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益败坏的财政纪律
鉴于荷兰和英国等主导国在衰败阶段的状况以及以往“终结性的世界危机”的特点，对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美国运势的观察，至少有两个值得关注的方面：一个是美国政府财政纪律的败坏，另一个是美国国内政治与社会矛盾的升级。这两方面状况的迅速恶化不仅将加速美国的衰败，而且成为“终结性的世界危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复杂的共振和连锁反应。
让我们先来看看美国日趋松弛的财政纪律和不断恶化的债务状况。
通常所说的美国债务，有政府公共债务、企业债务和家庭债务等很多种。政府公共债务又分为联邦政府债务和州及地方政府债务。我们通常说的国债，是指联邦政府公共债务，也称主权债务。不同类型债务的形成原因、规模及其作用或影响通常有很大的差别，不能一概而论。借债并非总是坏事。很多时候，正是债务的出现推动了经济环流的形成和生产活动的扩大。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美国修改了国际经济运行规则，构建起以美国负债为主要驱动力的全球经济环流，并利用对外负债来巩固和强化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8长期以来，由于美国的综合优势，美国的国债不仅没有被当作问题，反而还成为维持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运转的必要动力。
作为主要对美贸易顺差国的东亚国家、石油出口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为维护其大额外汇储备的安全，不得不将手中结余的美元储备继续投入美国，购买收益相对稳定的美元资产，由此成为美国国债的主要外部持有者。其中，中国和日本是美国国债最主要的外部持有者。由于外部经济体对美国国债的强劲购买力，美国得以源源不断地通过发行国债获得大量廉价外部资本，为美国国际收支赤字和国内预算赤字融资，维持美国债务经济的持续运行。依靠这种借债模式，美国在国内得以长期维持着低储蓄、高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维持着美国金融市场的持续繁荣。依托成熟的资本市场，美国居民将大量资金投入以股票为主的金融市场，股市繁荣将增加居民持有的净资产和可支配收入，消费的增加又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基于美国与上述国家的“相互依赖”关系，这种借债模式也成为美国构筑国际经济环流的重要方式和美国掌控国际经济体系的重要手段。
出于维护国家金融信誉的考虑，美国宪法授予国会以设定国债上限的权力——这是一种自我约束的财政纪律。一战期间，美国国会通过《第二个自由债券法案》（1917年），规定了政府的举债数额以及可以采取的借债措施。该法案确立了国会在法律上可以控制政府债务的地位，被认为是设定美国国债上限的起点。此后，面对二战即将爆发的形势，20世纪30年代国会开始从立法控制财政部的发债权转为限制财政部的发债总量，并于1939年首次明确规定美国国债规模为450亿美元；随着美国对战争的卷入日深，国会设定的国债上限也不断提高，1945年确定为3000亿美元。二战后，国债上限又被压缩至2750亿美元，并一直维持到1954年。即使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也只通过增加税收而非增加国债为战争融资。1954—1962年，美国国债上限降低了2次，提高了7次，直到1962年国债上限再次被确定在3000亿美元。
由于二战期间的战争支出，1946年美国的债务水平超过GDP的100%。其后的30多年里，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降低了美国债务在GDP中的占比，1974年美国债务与GDP之比达到二战以来的最低水平，为24%。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快速增加的军事支出和大规模减税，美国债务水平进入了不断上升的新阶段。90年代，在克林顿政府的加税、削减军费和美国经济繁荣等因素的作用下，美国债务占GDP之比逐年下降，甚至从1998年开始连续4年出现预算盈余——这是40多年来的第一次。进入新千年后，美国债务水平再次提高。小布什政府发动的两场战争让美国债务骤然飞涨，奥巴马政府向弱势群体倾斜的福利支出和为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的救助和刺激政策，进一步增加了美国的债务水平。9
随着国债不可避免的增多，美国的财政纪律日益变得松弛。1962—2010年，美国国会共74次改变国债上限。尤其是从2001年开始，为了支付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费用，美国国债上限的提高更加频繁，美国国债规模的上升态势日趋明显。2007财年，美国国债上限为9.8万亿美元，国债数额为8.92万亿美元，国债占GDP的比重为65.4%；由于政府在危机中的救助行动，2008财年国债上限调整到10.6万亿美元，国债数额增至9.96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70.0%；2009财年的国债上限进一步上调至12.1万亿美元，国债数额增至11.91万亿美元，占GDP的84.1%；2010财年国债上限更调至14.29万亿美元，国债数额增至13.53万亿美元，占GDP之比为92.1%。10
此后，国债上限的调整和国债增发的规模一发不可收拾。到2017年，即特朗普上任首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从2007财年危机爆发前的8.92万亿美元上升一倍多，达到20.44万亿美元，占到GDP的105.4%。如果再加上50个州和各地方的其他公共债务，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仅10年时间，美国公共债务规模已骤升至26万亿美元，占到GDP的130%左右。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大力推动税改，于2017年年底签署《减税与就业法案》，希望通过减税刺激经济繁荣，进而增加政府收入、平衡政府预算。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这一法案将在此后10年中为GDP增长贡献一个百分点，但同期为美国政府增加1.8万亿美元的债务。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暴发后，特朗普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大手笔救助举措，仅2020年4—6月联邦政府的公共债务就新增3万亿美元，接近当年GDP的15%，大大加剧了联邦政府的债务负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这场由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过后，美国政府债务将超过GDP的130%，比10年前高出超过30个百分点。美国能否以及如何管理其巨额债务，不仅事关美国自身的财政状况和财政信誉，而且可能在全球引发连锁反应，深深影响到其他国家对债务的态度以及债务管理方式。11
美国宪法赋予国会设定债务上限的职责，在财政纪律方面进行自我约束，这一初衷是好的。实际操作中，国会的这一职责其实无法真正履行。在议员的有限任期制度以及“寅吃卯粮”的战略文化之下，每次两党激烈争吵甚至政府“关门”的闹剧之后，都是债务上限被一而再再而三地调高。据统计，从1960年以来美国国债上限平均每8个月就要上调一次，这一旨在维护美国金融信誉的自我约束机制完全成了摆设。按照一般人的基本逻辑，借的债总是要还的；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债务水平不断升高必然拖累长期经济增长。因此，尽管关于维持债务与GDP之间怎样的比例才算是财政健康这一问题并无共识，美国的执政者都应该意识到，必须避免过多借债，要尽量压低债务水平。可是，降低债务水平需要艰难的政治决断。无论是通过减少支出、增加税收还是转嫁危机的方式降低债务，美国都将付出更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代价，在美国的选举体制之下难免出现更多折腾。
美国这种借债度日、以新债还旧债、以债务维持国际经济环流和美国经济地位的债务经济模式能一直持续下去吗？美国会不会像英国在“终结性的世界危机”阶段那样，也遭遇严重的财政危机或债务危机？由于未来的多变性，人们很难预判具体事件将如何展开，因此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只能是粗线条的。而且，只有摆脱技术性思维的束缚，从粗线条的战略趋势角度去考虑这一问题，我们的判断才有可能与即将发生的现实同向而行。
最粗略的两条线索无非是美国政府的借债需求与还债能力。
从实际需求看，未来几十年美国的借债规模可能是天文数字。这首先来源于美国财政支出的刚性需求。尽管美国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在西方国家之中算不上好的，但这方面的支出在美国联邦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很大，一般为50%左右。要维持必要的社会稳定和社会竞争力，这方面的支出不仅无法削减，而且由于美国人口老龄化和福利资源分配不均，未来这方面的需求可能还更加迫切。另一笔大的财政支出是军费。世界性的危机越是升级，美国的国际地位越是不稳，美国就越不敢轻易削减军费，甚至随着海外成本的不断增加，随着大国博弈日趋激烈，美国还要不断增加军费——因为这涉及美国的威慑能力，涉及美国的国际主导地位。未来可以想见的是，美国要维护现行国际体系的海外行动成本将越来越高，绝不是越来越低，军费开支将越来越成为美国的一个财政负担。另外，为了扭转美国经济结构越来越“空”的局面，同时为了应对“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困境，美国正酝酿推出大规模基建措施。多年以来，美国各界对于推动大规模基建多有议论，但由于可能造成沉重的债务负担，因此每每议而不决。如果美国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美国的府会和两党可能会产生一种“顾不了那么多了”的想法，为国内基建而大举借债。若是如此，美国的债务规模可能在现有基础上成倍地增长。
与此同时，美国的还债能力与还债意愿却是人们必须重视和警惕的。
通过增设税目或上调税率提高财政收入，在哪个国家都是不受欢迎的政策，美国的政治人物大都倾向于推行减税政策以取悦选民，只有在未来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下，美国才可能尝试加税。加税必然招致社会反对，并会牺牲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又反过来削弱税基。既然增加税收的方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均不太可行，美国政府便大多采用应对债务的另一种方法——增发货币。以美元贬值来稀释美国政府的债务，这种方式很不道德，却是美国政府的常用手段。12金融危机后，美联储长期维持量化宽松政策，在新冠疫情暴发后甚至推出“零利率+无限量宽”的兜底政策，更折射出美国政府在债务问题上的态度。特朗普上台后，还通过修改国际贸易规则、对主要经济体发起贸易摩擦的方式，试图以此增加美国对外出口，在拉动国内就业的同时改善财政状况，这种方法只能招致贸易报复，效果不会太好。
既然未来几十年美国的借债需求可能是个天文数字，而美国的还债能力却是个天大的问号，那会发生什么呢？理论上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债务利息和巨额到期债务把全年的财政收入都消耗殆尽甚至仍有亏空，这个国家就没有信用再发新的国债，失去借新债还旧债的融资能力，并严重削弱其金融信誉，导致巨大的财政危机。即便美国掌握着货币特权，也只能延缓这一时刻的到来，无法根本逃脱这一基本规律。一旦美国政府的债务透支接近极限，加之美国对国际体系的主导能力显著下降，美国对国际合作的参与热情显著下降，各类经济体就会对美元失去信心，就会提前预防，一场与美元、美债相关联的更高级别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有可能发生。有权威观点认为，从后危机时代的实际情况看，美国遭遇这种危机的概率已经超过5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