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导阶段的演进动力学
本章的开头曾简要介绍过主导国自身如何演进、如何主导国际体系和推动国际体系演进，并将二者良性协调起来的基本原理。那就是：在主导阶段，主导国在世界体系中居于最有利的中心位置，推动着本国国内和外部世界的商品交换、资本交换和人员交换。一方面，这种大开大合的交换加速了主导国内部的经济形态、社会形态和政府治理体系的发育成熟，形成更加现代化的政府治理体系、更加现代化的经济运行体系、更加现代化的社会形态、更可持续的人与自然关系，以及平衡协调的内外政策关系，从而有助于维持主导国内部的经济盈利性、政治合法性、社会稳定性、生态可持续性，以及内外大局的统筹性；另一方面，这种交换是在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有助于维护现代世界体系的平稳运转，并推动现代世界体系的规模扩张和进一步纵深发展，带动更多国家参与世界现代化进程。
接下来，本节将分别就荷兰和英国的状况对这种演进动力学略做展开。
先说说“荷兰奇迹”与“荷兰的世纪”。
由于此前一系列重大创新活动，加之艰苦卓绝的长期努力，17世纪的荷兰当之无愧地成为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以及重商主义国际体系的中心。荷兰的经济发展被称为“荷兰奇迹”，这一时期的荷兰被称为“黄金共和国”，17世纪也被称为“荷兰的世纪”。凭借巨大的货物吞吐规模、统一的货币质量标准、可靠的商业信誉保证（这种信誉的一个重要例证是，即便是正与荷兰交战的西班牙的资金，也可以从荷兰的银行流入流出）、发达的航运能力和由此而来的更低运输成本，以及更加可靠的航行安全保证（此时荷兰商船可以请求荷兰海军为其护航，从而免于海盗掠夺），17世纪荷兰的货物转运地位无可撼动，其他国家根本无法与荷兰竞争。16巨大的货物转运又为荷兰快速积累了大量资本。一方面，这种巨额资本推动了荷兰金融制度不断提高效率、优化模式、好上加好，竞争力更强，更加有助于贸易便利化；另一方面，这种充裕的资本为荷兰提供了低廉可靠的投资，推动生产的扩大和服务的改进，这又可以拉动社会就业和增加民众福利，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这种良性循环的重要体现是荷兰社会形态的改进和社会稳定性的维持。在荷兰作为主导国的鼎盛阶段，荷兰的社会构成得到进一步优化。由于经济环境更好、政治环境更好、国际信誉更好，此时的荷兰吸引了大量高素质移民不断涌入，每个人都希望在这块“希望之地”找到实现个人价值的机会。这些人带来了更多的新思想、新技术、新技能，进一步促进了荷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这些人中，涌现了一大批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法学家（如近代国际法鼻祖雨果·格劳修斯，他的《论海洋自由》一书是影响极为深远的作品，对确立现代国际秩序的基本规则有重要贡献），又大大促进了社会文化的繁荣。17
即便不是社会精英，也可以是经济发展的受益者。经济的繁荣形成“涓滴效应”，为人们提供了多元且充足的就业机会；即便是找不到正式工作或者一时受了伤，也可以打些零工勉强糊口，例如给人跑跑腿儿，在教堂生个炉子，或是星期天看守城镇的大门，等等。18
经济的繁荣还让慈善事业的兴起变得可能，这种社会救济也有助于社会稳定。此时的荷兰有30多个行会，每周为部分陷入生活困难的行会成员提供疾病救济金和贫困补助金，防止他们在社会等级中快速下滑。如果他们过早去世，留下年幼的孩子，行会也会负责照顾这些孤儿，将他们收进孤儿院。城市和教会也对贫困人口发起慈善救济。一些修道院还为穷人提供免租房，一些医疗机构还提供少量的免费医疗，甚至还有些机构可以为一些地方的贫困儿童提供免费教育。19这些社会救济措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算是相当先进的了，也被后来的很多国家效仿，荷兰因此被视为慈善事业的先驱和典范。社会精英的兴起以及慈善事业的发展，反过来又为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提供了助力。
除了经济盈利性与社会稳定性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并有助于社会形态改进，经济活动与政治形态的改进之间也形成相得益彰的关系。15世纪勃艮第统治时期，在荷兰这块地方，以往邦国林立的局面被打破，地区一体化程度明显提高。为了加强地区治理，法国的三级会议制度被引入荷兰（尼德兰），并被改造成更适合当地情况的“大议会”制度。此时的政治制度“民主化”便开始发挥助推商业活动扩张的作用，因为这种制度设计的最主要特征便是分权，倾向于更加自治、民主决策和弱化中央政府。因此，资本的扩张不仅没有遇到任何政治障碍，而且还得到了政治上的强有力支持。到了荷兰成为主导国的时候，这种颇具“民主”特征的政治制度仍然扮演着“守夜人”的角色，有利于资本家和各行业、各层级的人们从松散的政治制度安排中各取所需，不受羁绊地追求财富。
与后来的主导国（英国）可以依托国内丰富的煤炭资源而发家致富相比，此时的荷兰资源禀赋虽然不尽理想，但也并非对经济活动毫无支持。尽管荷兰森林匮乏、煤炭稀少，但拥有独特的泥炭资源，可以为其早期工业活动提供能源支持。荷兰的泥炭资源十分丰富，并可通过运河交通进行运送，能够为酿造、蒸馏、制陶和制砖活动提供廉价的燃料。而且，聪明的荷兰人还发明了风车，作为辅助性的动力供给。据测算，风车和泥炭所产生的动力能源大概相当于80万公顷[2]森林转化来的能量。20我们也可以认为这种情况是一种特殊的生态可持续性。
荷兰成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第一个名副其实的主导国，这对于国际体系的演进更是意义重大。荷兰以自己为中心组建了一个复杂的国际经贸和金融中心，这实则意味着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全球化。它把欧洲、美洲、亚洲、非洲的各种生产要素串联起来，组成一个“中心-外围”的庞大国际体系，扣动了“世界历史”发令枪的扳机，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荷兰完全出于自身利益的举动，客观上推动了国际自由贸易规则的建立，探索形成了现代化的国家金融制度体系，并通过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推动形成了现代主权国家之间的最基本政治安排。荷兰主导下的国际体系，具有强大的“吸附”效应。英国、法国和其他主要欧洲国家的经济运转，都不得不借助荷兰提供的资本和国际“公共产品”；荷兰的优势地位，激励英国、法国等后发国家奋起直追——“比学赶超”的大国竞争，成为国际体系演化的动力。欧洲之外的更多国家和地区也被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全球化裹挟进来，成为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参与者。尽管这一过程非常痛苦血腥，却也迫使它们开启了各自的国家现代化进程。
再看看英国是如何成为“日不落帝国”的。
从荷兰手中夺取了主导国的地位后，英国也当之无愧地成为国际体系的中心。除了像荷兰那样充当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外，英国还成为首屈一指的世界制造业中心，是当时的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且是唯一的成熟工业化国家，这是巅峰阶段的荷兰所不具备的。其中的决定性原因是英国的重大技术创新造就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成为工业革命的首要受益者。1880年以前，在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英国是唯一一个业已充分发展的工业国家，在制造业方面拥有垄断性优势，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枢纽。相比之下，欧洲大陆国家的工业化尚在发育阶段，美国在19世纪60年代内战之后才建成横贯大陆的铁路，为全美范围内的大规模工业化提供交通基础设施的必要支持，美国工业化的主要阶段在1880年之后才全面完成。除了欧洲几个主要列强和美国外，此时世界上的大多数其他国家仍是相当落后的农业国。直到1886年“皇家工商业衰退调查委员会”发布相关报告前，英国一直没有认为国际竞争会成为英国未来工业发展的主要威胁。21
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英国一边从殖民地和其他国家进口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并将之用作国内制造业的工业原料，同时将低附加值（或者说属于低端产业）的农业“外包”出去，选择从世界各地购买粮食以满足国内消费需要，一边将工业原料加工成工业制成品，除了满足自身需要外，其他的工业制成品则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到其他国家。就其本质而言，这是当时的唯一工业国与世界上的其他农业国之间基于不平等的“相互需要”组成的国际经济体系。在1860年的英国进口商品中，棉花居于首位，其次是谷物，而后是食糖、羊毛、生丝、木材等。22这些原料被加工成制成品，这一过程同时拉动了国内就业，有助于社会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这些制成品被出售到殖民地和其他国家，亦满足了当地的生产和生活需要。诸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殖民地还开始越来越多地吸收来自英国的移民和资本，从而进入加速发展轨道。在主导阶段，英国是这一国际贸易体系的最大受益者，因而自由贸易理论在英国成为广受认可的社会哲学，并被认为是最为合理的国际关系体制，几乎完全赢得了两个政党的真心拥护。23
作为世界金融中心，英国还责无旁贷地充当起“世界金融家”的角色。由于持续出现利润盈余和大量剩余资本，从19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开始充当起世界经济活动中的“食利者”。到1875年，英国对外投资至少达到12亿英镑，产生的利息估计平均约为投资额的6%。这些投资种类繁多，从欧洲、美国和南美的铁路股份到美国的公债，再到印度的铁路股份和向殖民地政府的贷款，以及对各类商业企业的投资——从土地和抵押公司以及印度和殖民地银行，到轮船和电报公司。19世纪初，欧洲是理想的投资场所；19世纪中叶以后，投资重点开始转向南美殖民地和美国。一时间，英国成为世界经济中不可缺少的灵魂角色，许多国家的贸易和生产都不得不以英国为中心。24
与荷兰一样，主导阶段的英国也构筑起一个可以兼顾经济盈利性、政治合法性、社会稳定性、生态可持续性和内外统筹性的良性循环——这是一种理想的国家演进形态和国家治理体系。而且，与荷兰相比，处于主导阶段的英国，由于工业化水平更高，主导阶段持续的时间更长，因此国家形态在各个领域的发育也比荷兰更加成熟完善。
这种成熟和完善首先体现于英国政府形态的巨大变化。生产方式的深刻变化和长期经济繁荣必然带来政治上的变革，因为政治秩序的安排总是要顺应生产力的需求才好。也就是说，经济现代化必然要带动相应的政治现代化，促使政府不断提高治理效率和政治合法性，由此引发国家治理体系和政府规模、形态与功能的深刻变化。
英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政府形态的变化，可以主要归结为英国民主化的发展。具体可从五个方面看。一是议会的改革。在既有的君主立宪制框架下，从1832年开始，英国对议会下院实施了多次渐进式改革，逐步改变了议席分配的不合理状况，消除了对选举权资格的不合理限制，实现了成年男子的普选权，并大力打击选举腐败，完善了选举方法。进入20世纪之后，这种改革仍在延续，最终将选举权扩展到全体成年女性公民。至1928年，英国所有成年人都获得了平等的选举权。25二是政党政治的确立。自由党和保守党的两党对立格局的形成，是英国政党体系现代化的标志。两党均建立了全国性的政党组织，拥有垂直管理的政党结构、固定且有感召力的党魁、以吸引广大选民支持为目标而制定的党纲、靠《反贿赂法》来保证的日趋规范的竞选活动，并由此形成了总体有序的两党轮替。三是中央行政部门的扩大。殖民地事务部、印度事务部、济贫部、教育部等新部门陆续建立，不断扩充了政府的职能。26四是文官制度的确立。英国政府多次修改立法和颁布枢密院命令，对文官制度进行改革，规定成立“文官制度委员会”，负责文官招录和考核，逐步取代官职恩赐制，并对文官的分级、薪酬、晋升、组织管理和能否参与党争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规定。这不仅为英国政府节省了开支，而且大大减少了腐败，净化了政治生态。27五是地方政府改革。应民众的强烈要求，给予地方更大的自治权。地方政府的大部分官员亦由当地居民选举产生，终结了上级任命的官职恩赐任命制度，铲除了腐败源头，净化了政治风气，提升了基层的执政能力、责任感与政治合法性。28
此时的英国社会也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这种变化同样是生产方式的变化和经济繁荣催生出来的，而且与英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国家繁荣的突出标志就是“收入的增加遍及所有阶级”。农业在赚钱，地租在上涨，地主们更是从矿产权的出让以及城市扩大而带来的征地收益中获得巨大财富。在其他领域，也产生了很多可以带来高收入的新职业。即使没有跳槽到这些新岗位，许多职业的货币收入也增加很多，收入增速大大超过同期物价上涨。那些终身在同一职位工作的人，其工资增加率在1851—1886年大约为30%。这个巨大的向上趋势使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免于社会争吵”，达到历史上少见的程度，甚至滋生出一种轻率的乐观情绪。29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但政治上的及时变革足以吸纳激烈的抗议运动带来的冲击，工人运动的暴力色彩变淡，越来越具有“改良主义”倾向，劳资矛盾是总体可控的。30社会生活水平在上升，社会福利保障在扩大，济贫措施也在政府与私人组织的共同努力下有了很大的变化。到20世纪初，即英国的主导地位盛极而衰的拐点阶段，英国已制定出《养老金法》《国民保险法》《最低工资法》《儿童法》等多部法律，用以保障社会基本权益。31中产阶级在社会结构中的比例上升，政治特权阶层的行为受到更多约束，社会诉求的表达和民众对政治生活的参与以更加有序的方式进行；政府以法律形式保障了工人的集会、罢工和集体维权的权力，工会组织蓬勃兴起；由于“工人贵族”的出现，工会更加倾向于与政府进行对话，并寻求必要的妥协。总之，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和政治的相应变革，英国绝大多数民众的经济处境和政治地位都提高了，英国社会的现代化特征越来越明显——这显然有利于英国社会的稳定。
关于这一时期的英国如何保证“生态可持续性”，可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方面，是英国的自然禀赋中丰富的煤矿储备为其工业革命提供了至为关键的廉价能源。这一点前文已有提及。另一方面则是，英国作为“全球工厂”，资源的大量耗费所带来的副作用如何消除的问题。作为最早开始工业革命的国家，英国也是环境污染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例如酸雨、毒雾和泰晤士河的污染等。为了摆脱环境污染、恢复生态可持续性，英国开始制定环境保护立法，在19—20世纪的鼎盛阶段，先后通过的法律有《河流污染防治法》《公共卫生（食品）法》《住房与城镇规划法》《煤矿开采法》《水资源法》《清洁空气法》等。英国的经验表明，保护生态环境、确保可持续发展，是治理现代国家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这一时期，英国在“内外统筹性”方面的具体体现是：处于主导地位的英国，其海外收益远大于其付出的海外成本，或者说，英国从其主导的国际体系中的获益远比维持这一体系的成本多。在此过程中，国际体系的演进也比荷兰主导时期迈出更大的步伐。英国依靠无出其右的强大军力（尤其是海军）优势，对其他后发大国构成必要的安全威慑，让它们不敢轻举妄动，被迫遵守自拿破仑战争之后创立的以“欧洲协调”为特征的大国均势，维持总体上的大国和平，对英国的倡议予以配合——这保证了英国倡导的自由贸易体系能够持续运行，不被大国之间的战争打乱。银行和各类信贷机构的大发展，尤其是1870年之后在西方和其他各国货币按黄金确定法定价值的习惯的发展，也给世界暂时地带来了统一的货币价值体系，为自由贸易发展提供了难得的优越条件。32这种总体和平与开放的环境，也让美国和欧洲其他后发大国得享宝贵的国际和平环境，加快国内发展，并顺畅地从英国带头开拓的殖民体系中“分一杯羹”，拓展本国的殖民事业。这算是英国为其他后发大国提供的“公共产品”，也是英国的国际主导地位被广为接受的原因之一。
英国还同样以军事优势迫使欧美之外的更多后发国家开放国门甚至放弃部分主权，加入英国主导的国际贸易网络之中——这等于进一步开拓了英国的贸易边疆，增加了英国的海外收益。英国的国际政治影响力也随着其在经济方面的对外影响力同步提升。英国商品到达哪里，英国的政治和安全势力就渗透到哪里。凡是势力所及之处，英国就得以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在印度和远东是如此，在西欧、美国和俄国，同样如此。33
如果说荷兰推动了第一轮全球化，那么英国则是第二轮全球化的首要推动者。英国凭借其强大的生产和“推销”能力，创建了一个比荷兰主导时期参与规模更加庞大、产品种类更多、分工更加细化、运行更加有序的全球合作体系和自由贸易体系，确立了比荷兰主导时期更完备的国际政治安排，“万国邮政联盟”34等国际组织相继建立，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国际法准则日趋完备。现代国际秩序的演进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并带动了更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