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的升级与扩散

世界危机的形成有一个从小到大、从一国到多国、从多国到世界以及从量变到质变的升级过程。即便到世界危机阶段之后，其上演过程也并非只有简单的一幕，而是由一连串大大小小和各种形态的危机组成的。世界危机总有一个从“国内危机”到“国际危机”、从“国际危机”到“世界危机”以及从“预警性的世界危机”到“终结性的世界危机”的升级过程。

世界危机形成的最初阶段是国内危机，尤其是主导国内部因资本积累过剩而导致的生产过剩危机。这种危机会造成短期的产品滞销和利润下降，但我们从后来人的角度可以轻松地讲一句，这种危机其实并不碍事。因为在此阶段的主导国还有很大的腾挪空间，既有能力在现有技术体系之下继续做出改进，压缩成本、提高效率，也有能力运用自己的国际主导权，强迫其他国家开放市场，为主导国的产品寻找更多销路。因此，此时的国内危机尽管频繁爆发并具有一定的破坏性，但其对强化主导国的优势反而是有利的，这就是很多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创造性破坏”。资本家可以通过自我修正和对外扩张，将“危”化作“机”。

国内经济危机会很快升级为国际经济危机，而且卷入国家不断增多，以至最终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深受其害，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危机。主导国对国内危机的解决方式并非都是创造性的，其在国内的技术创新是创造性的，是将自己的“危”化为自己的“机”，而其对外拓展世界市场的行为，实则抢夺了其他国家的市场份额，挤压了其他国家尤其是后发大国的工业发展空间，是将自己的“危”转化成别人的“危”。这种挤压效应，加上其他后发大国逐步也出现资本积累过剩，会造成后发大国也爆发国内危机。而且，由于信心严重不足、价格剧烈波动等原因，各国内部的危机通常会在主要大国之间相互传导，形成国际性的经济危机。陷入危机的国家会循着主导国的以往套路，在加强国内技术改进的同时，加紧抢占更大的世界市场份额，一起把生产过剩的“大饼”摊向更外围的国家，把更多国家强行拉入国际体系并加大对其剥削。当这种“摊大饼”过程进入极限状态，既无法继续扩展国际体系，也无法从现有体系中“榨”出更大的倾销空间和投资领域时，就轮到世界危机登场了。

世界危机分为两个阶段：先是“预警性的世界危机”，后是“终结性的世界危机”。这一观点亦源自阿瑞基《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一书的精彩论述，阿瑞基分别将其称为“信号危机”和“临终危机”。

所谓“预警性的世界危机”，它发生在这样一个重大历史转折时刻，即主导国“对剩余资本重新投资于世界经济的物质扩张之中能否继续获利做出了否定的判断，同时对通过更加专门从事巨额融资能否在时间和空间上延长它的领导和主导地位做出了肯定的判断”。6由此，在“预警性的世界危机”发生后，主导国正式放弃通过技术革新谋求更多利润的道路，无奈而又充满憧憬地走上“金融化”道路，开始充当不劳而获的“食利者”角色。“预警性的世界危机”，有时会有一个标志性事件，但更多的时候表现为一段持续较长且难以摆脱的痛苦期。“预警性的世界危机”后的一两代人时间里，世界规模的危机会更频繁地爆发，它既是主导国的运势由盛转衰的“警示灯”，又是主导国在衰败之路上加速前进的“助推器”。“金融化”道路短期内会给主导国带来资本加速积累和加速集中，但它实则是“秋天的迹象”，尾随而至的必是严酷的寒冬。这个严酷的寒冬，便是“终结性的世界危机”。“终结性的世界危机”常常会持续一两代人的时间，在此期间，一连串的危机不仅更频繁，而且更猛烈。在世界危机的反复冲刷下，一个旧的积累周期结束了，一个新的积累周期登场了。

危机升级的过程，也是危机扩散的过程。尤其是到了世界危机阶段，危机的扩散范围更为广泛，其效果更为明显。危机扩散的基本原理有二。

其一是过度积累的病灶在主导国和主要后发大国之间相互“传染”。就像人传人的传染病一样，危机可以“国传国”。在过去几百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资本的国际流动是不受限制的。各国既无法也不能对资本的活动进行限制，因为现代国家的本质特征就是开放性，一旦动了对资本进行管制的念头，就相当于杀了能下蛋的鹅，会极大地损害本国的国际信誉，使今后的融资活动变得极为困难。而且，由于国际经济体系的相互连通性，资本的国际流动极为便利。这种形势会造成资本过剩的“病症”在各主要大国之间普遍“传染”，因为资本会竞相寻找能够获得更高回报的地方，使资本回报率在各国之间达到一种相对均衡状态。一旦哪里的资本回报率更高，更多资本就会蜂拥而至，加剧那里的资本过剩并降低回报率。

其二是危机从经济向政治、社会和外交领域的“蔓延”。过度积累的资本从来不会均匀散布在社会各阶层，而是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形成日益集中的垄断。资本的过度积累（即过剩）和过度集中（即垄断）也是一对孪生兄弟。资本集中的好处是巨额资本的拥有者可以搞出更大的事情，坏处是这会挤压广大中小业者的生存空间。这意味着，少数垄断企业的盈利性增加了，社会整体的经济盈利性却下降了。一旦危机到来，广大中小业者便困境加剧、纷纷破产。随着资本主义金融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政治、社会和外交领域的危机还会反过来作用于金融领域，在“金融加速器”的作用下进一步加剧危机。7同时，越发集中的资本会产生更强的政治企图，那就是调动更多国家资源和国家权力为己所用。政府不仅难以抵制强大的资本游说和渗透，而且有时甚至愿意与资本力量更深度结合以实现自身政治意志。过于紧密的政商关系，意味着政府放弃了在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之间的中立立场。

和平繁荣时期，日子相对好过，政府的“偏袒”立场尚不至招来普遍反对；危机来临之时，如果政府动用大规模财政资源优先救助大型企业而较少关注社会福利，则必然削弱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和社会稳定性；如果政府优先关注国内事务甚至选择矛盾转移和祸水外引，则必然还会削弱政府施政的内外统筹性。也就是说，当世界危机爆发时，在各国内部尤其是主导国内部，经济盈利性下降、政治合法性下降、社会稳定性下降与内外统筹性下降等几方面异常状况，往往是叠加共振的，即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社会危机、外交危机之间是相互传导的——这种日子是很难过的，在内常常是顾此失彼、鸡飞狗跳，对外则面目狰狞、示强斗狠。此时的状况通常意味着，“终结性的世界危机”就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