚的殖民为英国提供了重要的原料支持、市场支持、财政支持和人员支持（包括兵员支持），对维系英国的国家运转及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位置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上述一系列重大创新的结果，是增大了潜在主导国的综合优势，帮助这些国家确立真正的主导地位。从17世纪开始，在上述四方面创新的推动下，荷兰的政治形态、经济形态、社会形态和对外关系形态不仅比西班牙更加先进，而且比当时其他欧洲国家也更先进——内部国家形态有所优化，对外扩张也获得强大势头。这保证了荷兰在反抗西班牙统治的过程中越来越强，可以一边打着仗，一边谋发展。待到战争结束时，荷兰已完成崛起大业，成为盛极一时的“海上马车夫”和世界贸易枢纽，并成功利用这一有利位置实现了国家利益最大化。
这四方面创新同样成就了后来居上的英国。自1588年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1600年成立东印度公司，1607年在北美建立第一块殖民地，英国也较早地驶入世界现代化的快车道。英国借助不断增长的国家实力，通过四次英荷战争，击败日渐衰败的荷兰，成为新的主导国，并不断扩大在全球的殖民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