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危机中乘势而起

美国作为后发大国，是如何在“英国周期”内的历次危机中化危为机、乘势而起，最终成为新的国际体系主导国的呢？

其一，要归因于内部发展空间的挖掘。当1825年第一次爆发国际性经济危机，1857年第一次爆发世界性经济危机，欧洲各国正苦于国内发展空间的狭小之时，美国正处于如火如荼的西进运动之中，有似乎无限广阔的经济发展空间等着富有冒险精神的美国人去开拓。无论是对于美国的农业发展还是工业进程，西进运动都具有重大意义。西部开发使美国的耕地面积从1790年的3000万英亩^[1]增加到1860年的超过4亿英亩。美国成为农业大国，西部农业的发展为东北部提供了充足的粮食供给，而人口的大量西迁则为东部的工业品开辟了广阔的国内市场，在美国国内形成了东西双向互补的发展格局。西部地区矿产丰富：苏必利尔湖附近有丰富的煤矿；明尼苏达蕴藏大量便于开采的铁矿；世界上最大的铅矿位于密苏里州、俄克拉何马州和堪萨斯州形成的三角地带；在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南方各州，石油储量极为丰富，对美国日后的工业腾飞具有重大意义。西进运动还极大地拉动了美国的铁路建设，并连带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主要来自英国），拉动了本国的钢铁制造及相关产业。对美国人来说，在东西相距4500公里的美国境内，要解决大量拓荒者前往远西部，双向营销西部剩余农产品和东部工业品，只能依靠铁路。1830年，第一条铁路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正式通车；1833年，长达136英里^[2]的查尔斯顿—汉堡铁路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长的一段铁路。1850—1860年，仅密西西比河上游地区就铺设了1万英里铁轨，东北部到密西西比河的旅程畅通无阻。1

其二，重大技术创新的作用功不可没。在当时的国际体系主导国英国陷入1873—1896年“大萧条”时，美国国内正在一系列重大技术创新的驱动下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1869年，美国著名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创办了爱迪生公司；1879年，在经历1300多次实验后，爱迪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只白炽电灯泡；而后他又改进了照明系统，包括发电机、馈电线和配电系统。在此基础上，1882年纽约建成第一座中心发电站。1886年建立的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经过长期科研，终于解决了交直流互变和高低压互变等技术问题，实现了电力的远距离输送难题。到19世纪90年代末，美国的重要城市都建立了发电厂，大企业普遍使用电能作为动力，各种电气设备获得极为广泛的应用场景。借着电力的广泛使用，美国将以煤炭和蒸汽机为主要动力来源的英国远远甩在后头。1893年，杜里埃兄弟在吸收欧洲汽车技术的基础上，研制成功美国第一辆单汽缸内燃机汽车。同年，亨利·福特制造出时速25英里的汽车，形成了美国日后汽车工业的雏形，开辟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2

其三，垄断帮助企业扩大了竞争优势。在英国的1873—1896年“大萧条”之前，美国企业的垄断程度并不高，美国国内的大部分经济活动都是由单个业主或几个合伙经营的小型企业来推动的。作为英国“大萧条”的结果或者说作为对“大萧条”做出的回应，从19世纪后期一直到20世纪初，美国企业的兼并活动明显增加，美国经济的垄断程度不断提高。从美国内战结束的1865年到1905年的40年中，很多单个经济组织被联合或合并为单一的托拉斯或控股公司。从单个企业、合伙制、托拉斯到控股公司，就是由小型的自由资本到大规模垄断资本的发展过程。洛克菲勒财团是这一发展道路的典型代表。1867年，洛克菲勒、安德鲁和弗拉格尔以合伙的形式创建了标准石油公司联合体，1882年合伙公司由标准石油托拉斯取代，1899年又演化为新泽西州标准石油公司（控股公司）。老约翰·D.洛克菲勒和他的同事们在30多年中陆续合并了近400家单个资本，在极盛时代，他的公司控制着美国石油市场的84%。1897—1903年，随着国际经济竞争的加剧，美国国内横向兼并（同类企业的合并）活动进一步加速，被合并的工矿企业超过2800家，形成美国国内第一次兼并高潮，明显强化了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1925—1930年，由于世界危机蔓延和国际竞争更加激烈，美国国内又掀起以纵向兼并（性质不同但相互关联的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合并）为特征的第二轮兼并高潮，合并企业数目超过4500家。3

其四，还要归因于对世界市场的开拓。即便是在羽翼未丰、根本没有剩余资本对外投资的19世纪20年代，美国也在拉丁美洲展开了一场与英国争夺海外市场的角力。这是因为在19世纪20年代，由于美国南方植棉业和北方工业特别是纺织业的发展，美国已经产生了寻找海外市场的需求。南方奴隶主对于占有新的土地和奴隶市场来拓展奴隶制经济也有很大的野心。1820年美国国会通过扩建海军的新海军法，便暴露出美国凭借军事实力扩展海外市场的意图。4正是在此背景下，1822年3月，美国总统门罗发表了承认拉丁美洲新独立国家主权的咨文；1823年12月，门罗在致国会咨文中提出对拉丁美洲的新政策声明，宣称任何欧洲国家都不应染指南北美洲事务，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这就是著名的“门罗宣言”。此后，随着国内资本积累日渐充裕，美国不断加大对拉丁美洲的投资和商品出口。至19世纪末，当美国国内市场逐步饱和、各国对世界市场的争夺日趋激烈时，美国拓展海外市场的需求更加迫切，1898年美西战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爆发的。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波多黎各、关岛、菲律宾和古巴，扩展了在拉丁美洲的存在，还将海外殖民前沿推至亚洲。1900年，美国又提出针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要求与其他欧洲列强和日本均沾在华利益，想要把中国变成共享的海外市场。

其五，是政府对经济社会事务的干预。当“英国周期”下的世界危机在20世纪初发展至“终结性的世界危机”阶段时，美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政府职能也在扩展，政府对金融、工业和社会层面的介入力度不断增大。20世纪初开始兴起的“进步主义”社会运动，推动美国政府调整与大公司以及与美国社会之间的关系，改变以往在劳资矛盾中“机械地偏袒资方”的做法，努力做到“公平施政”，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向更现代的方向发展——这相当于增加了国家治理体系在内外危机中的韧性。为应对猖獗的金融投机和严重的金融危机，将巨兽一般的金融帝国置于更有效的公共监督之下，20世纪初的美国政府积极推动银行体制改革，1913年制定《联邦储备法》，并依此建立联邦储备机制，即美联储。一战后的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最后狂欢”的时代，结果引发1929—1933年席卷全球的“大萧条”，彻底摧毁了本已风雨飘摇的英国主导下的国际经济体系。为应对这次自己酿成的世界危机，美国推出“新政”，大大强化政府职能，全面加强国家管理，并顺应二战的形势需要确立战时体制。这些措施为美国顺利度过世界危机、确立战后国际主导权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