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极化、社会分化与“美国优先”
让我们再来看看金融危机之后的美国政治与社会矛盾。
从奥巴马政府上台开始，美国的政治斗争迅速升级，呈现出高度的政治极化特征，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执政效率和政治合法性快速消退。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大政党之间针锋相对，缺少共同的哲学理念，民主体制之下必需的妥协合作精神与长远理性头脑成为稀缺品，两党在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上出现根本立场分歧，奥巴马执政后期只能依靠行政命令来施政，无法争取到来自国会的任何跨党支持；两党内部的意识形态极端化和同质化倾向也不断增长，少数极端思潮对党内其他成员构成巨大的“政治正确”压力。相应地，总统选举中出现红州与蓝州泾渭分明的局面，总统选举结果并非总是取决于全美范围内的民意向背，而是经常取决于少数摇摆州选民的利益诉求和情感倾向。虽然政治竞争是美国的常态，但人们绝对可以说，这种政治与社会矛盾已经到了极不健康的程度。
在特朗普时代，美国的政治极化朝着更严重的方向发展。
2016年大选期间，特朗普的基本策略是发表大量极端言论，争取和调动与他有着类似想法的极端选民，为此不在意甚至故意激怒其他选民。他公然鼓吹民族主义，毫不掩饰对移民的厌恶，以低俗的语言诋毁墨西哥和来自墨西哥的移民，公然煽动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14他的当选既是美国政治极化和社会分化的产物，又是进一步加剧极化和分化的催化剂。上台后，他不仅没有采取措施弥合由其过激言论造成的社会分裂，反而把当选的第一天就作为4年后竞选连任的起跑线，继续煽动愤怒、对抗和分裂情绪。《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主流媒体对特朗普口诛笔伐、毫不留情，特朗普则不顾总统之尊不时反唇相讥。对国会的民主党人，特朗普也毫不留情。为巩固其选民基本盘和捍卫其自身的移民政策，挑动民主党不同代际相互争斗，特朗普甚至公然发布推文，冒天下之大不韪，对被称为“小分队”的几位民主党有色族裔女议员发动人身攻击，挑动全社会的种族主义情绪，说她们是“外国人”，应该赶紧离开美国，回到她们“支离破碎”“罪犯横行”的祖国去。
特朗普任内的政治恶斗不仅发生在他与民主党之间，以及他与自由派媒体之间，而且在他领导的行政部门内部以及他的白宫团队内部也处处弥漫着战斗氛围。特朗普总感觉体制内部有一大批被称为“深暗势力”的人在暗中捣鬼并阴谋加害于他。他认为这些人隐藏于军队、情报和司法等强力部门内部，甚至白宫之内也有深暗势力的同情者和同路人，必须进行“政治整肃”。15特朗普就像是一位“战时总统”，只不过他的战场不在伊拉克或阿富汗，而是在他自己领导的国家内部。在美国历史上恐怕还从来没有哪位总统如此煽动自己的国民相互仇视和对立，把个人前途建立在国家的分裂之上。16从克林顿、小布什到奥巴马的每一任美国总统，尽管当他们卸任时美国都变得比以往更加分裂，但他们作为美国总统仍致力于推动国家团结，而特朗普则在从竞选到任职的所有时段都在煽动和利用国家的愤怒与分裂。
正因为特朗普刻意制造国家分裂，从未有跨党合作的诚意，所以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第一天起，民主党人就开始琢磨着怎么把他搞下去。在特朗普正式就职前，就有民主党人在国会提出议案，要求特朗普退出任何有可能存在利益冲突的投资，否则将触发宪法规定的弹劾总统的条件。特朗普从执政第一天起，就开始面对“通俄门”“通乌门”“艳星门”“逃税门”等各种丑闻和相关调查，每一项调查的目的都是希望找到特朗普不胜任美国总统的证据。弹劾乃是美国政治中的“核选项”，万不得已时才被使用。大多数时候，即便总统有错也往往“有罪不弹劾”，而在特朗普时代，民主党人不顾巨大的政治代价执意弹劾特朗普，足见美国政治矛盾之尖锐。
作为政治矛盾的结果，美国社会的“左”“右”之争更加激烈，“极左”和“极右”思潮获得更多民意支持，跨党合作所依靠的社会思想共识解体了。代表右翼思潮的“茶党运动”从2009年奥巴马上台之后开始兴起，其势头一直延续到特朗普当选。从其对政府规模、财政预算、税收水平、福利保障、移民等方面的政策主张看，他们留恋的是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美国，他们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支持者，他们强烈反对奥巴马重走“新政”路线以及其隐含的“社会主义”倾向，希望能回到过去，重温“美好时刻”。特朗普当选后，代表着更极端保守势力的斯蒂芬·班农成了“国师”，成为美国右翼民粹思潮的新精神领袖。左翼民粹思潮则从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开始酝酿。“我们是99%”的口号，意味着这一社会思潮代表了美国中下层弱势群体的普遍不满。2016年以来兴起的“桑德斯现象”，是左翼民粹思潮的更新升级版。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伯尼·桑德斯鲜明地提出“民主社会主义”口号，获得广大青年群体的热烈支持，令极端右翼派人士既愤怒又惊恐。
美国社会内部的“黑”“白”矛盾也被搅动起来。共和党人成功地在美国煽动起新一轮“白人至上运动”，原本就很脆弱的美国社会变得更加撕裂。奥巴马任内，共和党人为打翻身仗，不断挑动南方白人的种族主义情绪，宣称奥巴马用白人的纳税去救助那些慵懒的黑色和棕色移民，誓言要将“黑人总统”逐出白宫。一定程度上，共和党人的竞选策略取得了“成功”，“老白男”的愤怒情绪被调动起来，他们后来成为特朗普的“死忠粉”。特朗普的成功当选让这些人有了进一步发泄的机会。在特朗普当选后的仅仅10天内（2016年11月8—18日），就发生了867起针对少数族裔的暴力伤害事件。2017年8月，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镇发生的种族主义流血事件，是一起精心策划、有组织的“白人至上运动”，充斥着暴力和纳粹的标志，令全美和全世界震惊。特朗普总统对这一事件态度暧昧，表态闪烁。17这一事件在全美引发连锁反应，美国的非洲裔群体掀起声势浩大的“黑人的命也是命”的反抗运动。由于总统带头搞种族歧视，美国的种族矛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很容易想象。鉴于这一问题的极度敏感性，未来无论谁是美国总统，要修复这一社会创伤也必然是极难的。
政治极化演变为突破底线的政治恶斗，社会分化演变为破坏稳定的严重对立，这极大恶化了政府的执政环境。受此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质量出现明星下降。这正是在“终结性的世界危机”阶段主导国国内政治的另一重要特征。
奥巴马在其任内初期，尚能表现出跨党合作的气度，将作为共和党人的罗伯特·盖茨继续留任国防部长；到特朗普任内，白宫的运作完全陷入了高度的“同质性思维”和“小圈子决策”，别说容不下民主党人，就连一般的共和党人都接纳不了，体制内外的任何不同意见都被统统当作对特朗普个人权威的冒犯和执政地位的威胁。前国防部长马蒂斯、前国务卿蒂勒森、前司法部长塞申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等相对传统的共和党高官，很快就因为与特朗普政见不合和对特朗普不够尊敬，或者愤然挂冠而去，或者在遭公开羞辱后被炒鱿鱼，取而代之成为主要辅政者的是蓬佩奥、埃斯珀、巴尔、纳瓦罗、库德洛、彭斯等人，虽然他们内心深处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他们都对特朗普表现得毕恭毕敬、极度忠诚，甚至无原则地阿谀奉承和吹捧特朗普的执政成就，任凭特朗普在一系列重大政策上率性而为，完全凭着个人的主观好恶去任意地拨弄国家发展的舵盘，甚至还进一步向更偏狭、更极端的方向推动。特朗普的女儿和女婿等家族成员对国家决策的深度卷入，又模糊了公共事务和私人利益之间的界限，让人感觉特朗普政府在堂而皇之地搞“家族政治”——这更是有违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规律，有违美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治传统。至少在表面上，从特朗普政府那里，人们已经绝对找不到一个国际体系主导国理应具有的兼收并蓄、中正平和、冷静谨慎的品质。如果有人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很多言论和决策近乎疯狂，估计不会有很多人表示反对。
在美国国会，立法活动的严肃性也遭到严重削弱。在内政议题上，立法投票几乎完全以党派划线，以维护本选区的既得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对如何维护国家的长远与整体利益缺乏负责任的思考和谋划；在涉华、涉俄等对外问题上，更是缺乏立法者应有的审慎。他们中的一些人，为彰显自己的“政治正确”和“政治先进”，或者希望自己在党内代际交替时期能够脱颖而出，常常提出一些“博眼球”的极端提案。在浓重的意识形态偏见的笼罩下，对于涉华、涉俄等重大外交问题，整个国会常常省略必要的辩论，以无异议的呼声表决方式，图一时痛快，显表面团结，草率地通过一些关乎美国对外战略全局和美国国际形象与国际地位的对抗性立法。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国会制定的法律，相当于给美国整个国家机器确定了方向，会对国家的命运形成重大影响，一旦方向跑偏，必然误国误民，造成难以弥补的颠覆性错误。
决策质量下降的更重要体现，是特朗普政府提出的“美国优先”口号。每个国家都将维护自身利益作为优先考虑和行动准绳，这本来无可厚非，自己心中有数就可以了。作为国际体系主导国的美国，公然将这一口号挂在嘴边，在大庭广众之下不厌其烦地宣誓，既没有必要，又适得其反。特朗普政府提出这一口号，显然是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其在取悦国内“死忠粉”“脑残粉”的同时，不得不以牺牲国家的内外政策统筹性为巨大代价。“禁穆”（限制一些伊斯兰国家公民入境）、“修墙”（在美墨边境修建边境墙）、“毁约”（就各类国际经济条约进行重新谈判）、“退群”（退出或威胁退出一些不合心意的国际组织）、“加税”（对自他国进口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脱钩”（切断与一些后发国家的联系）、“长臂管辖”（以国内法约束他国行为）、“制裁”和“滥诉”等，在国际社会都是极不得人心的。
对高处不胜寒的国际体系主导国来说，这些做法完全失掉了主导国该有的样子，是自毁长城的选择，是极度不自信的表现。其本质是主导国的自我封闭和战略收缩，必然进一步加剧美国自身危机和整个世界的复杂连锁反应。主导国兴衰的客观规律和世界危机的基本规律告诉我们，在“美好时刻”的悠扬乐声终了之后，主导国内部竟然如此折腾，迎接它的必将是天寒地冻、朔风凛冽的漫长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