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导国因何衰败

主导国陷入衰败的根本原因是：此前曾经助推其兴起的理念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以及模式创新，其红利释放干净，并造成大量沉淀，增加了变革成本；或者原有创新中的“缺陷”逐步变大，从次要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引发治理效率降低与合法性赤字；或者这种创新被“过度使用”了，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综合观察荷兰和英国的衰败历程，可以总结出至少五个具体的方面。

一是技术相对落后导致生产效率降低，陷入设备“维护”还是“替换”的两难。以英国为例。英国由于是首个实现工业革命的国家，机械化程度并不甚高，纺织工业所占比重大。而且，主导阶段的英国，国内设备和整个产业体系已经相对成熟，并且沉淀了大量前期资本投入，受到固定资本的束缚。尤其是英国国内煤炭资源丰富且价格低廉，对煤炭和蒸汽机产生了很强的依赖。这种情况下，要让英国改弦更张，放弃以蒸汽机为主要动力的全套生产体系，转而采用更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生产工艺，英国必是很不情愿的。19世纪末，英国国内工业部门也曾出现一些技术创新，但总体看，创新力度不够，创新成果运用不广，旧企业所占比重依然较大，英国注定无法搭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快车，经济优势逐步丧失。19世纪70—80年代，美国、法国、德国等国相继建立本国的机器制造业，并能生产和出口一些重要工业品，而英国在电机、内燃机、化学工业等新工业领域越来越落后于其他工业国。35

熟练工人的匮乏也是导致英国生产效率降低的因素。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熟练技术工人大多来自此前的手工工匠，并通过师徒关系向下一代传播技能。这种“师父带徒弟”的方式其实是很落后的，其技术的传播规模也注定是很小的——师父不可能一下子带出很多徒弟；师父为了防止自己失业，还可能对徒弟“留一手”，导致职业技能一代不如一代；并且，这种技能传承的“失传”风险也是很大的。英国没有像作为后发国家的德国那样重视职业教育，建立系统化的产业工人教培体系，培育大规模的产业工人队伍。这些因素，加之熟练工人的外流和偏远地区不熟练工人的输入，导致英国的产业工人团体在经历了2～3代人之后便衰落了。

类似的情况在荷兰身上也有发生。相比英国，荷兰国内生产的技术含量更低，更缺乏技术垄断性，很容易被复制、被转移和被超越，其赚取高额利润的持续时间更短，面临的国外竞争和产业工人流失压力更大。36

二是利益集团阻挠制度变革，陷入“分权”还是“集权”的两难。以荷兰为例。荷兰在“民主化”方面的先行先试及其政治制度上的“分权”设计，一度是荷兰的优势所在，为资本家自由地借助国家之力、竞相追逐财富铺平了道路。但是，在荷兰成为众目睽睽的主导国之后，客观上需要荷兰顺势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并为维持国际主导地位而加强对国际战略的精心运筹。这要求荷兰必须改变以往的分权体制，转向更加强大的政府功能和更加集权的制度设计。也就是说，荷兰必须建立与其现代经济形态和国际主导地位相适应的现代政治形态。可是，荷兰没能做到这一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缺了政治现代化这一大块。奉行重商主义的荷兰，内在地反对君主制或强大的中央政府。1651年，荷兰在海牙召集各省的议会代表，废除了“执政”，转而施行“联省共和制”。自此，荷兰进入“无执政时代”，实际上是由“联邦制”蜕变为“邦联制”——这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倒退。在多位“摄政”的共同领导下，荷兰变得没有远见，缺乏共识与合力，盲目固守现状，只注重追求短期利益。联省议会各行其是，在税收问题上相互牵制，谁也不想多交税，结果是个人腰包鼓鼓的，国库却空空的，荷兰的国防建设越发羸弱，在对外竞争中无法形成举国合力。正是因为没有强有力的国内领导核心集团，荷兰的海外扩张逐步迷失了方向，失去了势头，也没能搭上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快车。直至今日，由于政治上的过于分权和松散，荷兰社会仍然存在着所谓的“柱化”现象——天主教徒、新教徒、社会党人、自由党人分为泾渭分明的社会集团，老死不相往来。37

在英国，体制上的权力集中比荷兰强，但旨在增强政治合法性而做的民主化努力，客观上形成了分权的效果。并且，政府规模的扩大和制度规定的繁复，滋生出了“官僚主义”现象。强大的既得利益者满足于现有制度安排，利用民主化的制度安排提供的机会，成为阻挠制度进一步优化调整的“分利集团”。尤其是英国工会成为特殊的利益集团，游说能力和政治影响力很强，成为阻挠制度变革的重要因素。

三是对外关系模式的弊端不断显现，陷入“进”“退”失据的两难。荷兰奉行重商主义的对外关系，只看重可见的商品贸易为自己带来的短期收益，因而对荒芜而寒冷的北美、炎热而落后的非洲都缺乏必要的兴趣，只认可“香料群岛”的商业价值。这导致荷兰毫无疑问地失去了确立更为长久的“殖民资本主义”的良机（荷兰的人口稀少，无法组织国内人口参与大规模对外殖民，这也是重要原因）。除了“香料群岛”，荷兰还对加勒比群岛和南美的巴西有兴趣，因为这些地方同样物产丰饶。可是，荷兰的重商主义粗暴行径，无论是其在亚洲运营的东印度公司还是在拉丁美洲运营的西印度公司，都遭遇强烈抵制和反抗。随着海外收入的减少，荷兰的重商主义对外关系模式陷入食之无肉、弃之可惜的尴尬境地，只能无奈地顺势转入了金融化阶段，成为单纯的“食利者”。与荷兰相比，英国的“殖民资本主义”模式尽管更具稳定性、综合性和长远性，但其本质仍然是对殖民地的剥削压迫和不平等的财富转移，或迟或早还是要遭遇强烈反对的。

四是社会文化的保守与“堕落”，在“奢”与“俭”之间面临艰难选择。在荷兰，由理念创新带来的对人的尊重、对人性的解放和对世俗生活的认可，随着社会财富的大量聚集和日益“金融化”，竟然蜕变为对人的欲望的放纵。曾经的节俭美德让位于“炫耀式消费”，消费主义的社会文化泛起，奢靡之风盛行，特权阶层随之增多，贫富分化越发严重。人们开始崇尚获取贵族式的社会地位。在阿姆斯特丹，人们将他们的资金从商业活动中抽出，转而投向豪华的地产建筑。38在英国，在主导阶段的后期，社会文化也发生变化。如果说荷兰的社会文化是把曾经的理念创新发挥得过了头，在英国发生的状况则是社会理念向前现代时期的明显回潮。由于人们对“日不落帝国”的现状比较满意，社会上产生了保守主义的强大思潮。这种保守主义的思想，是通过对前工业社会时期的封建文化的追捧表达出来的。前工业化时期带有明显封建特征（因为此前英国的农业经济比较发达）的门第观念、等级制度、守成思想越来越流行。与荷兰一样，人们也开始利用自己的财富去追求贵族式的社会地位。这种社会文化风气抑制了社会创新和变革，阻碍了拔尖人物的出现。39

五是在与后发国家的关系上陷入“继续交往”与“脱钩”的两难。全球化给后发国家提供了机会。主导型国家以自身威慑力把控世界安全形势，力主推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和对外投资，并不由自主地推动了自身技术创新、模式创新、理念创新和制度创新成果在全球更大范围的扩散。其结果是：不仅提供了对后发国家而言至为重要的和平环境，而且为后发国家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先进理念、经验、技术和资本，从而不可避免地帮助后发国家增强了产品竞争力和国家整体实力。这必然反过来对主导型国家构成强有力的竞争。主导国既需要与后发国家继续交往以获得高额利润，又时不时地萌生出断绝与后发国家来往以遏制其发展势头的冲动，因此陷入一种很苦恼、很纠结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