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衡”与“危机”
在上述五方面原因的共同作用下，主导国的地位必然要不保了。这突出表现为多方面的“失衡”与“危机”。“失衡”包括主导国的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失衡、财政状况的失衡（即国家治理体系的失衡），以及国际体系的失衡。“危机”包括主导国和其他国家内部日益频繁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以及爆发于大国之间的国际安全危机（通常是战争）。失衡与危机，是主导国陷入衰败的信号。各种类型的危机之间往往相互纠缠、相互激荡、螺旋升级，每一次危机都会进一步侵蚀主导国内部的经济盈利性、政治合法性、社会稳定性以及内外统筹性，加速主导国的衰败。
一是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失衡。主导国在鼎盛阶段进行大开大合的内外交换，尤其是在鼎盛阶段的后期逐步进入金融化，成为“食利者”，大量资本投于海外，逐步造成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从英国的情况看，在衰败阶段，这种失衡至少体现为三方面：一是农业部门的明显衰落，二是金融业的过度膨胀，三是传统工业部门受到冲击。
对英国农业部门的冲击，源于英国国内粮食供给的主动“外包”。农业曾经是英国国内的优势部门。在工业革命的背景下，鉴于农业生产成本较高且利润较低，鼎盛时期的英国按照区域比较优势的观点，在帝国内部实行了产业分工，决意将殖民地打造成自己的“粮仓”，正如2000多年前罗马帝国竭力把非洲作为自己的粮仓而容忍意大利半岛的农业衰落一样。英国这么做，除了利润率的考虑、压低国内粮食价格的考虑，还希望以这种方式加大英镑在殖民地和全球的推广使用，形成一个以英国为中心、以英镑为媒介的国际金融环流。1846年，英国废除了具有保护主义性质、旨在确保粮食价格和地主阶级收入的《谷物法》，北美和东欧的廉价农产品大量涌入，一时间食品价格明显降低，消费者得益，但国内农场的困境严重加剧。到一战前期，英国的粮食自给率已经非常低了，大量的进口导致英国出现了“可怕”的贸易逆差。19世纪70年代初期，英国的贸易逆差为每年6000万英镑，1905—1909年则上升为每年1.5亿英镑，贸易逆差成为英国国家经济的长期特征。40农业的衰落，造成大面积农田荒芜、涉农就业岗位流失，更关键的是，它削弱了英国的粮食安全。一战和二战期间，粮价飞涨，且粮食供应得不到保障，英国饱尝农业外包的痛苦，不得不重新鼓励本国农业生产。41
金融业的快速膨胀，是主导国陷入衰败的重要特征之一。按照布罗代尔的观点，金融化的加速推进，对主导国而言，是大举收获的阶段，更是“秋天的迹象”。随之而来的，将是霸权衰败的严酷冬天。剩余资本的增加，是金融化得以加速的客观条件，是英国可以充当金融“食利者”的本钱。英国越是一个殖民大国，就有越多的资本输出和资本外流。短期内，英国靠着“食利者”的身份可以维持可观的收入来源。1871—1913年，英国的国外投资总额从大约8亿英镑上升到大约35亿英镑，主要投向了美国、阿根廷和巴西等国。国外投资的收益相当可观，足以帮助支付进口货物，不仅能弥补贸易差额，而且还剩余大笔资金继续用于国外投资。在处于繁荣顶峰的1913年，英国可用于国外新贷款的金额可能达到1.8亿或1.9亿英镑。42
金融化的快速膨胀，冲击了英国国内的传统工业部门。针对海外的投资活动助长了竞争对手的实力，增强了对手的生产能力，便利了对手的产业升级，吸引大量英国本土居民移居海外，同时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涌入英国市场，而英国国内工业部门却投资不足，英国本土的工业部门逐渐衰落。由于资本和人口大量外流，苏格兰和威尔士已经成为国内越来越落后的地区，苏格兰甚至成为供富人打猎的地方。传统的城市环境和生活方式让人越来越不舒服，带来了英国本土的空心化和衰落。43而且，由于食利者阶层的出现，收入分配也日趋失衡。富者愈富，穷者恒穷。富者反对用自己的财富去承担整个社会的运行责任，拒绝为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这无疑加剧了社会矛盾和社会撕裂。
二是财政状况的失衡。大家也许记得，在1997年由著名演员葛优主演的电影《甲方乙方》中，有一句很流行的台词——“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这句话很能说明主导国在其主导阶段的后期以及在衰败阶段的财政状况。在鼎盛阶段大开大合的内外交换之中，主导国有可观的海外收益，有能力既保证国内福利开支的扩大，也保证足够的军费，从而维持财政平衡。可是，随着国内福利开支的持续扩大（包括进口产品的大量增加）、海外成本的激增以及海外收益的相对减少，要保证财政平衡的难度就越来越大了。到底是把有限的财政资源投入国内，以保证政治合法性和社会稳定性，还是把它投到海外，以维系在国际体系中的既有地位和既得利益呢？这成为令衰落时期的主导国最头疼的问题。
以英国为例。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政府“崇尚节约”，倾向于把政府开支“保持在符合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程度”。尽管随着帝国版图的扩大和国民收入的增加，政府扩大开支既有必要也有可能，但行政机关的开支只是非常缓慢地增长，尽可能地降低公共开支已成为习惯，以便能够长期保持预算平衡。国家是“小心翼翼的花钱者，甚至成为有效的节省工具”。1887—1888年国家人均支出几乎依旧是1857年的水平，而国债的数字自克里米亚战争后到19世纪末几乎一直未中断地下降。44
好景不长。随着欧美列强竞争的加剧，英国依靠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获得的收益不断收窄，而英国维持其这一国际殖民体系所要付出的成本却增加了。一战中，英国以极大的代价获得胜利，这标志着英国海外成本的激增。一战期间，英国从美国进口了大量战争物资，这都是要以美元的形式予以偿还的。为此，英国不得不出售其一定数量的国外投资。由于需要外汇，以及一部分欠美国人的钱无法按期偿还，英国在一战后的对外投资量比战前减少了1/5～1/4。其他领域的投资收益也显著减少。这种成本收益比的变化与英国对外贸易逆差的长期存在，终于使英国的财政失衡进入了危险区。
由于英国主导的国际殖民体系已经风雨飘摇、时日不多，相应的全球治理机制早已无法运转，因此1929年爆发的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就有了某种必然性。英国无奈地彻底放弃金本位制和自由贸易体系，任由它主导创立的国际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几年之后，一战中失败的德国重新武装自己，以战争方式挑战强加于己的不公正安排，将英国拖入战争，这导致英国为维持本国国家安全所要耗费的安全成本进一步上升。到1938年，英国的军费开支已经占据其国民经济的大部分。45
荷兰的情形与英国类似。荷兰成为主导型国家，这意味着它同时成为地缘政治中心，成为其他欧洲大国觊觎的目标，荷兰的安全成本骤然上升。1680年之后，荷兰与法国交战，与英国交战，均大大消耗了荷兰的财力，重创了荷兰的贸易地位，挤压了荷兰的海外收益——因为荷兰的贸易活动必须依赖和平的国际环境。461713年《乌得勒支和约》结束了法国与荷兰的敌对战争，但荷兰此时已负债累累，战后外国提供的大量贷款不足以偿还国债。英国对荷兰商船和航道的滋扰，更让荷兰苦不堪言，被迫增加海军支出。
三是国际体系的失衡。在经济方面，国际自由贸易秩序被打破。原有的秩序是，英国从其他国家进口初级产品，并向其他国家出口高附加值产品，各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各居其位。如今，德国、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也都有能力生产更加先进、更高附加值的商品，国际贸易的流动方向出现重大变化。国际产能出现过剩，无论是高端产品还是低端产品，竞争都明显加剧，对世界市场的争夺更加激烈。在政治和安全上，大国之间的实力对比也发生变化，军事力量对比随之生变，19世纪初确立的以“欧洲协调”为核心的欧洲均势格局被打破，英国的国际信誉削弱，军事威慑力受到质疑。德国等后发国家急于改变现状，重新划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不断尝试挑战英国的主导地位。大国之间的合作势头消退，竞争氛围上升。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等曾经依附在英国周围的殖民地和自治领，随着自身实力的上升，以及本土认同感的形成，也不再唯英国马首是瞻。它们表面上还继续给英国面子，但对英国提出的政治要求越来越多，离心倾向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显露出来。