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人至上主义与“黑人的命也是命”
长期以来，黑人与白人是美国社会种族结构中截然对立的两极，由此而生的以“黑白矛盾”为主要表现方式的种族分化和种族对立，是造成美国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从美国建国之日起，黑白矛盾就是当政者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200多年来，与肤色相关的问题始终左右着美国政治，似乎没有什么时候是真正的“色盲”时代，只不过有时候是显性的种族主义让位于隐性的种族主义而已。到21世纪，特别是在奥巴马和特朗普执政时期，种族主义再度成为显性议题。两种极端对立的思潮，同时在美国白人和黑人群体中快速酝酿。其中一端是白人群体对传统优越地位的强烈怀旧情绪，表现为“白人至上主义”运动的泛起；1另一端则是以“黑人的命也是命”为口号的此起彼伏的大规模黑人抗议运动。一边的人认为给对方的权益太多了，另一边的人则认为还远远不够。白人中的一小撮人仍顽固坚持以“一滴血原则”为衡量标准的“种族纯洁论”和“种族优越论”，难以接受有非洲裔血统的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少数混乱社区中的非洲裔美国人则以“装白”为耻，根深蒂固的种族仇恨让他们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双方各有各的说辞，各有各的苦衷，各有各的不满，也各有各的偏见与局限性。两种社会运动一起发力，造成美国社会的高度对立和严重撕裂。
美国的种族分化和种族对立根深蒂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性的原因，有文化性的原因，有制度性的原因，也有政治性的原因。
要对美国建国200多年一直延续至今的种族问题做出解释，首先必须归因于其独特的殖民历史以及其后发生的一系列连锁事件。自欧洲人来到美洲开始殖民活动，他们便开始有组织地从非洲贩进大量奴隶，以获得最稳定、最廉价的劳动力供应。从16世纪开始一直到19世纪的300多年间，欧洲殖民者从非洲劫掠大量黑人并将其贩卖至美洲，其中一半以上被贩卖到北美的英属殖民地。这些黑人被迫在美国南方的棉花和甘蔗种植园从事劳动，生命权毫无保障，甚至都没有被当成人类。由于贩奴在当时是很普遍的现象，是欧洲列强们开疆拓土搞殖民的基本措施之一，因此美国的国父们在高举“人人生而平等”旗帜、争取建立现代国家时，并没有因自己本身是奴隶主而负有任何道德压力。他们之中只有一少部分人内心隐隐感到，这多少有点伦理不自洽，并可能在日后演变为棘手的政治与社会问题。
建国后不久，美国一些当政者就发现，国内外对奴隶制的批评声越来越大，废除奴隶制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可是，如果大量黑人奴隶成为自由人和美国公民，又很可能给美国的种族关系和社会稳定带来巨大冲击。面对这一问题，他们的第一反应是让黑人离开——要么将这些黑人送回非洲（如利比里亚），要么将他们集体迁往加勒比地区的某个岛屿。1816年成立的由开国总统华盛顿之侄布什罗德·华盛顿担任首任会长的美国殖民协会的宗旨和使命，就是致力于将美国的自由黑人遣回非洲。1862年8月14日，林肯总统在与自由黑人代表谈话时说：“即便当你们不再是奴隶的时候，你们仍远远不能与白种人处于平等地位……我们白人中有一种不愿意让你们自由了的有色人种和我们待在一起的情绪……因此，彼此分开对双方都要好些。”2只不过，此时的美国黑人群体已在北美土地上生活了数代人之久，大多已经“故土难离”，无处可去。因而南北战争后实行的“种族隔离”制度，实际上是在“遣回非洲”或“集体搬迁”行不通之后出现的“就地解决”的新方案。
即便用最简单的逻辑去推理，人们也能想象得出，“种族隔离”绝非长久之计。“隔离但平等”3的口号说得好听，但那怎么可能呢？种族隔离制度之下，依然存在着极为严重的种族歧视和滥用私刑等情况，黑人仍可能被白人随便找个理由便横加责罚甚至折磨致死。没有经历过奴役之苦和南北战争的新一代黑人孩子们，一定难以理解他们在政治上和人格上低人一等的原因——为什么我们一直要被隔离？为什么我们见到白人必须避让？为什么与白人的任何争议一定都是黑人的错？在诸多不解和不满之下，他们注定要寻求改变现状，哪怕在一种广泛存在的歧视氛围和暴力威慑之下，他们不敢公然表现出反抗态度，但他们可以偷偷离开。因此，在南北战争结束后近一个世纪里，美国黑人群体一直没有停止从南方向北方和西部的长途迁徙。2010年在美国出版的《他乡暖阳：美国大迁徙史》一书，用感人至深的笔触，记录了美国南方黑人这段辛酸的迁徙史。4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一读，以便能从一个个带着温度的具体故事中感受他们对未来的憧憬和现实生活的不易。
为数众多的黑人来到西部和北方的大城市，不仅让种族关系问题受到举国关注，而且为他们在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中争取更大权益、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机会。面对黑人群体不断增长的政治呼吁，1941年，罗斯福总统发布行政命令，要求将政府工作岗位向所有美国人开放，而不论其种族、信仰、肤色或原国籍。美国黑人群体抓住机会，顺势而上，证明了他们的能力，尤其是在二战中表现突出，涌现出很多英雄事迹。这进一步提高了黑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也为他们在战后争取更大权益奠定了基础。我们所熟知的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民权运动的本质，是政治权利在不同种族之间的再分配，而且显然是有利于黑人的。其引起白人所谓“逆向歧视”（即白人觉得给黑人的照顾太多了，反倒是白人受到不合理的冷落与挤压）的抱怨，乃是必然的。5民权运动的结果，是既带来了非洲裔美国人地位和福利的提升，也让人们在种族问题上更加小心翼翼、唯恐因说错话而丢掉工作，更加剧了不同种族之间的隐性隔阂。
黑人群体在美国总人口中占比不多，但黑人的权力诉求其实是美国社会中诸多少数族裔谋求更大权益的具体体现。非洲裔美国人政治诉求的背后，反映的是族裔人口变化对美国政治版图的重塑前景，这恰恰成为白人群体中很多人的最大忧虑。
20世纪90年代初，少数族裔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大致维持在25%左右。由于人口出生率以及外来移民等因素，白人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例持续下降，少数族裔占比快速增加。到2010年，少数族裔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已升至36.8%。其中西班牙裔美国人占17%，非洲裔美国人占12.9%，亚洲裔美国人占5.2%。美国人口普查局预计，2025年少数族裔占美国总人口之比将达39.6%；2050年少数族裔占比将达49.4%，其中西班牙裔占24.3%，非洲裔占14.7%，亚洲裔占9.3%。这意味着，到21世纪中叶，美国少数族裔在人口数量上将历史性地超过非西班牙裔白人成为“相对多数”，而非西班牙裔白人则将成为“相对少数”。6少数族裔感觉自己地位低下、太不公平，白人群体则担心“大替换”，害怕有朝一日美国不再是白人的美国了。这种人口学意义上的变化，必然带来不同族裔之间政治地位的深远变化，成为加剧种族矛盾和种族对立的重要原因。
种族对立的文化性原因，主要来自对种族差异论的宗教学和生理学解释。哪怕这些宗教的和“科学”的解释后来被证明根本站不住脚，也不妨碍它们继续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白人高人一等”的合法性论据和心理支撑。
在《圣经·创世记》中记载了这样一段传说，大意是：挪亚生有三个儿子——闪、含和雅弗。有一天，挪亚在葡萄园醉酒后赤身而睡，其子闪与雅弗对父亲极为礼敬恭谨，拿衣服为父亲遮体，避免目光触及父亲裸身；含则似乎态度轻浮，暗中讥笑父亲赤身裸体的不雅。挪亚醒来之后得知原委，便对含发下咒语，诅咒含的后代要世世代代做闪和雅弗的后人的奴仆。《圣经·创世记》中的这段文字甚为模糊隐晦，有很多细节之处未曾明示，但这段传说经过后人的不断解析和改造，成了论证奴隶制合情合理的宗教学源头。有意为种族优越论和蓄奴合理性做论证的神学家们断言，含在道德上是恶的，其后代也是如此，挪亚对他后代的惩罚是合理的，而非洲黑人就是含的后裔，欧洲人或高加索人的祖先便是雅弗。黑人被贩卖至美洲，成为白人种植园中世代受苦的奴隶，是他们祖先作孽的结果，是上帝早就安排好了的。在美国南方实行蓄奴制的时代，这一宗教学解释成了对现状合法性的有力论证。由于宗教在美国人生活中的特殊重要地位，宗教学的某些暗示往往超越“政治正确”和科学知识，成为影响人们思维判断的最深层动因。
美国内战结束后，南方黑奴获得了法律上的自由地位。关于黑人应该世代为奴的宗教论断显然说不通了。要继续为白人优越论和种族隔离政策做论证，就必须有更好的“理论”。此时，“科学种族主义”登场了。19世纪中叶一些很有名望的人类学家宣称，依据他们对世界各地的头盖骨研究，人类可分为欧洲人、亚洲人、印第安人和非洲人四个人种。欧洲人脑容量最大，智力水平最高，因而适合从事科学、艺术和管理等高尚的工作；黑人脑容量最小，属于低劣民族，只能处于社会下层。针对黑人曾创造出璀璨的古埃及文明，这些人类学家竟惊人地断言，古埃及的辉煌乃是白人文明的结晶。为进一步论证种族隔离的合理性，美国统计学家弗里德里克·霍夫曼在其1896年发表的《美国黑人的种族特征及其倾向性》一书中宣称，黑人在享受了30年自由后，其体质、心理和道德不仅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重要原因就在于黑人与白人血统的混合，混血儿的体质甚至比纯粹的黑人还差。这显然是在警示说，黑白混血儿已成为社会进步的破坏性力量，美国社会及其文明正因黑人的融入而面临严峻威胁。7直至今日，也很难说这样的“科学种族主义”论断已经彻底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消失。
种族对立的制度性原因同样值得关注。这其中最大的制度便是以“吉姆·克劳法”为代表的种族隔离制度了。关于吉姆·克劳有很多不同版本的说法。通常认为，吉姆·克劳是戏剧中一个黑人滑稽角色的名字，1799年首次出现于波士顿的舞台之上，1830年又成为一首黑人流行歌曲的名字，此后吉姆·克劳逐步成为白人对黑人的蔑称，或被用来代指一切与黑人有关的事物。所谓“吉姆·克劳法”，泛指1876—1965年美国南方各州以及边境各州针对有色人种（主要针对黑人，也针对其他有色族群）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一系列法律。在前文提到的《他乡暖阳：美国大迁徙史》一书中，作者威尔克森这样描述“吉姆·克劳法”：美国南方的黑人“是美国的公民，但他们并没有享受到公民应有的权利，一言一行仍受到吉姆·克劳法的严格控制。这些法律是19世纪美国在南方各州强制推行种族隔离制度的一个缩影。种族隔离制度从19世纪80年代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大约80年的时间，几乎相当于一个健康人的平均寿命，它至少折磨了四代人”。82019年获得第91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电影《绿皮书》，对种族隔离制度也有形象的描述。电影中提到的“绿皮书”全称叫“黑人旅游绿皮书”，最早于1936年由纽约黑人邮递员维克多·格林出版，是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前黑人专用的旅行手册。电影中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生动呈现了那个时代的种族隔离。其中之一便是主人公被邀请在一个高档庄园进行钢琴演奏，中途想要如厕，结果被告知只能用院子里一个由简易棚子搭建的茅坑——因为那时在美国南方实行种族隔离的州不允许黑人与白人共用厕所。
如今，在制度层面赤裸裸地实行种族隔离的情况基本不存在了，但各式各样由隐性歧视的法律政策引发的种族隔离以及由此造成的种族对立，在美国依然非常普遍。这其中，除了针对非洲裔美国人等少数族裔的选举压迫和暴力执法外，最为突出的恐怕要数“居住隔离”了。
1968年由约翰逊总统签署的《公平住房法》，并没有彻底改变非洲裔美国人在住房上的不公平处境和受歧视状况。这一方面是由于很多白人仍坚持居住在同质性的社区，一旦有一定数量的非洲裔美国人迁入，他们便会选择搬离该社区，或者是在地方政府打算在白人聚居区为有色族裔修建类似保障房的房地产项目时，白人群体会对政府施加强大压力，阻止项目实施。2015年发生在休斯敦市的“山景街项目”争端，便是很好的例证。休斯敦房管局本打算在一处休斯敦富人区附近推动一个旨在面向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房项目，结果遭到该地区白人的强烈反对，他们以建设保障房可能造成该社区学校过分拥挤为由，通过集会抗议、建立网站等多种方式进行造势，向各级政府表达不满，硬生生地搅黄了该项目。9
另一方面，住房贷款机构的隐性歧视政策也造成居住隔离。住房贷款机构对非洲裔美国人的财政能力和财政信誉信任程度不够，对其住房贷款申请审核更严。10这样的隐形歧视造成了“事实上的隔离”，在美国造成“巧克力的城市、香草色的郊区”的隔离居住模式。很多非洲裔美国人聚居的中心城市破败不堪，富有的白人阶层则越来越向更宜居的远郊区迁移。2017年在美国出版、2019年被译成中文的著作《法律的颜色：一段被遗忘的美国政府种族隔离史》11对此进行了很好的描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看看。
美国的种族隔离和种族对立长期持续，还有深刻的政治性原因。这源于过去几十年来一些美国政客为谋取特定群体的政治支持而对种族议题进行的反复操弄。由于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搞过了头，很多人都不高兴，这种情绪必然会被某些政治家利用。于是，他们就在不公然违背“政治正确”的同时，试图操弄种族主义议题来积累政治资本。这种政治操弄最开始是通过所谓“狗哨政治”的方式推进的。什么是“狗哨政治”？形象点儿说，就是那些想要谋求上位的政治家，运用某种只有特定人群听得懂也愿意听的种族主义暗语，就像用一般人听不见、唯有狗才能听见的超声波，博取特定人群的政治支持。12比如，他们强调“州权”，实际上是说联邦政府在民权方面操的心太多、手伸得太长了；他们说“法律与秩序”，实际上是说搞社会运动的那些非洲裔美国人太无法无天，该管管他们了；他们说要发动一场“反毒品战争”，局内人一听就知道，打击重点就是那些贩毒吸毒的非洲裔美国人。过去几十年来，不仅尼克松、里根、老布什这些共和党人是操弄“狗哨政治”的高手，而且连克林顿这样的民主党人也会偶尔搞一下。
到特朗普时代，“狗哨”被抛在一旁，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咒骂。特朗普为了争取南方白人群体的政治拥护，不仅随意咒骂来自墨西哥的西班牙裔移民都是“小偷”“流氓”“强奸犯”，甚至公然羞辱国会中的有色族裔议员。无论是对当时已身患重病的资深民主党众议员伊莱贾·卡明斯，还是对被称为“小分队”的四位年轻有色族裔民主党众议员，特朗普对他们的批评都是毫无口德的。不仅美国有色族裔的敏感神经遭到暴虐，而且美国最基本的“政治正确”也被特朗普踏得粉碎。这种情况是几十年未见的，也是极不寻常的，对美国政治与社会的影响也必将是极其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