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国的前途命运
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已经瓦解。这时，“世界经济处于这样一种状态：边缘经济不再与中心经济相联结”；“世界经济生活与欧洲原来的大都市司令部脱离联系，司令部本身也不再成为组织经济的中心”；“英国的政策和其他国家的政策一样，也只能接受世界经济的解体而无能为力”。7然而，世界历史不会因英国主导的国际殖民体系的瓦解而停止前进的脚步。英国殖民体系的瓦解，恰恰说明它已无法推动世界历史和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演进。在旧体系的土崩瓦解中，更加先进的国际体系必然在悄然酝酿。这是世界现代化演进的客观规律，也是寻求现代化或更高程度现代化的世界各国的主观需要。在当时的条件下，“边缘经济没有中心经济无法存在，没有边缘经济的中心经济同样不能存在”。8这时，需要出现新的主导型国家，再次把世界经济的各个部分结合成有机整体，开启新一轮全球化。这便是二战后期尚未“正式加冕”却已“众望所归”的新主导国（美国）的任务了。
在与德国、日本、俄国（苏联）等一系列后发国家的竞争中，美国是各方面条件最有利、机缘凑得最足的后发国家。美国成为新主导国，乃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促成的。
与其他后发国家相比，美国的地理条件可谓优越至极。在这块通过不断扩张形成的国土之上，适当的纬度保证了气温的舒适与耕作的便利；大面积肥沃而平坦的土地、丰饶的森林资源和水资源、丰富的地下矿藏，为国家兴起提供了充沛廉价的生产资料。由于远离欧洲并有大西洋相隔，在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中，美国处于边缘地带，美国的海外安全成本长期较低，得以在国家弱小阶段有效维护国家安全。陆海兼备的地缘特性，还让美国形成了比荷兰和英国更为平衡的战略文化。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历史性因素的作用也是总体正面的。“新大陆”的身份以及欧洲人在此的殖民，使得美国这块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人与欧洲保持了必要的历史传承关系，并较少地受到欧洲历史遗产的羁绊。美国城市与村庄的命名，美国政治制度的设计，美国各类人群的长相与生活方式，都能显示出美国与欧洲以及其他地方的历史联系。由于“新大陆”的广袤，人们又可以不受约束地自由行动，200多年里的美国社会因此充满活力。
规模方面，美国的资质也堪称优越。20世纪初，在美国即将接过主导国的接力棒之前，美国的人口规模已接近1亿，比英国多一倍，国土规模自不待言，经济规模也已稳坐全球头把交椅。
作为后发国家，美国的重大创新能力和相应的策略运用也堪称得当。不仅从欧洲的理念创新中受益，而且勇于探索制度创新，开辟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形成现代国家的第一部成形宪法；勇于探索技术创新，引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勇于探索对外关系的模式创新，以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削弱殖民资本主义的根基。由于美英之间的特殊渊源，美国在模仿英国的改革经验方面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从18世纪开始到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在政党政治发展与文官制度改革等多个方面，美国均从英国那里汲取改革的灵感。同时，美国也与其他后发国家一样注重加强对国内市场和工业体系的保护与扶持，没有对英国完全敞开怀抱。美国在“搭车”“超越”“竞争”方面也做得不错，对此前文也略有提及。
所以，从北美殖民地到独立建国，从建章立制到不断完善，从西进运动到南北战争，从学习模仿到引领创新，从控制拉丁美洲到涉足亚洲，美国作为后发国家的兴起，逐渐凑足了各方面机缘。待到英国这个国际体系的主导国内外交困、筋疲力尽之际，美国便当之无愧地接过了主导国的接力棒。
关于美国何时确立主导国的地位，似乎还有待澄清。到底是二战刚一结束，美国就成了新主导国，还是在彻底击垮苏联之后，才算是主导国实至名归了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最好的方法是回顾历史。历史上主导国的兴起、主导和衰败，以及主导国之间的权力转移，本就没有精确的分期，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在微观层面充满了波折反复和相互矛盾。荷兰是在与西班牙的战争中逐步扩大优势并夯实主导地位的，英国也是在与法国的百年竞争中逐步扩大优势并夯实主导地位的。至战争结束，荷兰的主导地位已到达顶峰，而英法战争之后，英国的主导地位又有进一步上升。
同理，美国在二战未结束之时就已经在为如何行使主导权而谋篇布局，战后的一系列国际体系安排，其实已经表明美国的优势地位和主导国身份。只不过这一时期美国的主导权尚未巩固，仍需要与英国、苏联和其他大国商量着办。因此，二战结束后美国对苏冷战的开启，既可以被视作美国与苏联继续争夺主导权，也可以被视为对英国和欧洲特殊地位的剥夺，更可以被视为美国为维护和扩大主导国地位的一种手段。直至冷战结束、苏联解体，美国的主导国地位便是无出其右了。
更有趣的问题来了。既然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之后，美国确立了无出其右的主导国地位，那么此后的美国是像荷兰那样很快进入拐点、从鼎盛状态跌落，还是像英国那样继续扩大主导优势、长期维持主导国地位呢？
按理说，规模在这里会起到重要作用。无论是国土规模、人口规模、经济规模，还是美国在前人基础上引领开创的这套国际体系的规模，美国的规模性特征都远超过当年的荷兰和英国，而且美国引领的这一轮全球化，其范围和深度也远超以往，美国在与外部世界的大开大合的交换中获得了比之前的主导国多得多的优势、特权和不对等利益。就此而言，美国似乎更有条件去开创一个比英国的主导时间更长的周期。这或许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说“美国要继续领导世界100年”的底气所在吧。
但不要忘了，起作用的还有其他因素。世界现代化进程向前演进、现代国家形态向前演进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多个因素在共同起作用，因为这是一个普遍联系的世界生态系统。主导国兴衰的历史规律，绝不是某个单一因素决定的。
如果拓展考察的视野，考虑到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那么人们完全有理由担心美式资本主义到底还能走多远。史无前例的金融化催生出怪物一般的“国际超级垄断资本主义”，造成国际经济体系严重失衡，美式资本主义接下来会走向何方？如果考虑到凡事有利必有弊、利大弊也大，人们还有理由担心：比以往更大规模的大开大合的交换，美国自身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不是受得了？美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失衡会不会很快出现？如果考虑到世界生态系统的危机型特征，人们也一定难以否认，一旦当前的国际体系陷入失衡，由此导致的危机也将是史无前例的几百年未有之巨变。这种危机将更猛烈地冲刷主导国的根基。如果我们既重视客观因素也重视主观因素，大概也会同意，主导国的战略选择和行为方式乃是影响其主导时间长短的重要因素。若是小心谨慎、自我克制、励精图治，可能会让主导国的命运长久些；若是不走正道、颐指气使、涸泽而渔，主导国的衰败无疑会大大加速。尤其是人们还不能忽视主导国内部存在的某些内在缺陷或短板，这些缺陷和短板就像人体天生的“基因缺陷”一样，早已内在地蕴含于这个国家的形成与兴起过程之中，并将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发作。这些缺陷和短板也可能加快主导国衰败的节奏。
过去30年中，人们既见证过苏联解体后美国“一超独大”，全球范围内美式全球化快速推进，美国在对外军事行动中占据绝对优势，其他大国忍气吞声，也见证过“9·11”事件打疼美国，美国借机对外扩张，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同时推进两场战争，扩大对南亚和中东的渗透改造。人们还见证过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国内惊恐万状，“礼贤下士”地请求二十国集团的其他大国施以援手，并承诺与其他大国更多分享国际机制领导权；人们更见证过金融危机之后的美国虽然在股市和其他各项经济指标上表现亮眼，但国内贫富分化越来越大，民粹情绪空前高涨，社会也越来越撕裂，政治极化和政治斗争正史无前例地发展。这难道不是政治合法性、社会稳定性出了问题吗？特朗普政府执政之后打出“美国优先”口号，推出各项保护主义政策，做出各种自我封闭的举动，否认或撤回此前的各种国际义务，世界各国对美国的信誉产生广泛质疑。这难道不也像历史上某段时期的翻版吗？
因此，站在当前这一特殊历史方位，用过去500年世界现代化进程提供的历史案例与历史规律，对未来几十年美国的前途命运进行展望，可谓正当其时。美国到底是像当年的英国那样，在击败竞争对手法国之后继续扩大和长期延续主导地位，还是像当年的荷兰那样，在进入鼎盛阶段之后便快速地由盛转衰呢？这一问题将在基于过去500年经验的历史对比与规律运用中获得比较确信的回答。这便是本书要集中攻坚的任务。
在接下来的各章中，本书将依据前文所述的历史规律和各项指标，从经济、政治与社会以及危机总爆发等方面对美国的当前状况和未来运势进行分析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