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金时代的政治分赃和集体腐败
1873年，马克·吐温与查尔斯·达德利·沃纳出版《镀金时代》一书，以极具讽刺性的手法揭露了西部投机主义者、东部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相互勾结、大肆掠夺社会财富的景象。由于小说里的描述与当时美国的现实生活如出一辙，从此人们便开始用“镀金时代”一词来特指从1865年南北战争后到19世纪末这段浮华虚荣而又高度腐败的特殊历史时期。
在镀金时代，美国政治的最大特征是政治分赃。
前文谈到，分赃制是指大选中获胜的政党将行政职位视为战利品，按党魁意愿将其分配给本党党员以及为本党提供赞助的资本家或其他人员。这些人上任后，继续利用其掌握的行政资源为本党和特定商业利益服务。从19世纪30年代到19世纪末，政治分赃是美国政治中的最突出特征，在联邦和各州及地方层面都有广泛体现。直至今日，我们从美国的政治任命官员制度中仍可看到政治分赃制的影子。
政治分赃的制度化，始于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执政时期。杰克逊总统1829年上台后，改变了建国以来一直实行的“绅士治国”制度，以推行“轮流担任公职制度”为名，撤换了979名（占公职人员总数的约10%）前任政府留任的政府官员，代之以更加效忠于自己的民主党党员。从此，杰克逊的支持者纷纷涌向白宫以求得一官半职，形成前所未有的“猎职热潮”，正式开创了政客分享肥缺、实行政治分赃的先例。1832年，纽约州参议员威廉·马西公开辩解说，“在政治上也像在爱情上、战场上一样，赃物属于胜利者所有”。8分赃制由此得名。
19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政府机构的不断扩大和公职人员数量的快速增加，政治分赃愈演愈烈。每位新总统上台后，都要发动一次大规模政治清洗。1841年辉格党人威廉·哈里森上台，把大部分民主党官员赶下台；1845年民主党人詹姆斯·波尔克上台，又把大批辉格党人撤换掉；1861年来自共和党的林肯总统执政后，将1639名总统直辖官员中的1457人予以免职。南北战争结束后，政治分赃与贪得无厌的商业精神深度结合，更是发展到登峰造极、无孔不入的地步。1885年上台的民主党总统克利夫兰，虽然口头上反对分赃制，但面对共和党人控制联邦文官职务的局面，面对民主党支持者要求政治回报的压力，不得不将约10万名共和党官员（当时联邦政府职业文官数量为12.6万人）免除职务。9
实行政治分赃的结果，是官商勾结成风、体制运行混乱，使镀金时代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时期。这一时期的腐败在联邦和各州及地方的行政、立法与司法领域都有体现，整个国家处在“拜金主义”思想的全面笼罩之下，人们对腐败司空见惯，当它是商业行为的润滑剂，甚至将其变成堂而皇之的公开合法行为。
在这一时期，行政部门的腐败行为可以说是全方位和多种多样的。
一是把持公共职位。政治分赃的首要含义，便是将公共行政职位作为政党在选举获胜后论功行赏的战利品。在每一个被政治机器掌控的城市，都有为数众多的政府部门工作职位被用于犒劳或者施惠。仅就纽约市而言，19世纪70—80年代由该市的政治机器坦慕尼协会垄断的市政职位就有4万多个。
二是偷窃国库。基于对众多行政职位的把控，政治机器对国家公共财产的侵吞变得更加容易和更加隐蔽。例如，纽约市前议员和国会前议员威廉·特威德在任坦慕尼协会老板期间，直接或间接盗取国库的金额不少于3000万美元，甚至有估算可能达到2亿美元（按1870年美元价格计算）。
三是不当利用政府内部信息。任何与城市建设规划有关的内部信息，如高架桥的搭建、高速铁路的建设、街心公园的改造等，都可能成为政治家和官僚牟利的工具。他们往往预先廉价购买附近地皮，而后在政府公布开发计划、地皮价值暴涨后予以抛售，从而套取巨额利益。一些政客还多次公开宣扬上述行为的“诚实性”与“合法性”，认为通过低买高卖的方式获取投资收益是市场对政治家投资能力和远见卓识的最佳回报。
四是在政府采购过程中巧取豪夺。其典型手法是以签订政府工程采购合同的形式，将巨额财政支出转移给私人企业，而合同金额往往远远高于实际花费。同时，许多城市的财政资金被存入与政府关系良好的商业银行，城市医院的药品和贫困居民的救济物资供应权被特定企业垄断；街道清扫、垃圾收集等市政服务被外包给指定承包商，而官员可以借此捞取巨额回扣。
五是违规出让特许经营权。通过出让特许经营权从私人企业索取贿赂和回扣的现象，在这一时期的美国政府官员中也是司空见惯的。圣路易斯的一家名为“市郊铁路公司”的总裁查尔斯·特纳被证实向该市上议院和下议院的立法者行贿14.4万美元，以换取价值300万美元的特许经营权。除市郊铁路公司之外，圣路易斯的“中心有轨电车”和费城有轨电车的特许经营权亦成为政府官员的获利工具。欲壑难填的政府官员甚至还不断向新公司发放竞争性特许经营权，策动公司之间的兼并与反兼并战，坐收渔人之利。
六是实施弹性管制。在管理被禁止或受限制的行业时，公职人员通过向私人集团大开方便之门聚敛巨额财富。在纽约、费城、圣路易斯、明尼阿波利斯、匹兹堡、芝加哥等大城市，公职人员对赌博、烈酒销售和性服务场所课征行业准入费的现象非常普遍，一些胆子比较大的官员经常公开收取“保护费”，一些较为谨慎的官员对“保护费”的收取则通过适当的中间人进行。10
在这一时期的美国各层级立法机关，官商勾结现象也屡见不鲜。腐败集团通过控制议会选举和立法程序，为其腐败行为提供了强有力的保护伞。19世纪70年代初，纽约州和纽约市的议会选举完全处于坦慕尼协会老板特威德的控制之下，他们篡改得票数字，更换候选人姓名，把事先商定的人员推进议会。在这些人的腐败运作之下，纽约众多市政工程项目的提案批复畅通无阻，一系列欺骗性法律协议被恣意捏造。这一时期不同商业集团之间的利益竞争更是让立法机构的腐败丑态暴露无遗。19世纪末，为争夺厄利铁路公司的控股权，纽约中央铁路公司的铁路巨头范德比尔特与厄利铁路公司巨富古尔德展开了一场空前激烈的拉锯战。由于双方实力不相上下，对立法机构的影响力旗鼓相当，左右为难的纽约州参众两院竟然最终决定公开拍卖政策法规。由于古尔德集团的出价更高，代表其利益的议案最终顺利通过并写入该州法律。11
这一时期的司法领域同样未能避免腐败。政治机器影响并操纵着各州和地方法官的选派过程，并把持着法官席位的任命权，许多法官大多沦为政治机器的傀儡而非司法公正的代言人。由坦慕尼协会老板特威德挑选的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卡尔多佐就是多起司法腐败案件的主谋之一。在其包庇之下，上百名与特威德集团有关的罪犯被减刑或赦免。工商业巨贾通过行贿干涉案件审理的事件也屡见不鲜。这一时期最为臭名昭著的腐败案是格兰特总统时期的“动产信贷公司丑闻”。它发生于1868年，直到4年后才被揭露。当时动产信贷公司承接了第一条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修建项目。该公司从成立时起就与一些高层有不正当利益输送，而后又涉及向联邦众议员行贿、从联邦财政中骗取巨额铁路建设款和不法资金运作等问题。为阻止司法部门调查，该公司通过分发铁路股票等方式贿赂相关政府官员，时任美国副总统科尔法克斯和后来当选美国总统的加菲尔德都被“围猎”。该丑闻造成的直接损失高达2000万美元（按1870年美元价格计算），但司法部门并没有对此起诉。12
这一时期的美国政府显然不关心公正民主和社会福利，政治合法性绝不是他们认为应该追求的东西，也很少有人关心贫困、失业率或者托拉斯问题，他们关注的只是“坐在马车上的极少数人的利益”。他们的主要做法是让政府维持虚弱和无为的状态，从而为企业家们竞争财富创造最大化的便利——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消除一切阻碍和威胁，使每个阶级和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安全地行使权利和追求自由”。13
骇人听闻的集体腐败不仅暴露了这一时期美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薄弱，而且反映出政治体制只是被少数精英牢牢把控，存在严重的合法性赤字。镀金时代的美国总统大都是不太知名的，就像首都华盛顿那样没有在国家生活中发挥太大的作用，而且人们也似乎不愿意记住他们的名字。格兰特（1869—1877）、海斯（1877—1881）、加菲尔德（1881）、切斯特·阿瑟（1881—1885）、克利夫兰（1885—1889，1893—1897）和本杰明·哈里森（1889—1993），他们之中没有一位因采取了有利于现代国家治理的举措而被后人铭记，更没能得到历史学家的积极评价。加菲尔德的经历或许能够给人留下稍微深刻点儿的印象，那也仅仅是因为他被一名希望在政府部门谋份职位却没能如愿的人刺杀，并在昏迷两个月后最终死去。克利夫兰是上述这些总统中唯一的民主党人，但他同共和党人也差别不大。当他赢得1884年总统大选时，金融家杰伊·古尔德在发给他的一份电报中这样写道：“整个国家的商业利益将在您的掌握下得到保障。”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